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与贫富差距问题的海外综述
时间：2021-03-25 04:02: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选择优先从东部沿海发展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选择也造成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并已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近年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但还任重而道远。对此， 海外学者从理论、方法等层面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和探索，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关键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海外综述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与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实施，以及先富理论的贯彻，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加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加拿大学者C·W·肯尼思·肯用传统的中国区域划分的两分法（沿海—内地）和三分法（东部—中部—西部）研究，分析经济区域差异的现状时发现：从两分法角度看，近年来，沿海与内地的区域经济差异（314.5美元）是中国总体区域差异（443美元）的71%，而沿海地区的区内差异（79.4美元）和内陆地区的区内差异（48.7美元）分别是中国总体区域差异的18%和11%。从三分法角度分析，则东部的区内差异（79.4美元）、中部的区内差异（17.2美元）、西部的区内差异（4.4美元），分别是全国总差异的18%、4%、和1%；而东部与中部的区间差异（172.8美元）、东部与西部的区间差异（141.8美元）、西部与中部的区间差异（26.6美元）分别是全国总差异的39%、32%和6%。
C·W·肯尼思·肯还认为，上述沿海—内地或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方法过于粗放，它没有考虑到沿海12个省的经济过于多样性，不能被当作一个地区来考虑。建议用10个大都市经济圈（6个沿海经济圈+4个内陆经济圈）的划分来取而代之。6个沿海经济圈包括：辽宁（以沈阳和大连作为核心都市）、首都（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山东半岛（济南—青岛）、大上海（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台湾—福建（台北—高雄—厦门—福州）、珠江三角洲（香港—澳门—深圳—广州）。4个内陆经济圈包括：吉林—黑龙江（长春—哈尔滨）、长江下游（南京—扬州—合肥）、中南（武汉—长沙—南昌）和四川（成都—重庆）。他进一步研究分析得出：这10大经济圈的区间经济差异在改革时期呈显著扩大趋势。
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各地区之间收入的差异也在逐步扩大。Anatoly Tozik通过调查发现，8亿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城市，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居东部地区之下。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尚无养老保障。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此，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分析指出：虽然人们一致认为近年来个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生活质量比父辈要好，但很多人担心经济发展的成果越来越多地被最有权势者所掌握。4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如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另外36%的人基本上认同这一说法。
区域经济发展和收入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差距。毫无疑问，经济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政治和社会因素也不容忽视。在研究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结构特点时，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内村铃木分析指出：在改革开放前期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年龄是导致整个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所有制形式。以后，这一特点已经转变了，导致各省市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已趋于多样化。另外，通过调查显示：教育对不平等程度的加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认为，在中国，各地区以及各社会阶层在受教育机会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特别是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其有限且分配不均，而高等教育的背景则更有可能带来高收入。
此外， 美国学者Regina Abrami分析认为，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还有两个，一是，中国当局选择了一整套加剧不平等的财政措施。二是，以省为中心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剧了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主任那华也指出：由于中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如在金融财政政策方面，中国倾向于城市地区，这样就导致了城乡发展的不均衡。
为平衡区域间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 C·W·肯尼思.肯究建议：第一，中央政府应该对沿海区域实行全面的权力下放，让其全面自主经营，包括授予沿海区域完全的经济规划权和发展权。让沿海省份贯彻自己的政策，减少城乡人口之间的经济差别和完善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第二，中央政府应该向中部核心区域投资，以加快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体系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第三，政府应该继续实施以交通运输与环境保护项目为首要关注点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另外，中央也应该通过直接转移支付的方式提升西部省份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水平。同时，高等教育体制应该对私人投资和市场竞争开放。
西部大开发是平衡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尽管西部占中国71%土地，但只占全国GDP的19%和进出口的4%。为缩小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江泽民早在1999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对此，日本《世界周报》称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为“政府将竭尽全力实施的长期大战略”。而香港《南华早报》则称“西部大开发“计划为“一次史无前例的十字军远征。 因为，这一战略不是3年、5年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项百年大计的战略。
对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思想形成，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区域发展的争论基本上分为两派。一些学者支持“梯度推移理论”，另一些学者反对它。“梯度推移理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把稀缺资源集中到沿海地区，沿海由于先天条件上的比较优势，最应该迅速攀上技术和经济进步的阶梯。由沿海地区首先引入的新技术会逐渐地推广到内陆，这样会一步一步地刺激内陆地区经济增长率的逐渐接近而缩小。很明显，这个理论的中国版本与邓小平的区域发展战略非常一致，很好地证明了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的正当性。而“反梯度推移理论”则认为，前者在应用到中国时被误解了，因为这种理论所宣称的地区区别实际上是以海上贸易条件所造成的差距为根据的。然而，把这种贸易造成的差距直接解读为一种由技术上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所构成的区域阶层结构（这是梯度推移理论的假设前提）是不合理的。实际上，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某些地区甚至属于中国技术上最发达的地区。反梯度推移理论家们进一步论证说，“梯度推移理论”不仅仅在理论上被误解，而且它暗含了对西部地区的整体性歧视。通过将先进技术优先引导到沿海地区，经济落后地区无法获得发展机会而被宣判为永远处于落后地位。为了改变这种政策歧视，他们提议，无论一个地区达到哪个技术阶段，如果它需要经济发展并具备必要的发展条件，它都应该可以使用先进的技术来支持它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政治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开始加强，因为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统计数据表明沿海地区的增长实际上并没有扩展到内陆地区，预期的“涓滴效应”没有实现。相反，统计资料显示，东西部差距明显扩大，导致了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率、收入和社会发展差距日益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