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上）

时间：2021-04-28 08:0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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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发动群众的指导性文件
　　与整风相比，反右派运动无论是发动还是展开，都显得十分顺利。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大多数党员干部前一时期感到受压、委屈，现在党中央终于站出来为他们撑腰了，于是个个奋勇当先，冲锋在前；一方面是广大的工农兵和基层群众被发动起来，他们不像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那样思前想后，顾虑重重，而是党指向哪里就坚决打到哪里，其激进程度甚至超出指导者预设的框架。
　　在反右运动开始前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705页]。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则集中到制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上，他连续起草了一系列文章和文件，还亲自动笔为《人民日报》修改一些文章，用以指导整个运动的方向。
　　就在反右号令下达的当天，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向各地党委交代了他所设想的运动进展时间表，“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加上组织反击，“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此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毛泽东还布置了斗争策略，如不让右派走出本单位，“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如“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劝告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等等，考虑得非常细致。毛泽东最后指出了开展这次运动的必要性：“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84至286页）。
　　两天之后，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关于反右斗争步骤和策略的指示，并要求用电报发出。这显然是他认为需要立即补充或进一步强调的内容：第一，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最重要的是“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第二，提前做好放假回乡的学生的工作，防止煽动农民，“此点甚重要，请即办”。第三，注意团结工商界人物，他们之间已经开始批判，“我们不要大搞”。第四，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一定要在这次运动中使他们“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502至504页）。这两个指示讲的都是具体的方法和策略，可以说是精心指导了。根据中共中央6月8日的指示，在22天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发表8篇反右派社论，平均不到3天1篇。这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反右运动开展一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已经不能满足于只在党内发文件、下指示了，他需要直接面对广大群众。毛一直对《人民日报》不满，反右方针确定后，6月7日毛泽东就提出让吴冷西接替邓拓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运动开展后，毛在6月13日又提出，《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内容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并于当天决定撤换邓拓（参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55至157页）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整风动员时毛泽东曾对党外办的报纸表示赞赏，并特别青睐《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事情发生变化”以后，一向重视舆论作用的毛泽东自然不会放过这两份异常活跃的党外报纸。6月10日《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短文《录以备考》，文章对比了几家报纸对于同一新闻稿在编排上的不同处理形式，指出新闻编排也有政治性，并对《文汇报》的做法提出批评。毛泽东立刻抓住此事，在《人民日报》转载姚的文章，同时发表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的语气比较缓和，但在一开始就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基本政治方向是资产阶级的，其表现就是利用“百家争鸣”的口号和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资产阶级观点而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08至510页）。这篇文章对于在新闻界开展反右斗争以及控制舆论阵地的指导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6月15日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揭露章伯钧、罗隆基同年4月曾在民盟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平行关系，民主党派也要参加决策工作，要在中央和地方搞“政治设计院”。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指示彭真查明该发言是否已经发表，“如已发表，请告诉新华社用新闻形式转发；如未发表，请商李井泉争取发表，然后新华社再发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15页；6月16日《四川日报》刊登了这一发言，6月18日《人民日报》转载时略有删节）反右斗争的策略之一就是特别注重利用民主党派内部的左派批判右派。事实证明，这个策略在运动中的确得到了充分运用。
　　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毛泽东在审阅清样稿时作了修改。毛改写和加写的文字有两段值得注意：一、在对右派“鸣放”“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一句中，加写了“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二、在谈到资产阶级右派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时，加写了“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19至520页）。前者意在指出，针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反右斗争，必须依靠工农大众；后者意在剥夺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资本，以便于在斗争中向他们算历史旧账。这两个方法在运动中也被广泛使用。
　　最初的反右派运动，是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行的。6月8日的中共党内指示，要求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人士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参见1957年6月8日至15日《人民日报》。6月中旬，在报纸上和各种会议上还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包括给共产党提意见），虽然越来越弱。到6月下旬，就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了，尤其是在公开场合。6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新的号令——《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在右派“开始溃退”的时候，“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我们务必在这场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粉碎已经暴露出的真正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共的右派的领导骨干，打断这个豺狼集团的脊骨”。“切记不要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姑息养奸”。在谈到划分右派时，《指示》虽然提出要“实事求是”，但强调的重点是“对于右派的数量，不要估计不足，划得太少”。“如果把右派划得过少，势必把一些坚决的阶级敌人当作好人。这是右的，也是危险的”。关于斗争的手段，中共中央提出，共产党员“可以少出面”，“在各民主党派内部和群众中，应该听任并且尽可能组织民主人士和群众揭发右派的重要反动言行和劣迹。右派有多少丑事，揭露多少，不要加以限制”（参见云南省档案馆藏，编号为2-1-2736的档案，第60至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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