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策规制对江西重点调查产业的双赢绩效分析
时间：2021-01-25 16:05: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本文采用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江西重点调查产业的面板数据，考察环境政策规制关于产业的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环保能力绩效。结果表明：就双赢绩效而言，污染税(费）政策最好，污染治理投资次之，而近年来才实行的污染排放许可证政策、建设项目“三同时”执行政策、行政处罚政策、群众来信来访政策则由于执行力度和覆盖面等原因没有发挥应有的双赢绩效。通过本文不同环境政策“双赢”绩效的存在性分析，为江西进一步评价和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提升环境政策规制绩效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政策；环境能力绩效；竞争能力绩效；重点调查产业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６９－０７
万建香(１９７３—），女，博士，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资源经济学。(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环境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政策模拟 ”(项目编号：７１０６３００６)、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重大招标课题、赣鄱５５５工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环境政策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及方式转变的传导机制研究”和２００９年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环境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内生增长的传导机制实证研究”的研究成果。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是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而这也正是环境政策的宗旨：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２０１１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江西省政府贯彻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启航阶段。因此，重新审视和考察江西环境政策关于经济发展、环境质量的规制绩效，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通过该问题的研究，既给现有环境政策以科学评估，又为后续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给予支持，又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的探讨。
一、文献综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后，人们不仅开始重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的治理，还关注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生产率绩效、利润率绩效。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应当在达到污染控制目标的同时，尽量减少对产业绩效的不利影响，甚至达到环境保护与产业绩效共同提高的“双赢”状态。为此，学者们就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影響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形成了传统观点、修正观点和综合观点这三大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执行以提高生产成本为前提，必然降低产业绩效；修正观点(波特假说）认为，尽管环境规制给产业造成成本与效率负担，但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途径得以弥补从而提高产业绩效，达成环境经济双赢；综合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可正可负，具有不确定性[１]。
上述三种观点中，以修正观点最具争议性。一方面因为观点本身缺乏严格的证明从而其普适性有待验证，另一方面，波特假说的双赢正是环境政策规制的理想目标，因而备受争议。波特假说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由迈克尔·波特等人提出[２][３]。波特认为，传统观点的缺陷在于静态分析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从而导致产业绩效下降。但动态而言，环境规制政策的合理制定与执行，能够为产业提供技术创新的信息和动力，通过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Ｂｒｕｎｎｅｒｍｅｉｅｒ和Ｃｏｈｅｎ运用美国１４６个制造业１９８３—１９９２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环境专利数量与污染治理成本间存在较小但统计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专利发明与运用促进产业绩效提升[４]；吴巧生等认为环境规制以技术进步为途径减轻污染、提高产出，强调环境政策工具通过技术进步进而激励产出增长的作用[５]。黄德春等以Ｒｏｂｅｒｔ模型为基础进行数理分析,发现环境规制通过部分或完全抵消直接费用而提升产业绩效，并以海尔为例进行阐述[６]。李永友等运用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研究表明，我国环境政策具有“清洁”增长效果，其中污染收费制度表现最为突出[７]。赵红运用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的中国产业数据，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具有长期的技术创新绩效，双赢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８]。张红凤等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测度发现，以产业结构配置政策的合理调整为条件，山东规范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使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双高的严峻形势得以缓解，最终实现双赢[９]。
上述研究大都直接以环境政策规制实际案例为研究对象，进行“双赢”绩效的存在性验证，据此提出环境规制的制订方案和执行路径，为“双赢”环境规制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但正如学界批判波特假说缺乏严格证明一样，上述研究同样缺乏数理模型的验证，环境规制的双赢绩效能否适用于江西经济实践、是否适用于江西产业，无论时空维度，都有待进一步检验；此外，上述研究中环境、经济的绩效仅仅选择几个单一指标加以衡量，说服力显得单薄。
因此，基于作者前期关于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１０]，本文运用江西２４个重点调查产业的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的最新产业①面板数据，以产业竞争能力绩效、产业创新能力绩效代表经济，以产业的环保能力绩效(包括污染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代表环境，实证分析环境政策规制的经济环境双赢绩效。
二、指标设定与数据描述、检验
本文旨在研究环境政策规制能否获得双赢，因此环境政策绩效是被解释变量，环境政策是解释变量，由于环境政策绩效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解释变量还包括相关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一）指标设定
１．环境政策绩效变量。环境政策绩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产业竞争能力绩效、产业创新能力绩效、产业环保能力绩效。
产业竞争能力用成本费用利润率、产品销售率、流动资产周转率衡量。在多数产业竞争能力考核体系中都采用这三大指标。任何盈利性产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成为其发展指挥棒；任何产业能否在市场中拥有一席生存之地，关键在于产品能否满足顾客需求、能否产销匹配，而这正是产品销售率考核的重点；产业的流动资金链条一旦中断，随即宣告破产，所以流动资产周转率对于产业而言也是生死攸关。
产业创新能力用专利批准数、Ｒ＆Ｄ人员折合全时人员、Ｒ＆Ｄ经费支出表示。专利批准数量是技术创新成果的重要衡量指标，又由于专利申请与授权之间不仅有滞后时差，还存在批准与否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采用专利申请数量，而是采用专利批准量，使其更加准确；选择Ｒ＆Ｄ人员折合全时人员和经费支出，是因为人力和资金投入是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为提高产业创新能力绩效，必须以强大的人力和资金投入为前提。
产业环保能力主要用污染排放强度、能源消耗强度表示。污染排放强度指标包括工业废气排放强度、ＳＯ２排放强度。能源消耗强度包括总能源消耗强度和电力消耗强度。随着产业规模加大，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都随之上升，据此本文选择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以求更加客观真实。
２．环境政策变量。环境政策变量主要包括市场型、行政干预型以及公众参与型三种，也有一些介于其中，同时兼有市场、行政、甚至公众参与的色彩。本文选择的市场型环境政策包括污染排放收入、已经颁发的污染排放许可证数；政府行政干预型环境政策包括污染治理投资、环境治理建设项目“三同时”执行比例；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为群众来信来访次数。
３．控制变量。环境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复杂而繁琐，环境政策的执行与否、多大程度上产生预期的产业绩效，涉及很多方面，诸如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密集度、科技水平、环境支出以及国际贸易等。为使模型结论更加稳健，本文将如下相关控制变量一并作为解释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