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与蝴蝶:我和父亲陈歌辛的音乐之路:我和父亲抗癌之路

　　 2010年世博会期间，李岚清同志在上海演讲时说：“上海有两对音乐父子，陈歌辛和陈钢，陈蝶衣和陈燮阳。”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工作室中，笔者有幸拜访了陈歌辛的长子陈钢。
　　 陈歌辛原名陈昌寿，1914年出生于上海，著名作曲家，20世纪40年代被誉为“歌仙”。其祖父为印度人，祖母是杭州人。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凤凰于飞》、《苏州河边》和《恭喜恭喜》等，由周璇等歌星演唱出名，获得世界声誉，传唱长久不衰。1961年去世。
　　 陈钢出生于1935年，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早年他师从于父亲陈歌辛和匈牙利钢琴家瓦拉学习作曲和钢琴。求学期间，即以其与何占豪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蜚声中外乐坛。这首流传最广的中国交响乐作品曾先后荣获五次金唱片与白金唱片奖。
　　已经七十开外的陈钢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青春飞扬――格子衬衣、牛仔裤，还有那颗依然乐于表达的年轻的心。陈钢的工作室在一栋老房子的阁楼上，布置得色彩缤纷，阳光从天窗里倾泻而下，有点创意园区的感觉。笔者刚进入工作室的时候，费拉拉叫唤个不停，她是陪伴了陈钢七年的“女儿”，一只活泼的吉娃娃小狗，看起来更像是一只漂亮的小鹿。在“爸爸”的安抚下，费拉拉很快安静了下来。
　　
　　夏衍、吴祖光是父亲的密友
　　 黄�曾对我说，他是喝着陈歌辛的“奶”长大的。我父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写作流行歌曲的。他的成名作颇多，其中最著名的那首《玫瑰玫瑰我爱你》，不但在40年代走红全国歌坛，二战结束后，美国流行乐坛还有人把这首歌译成英文，改编成爵士乐，出了唱片，稿费达十万美金。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生活着一批与我父亲有着同样音乐理想的艺术家，正是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哺育”了黄�这样的音乐之子。
　　 父亲经常和这些艺术家聚会，谈论各种艺术思想。我小的时候，常有音乐家、文学家、戏剧家到家里来做客，夏衍、欧阳予倩、吴祖光、端木蕻良等人，都是家里的常客。他们时而蓝布长衫，时而西装革履。
　　 那个时候他们也会去霞飞路（如今的淮海路）的DDS咖啡馆和“四姊妹咖啡馆”，那些咖啡馆里晚上有白俄音乐家演奏四重奏，白天这些人又到交响乐团去上班。那些白俄都是些旧俄贵族里的遗老遗少，因为俄国革命而流落到上海来的，是他们为上海带来了关于优雅与浪漫的启蒙教育。俄国贵族都是读法文的，讲究的是法兰西式的浪漫。如果你去过法国旅游，就会发现现在的法国就是从前的上海――梧桐深处有人家。张爱玲曾写道，从前上海的橱窗比香港的值得看，也许白俄多，还有点情调。所以我以为，老上海由白俄营造的法式浪漫就是我父亲他们这代音乐家创作所需要的养分。以至于后来我父亲的作品被戴上“靡靡之音”甚至“黄色歌曲”的帽子，我觉得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上海那种有贵族气息的市民文化是蓝色的，罗曼的，绝对不是黄色的。
　　父亲心里总有个春天
　　 我母亲金娇丽是一位富家千金，却也是那个年代的叛逆少女。当年她和我父亲的恋爱曾在上海滩轰动一时。
　　 我父亲年轻时才艺出众风流倜傥，但生活上却十分节俭。他在女中教音乐时，整日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淡蓝竹布长衫。然而，粗布衣衫却掩饰不住他的英俊。因为有印度血统，我父亲可以说是个美男子。隆起的鼻梁，雪白的皮肤，中等偏高的身材，一双眼睛黑白分明。他讲话时面带笑容，操着地道的上海话，声音抑扬顿挫，谈吐风雅，十分迷人。连周璇也说：“听陈先生讲话，感到是一种享受；唱陈先生的作品，感到十分的贴心。”
　　 这个才貌双全的青年男教师，深深打动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学生，她就是我的母亲金娇丽。我母亲那时是学校的校花，年仅十六岁，此时我父亲其实也只有十九岁。我的外公是一个大酒店的老板，而我父亲只是个普通的教书匠，而且还有印度血统。但两人还是冲破宗教和门第的束缚相爱了。一年后，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阻挠结婚了。
　　 母亲结婚后还坚持在外面工作。她在玻璃电台做播音员，还演话剧。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台下看她演出。有一次，看到一个男演员把她抱起来，我惊愕地大叫起来，母亲却不以为然。
　　 有了我母亲的相伴，我父亲的创作一直处于一种巅峰状态，《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恭喜恭喜》、《蔷薇处处开》、《梦中人》、《可爱的早晨》、《渔家女》等歌曲，一首接一首写出来。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半夜时兴奋地叫醒母亲，展示他的得意作品。我父亲写歌称得上神速，有时一晚上能写出三四首来，他对母亲说：“明天一拿出去，全流行。”我父亲那个阶段主要是给电影写插曲，那些歌在上海滩的酒吧歌厅里广为传唱。据说，当时上海有四十多个大小电台，有时会同时播放我父亲的新作。
　　 1946年，父亲带着母亲一起到香港投奔夏衍，《夜上海》就是那一时期创作出来的。定居香港的生活应该是我母亲最好的一段回忆，她保留着那些“进步人士”的请柬。即便后来母亲被批斗的时候，她仍会在每天记账的小本子的空白处，写一些感谢党的话语。
　　 我母亲2010年年底去世了，享年九十三岁，比我父亲多活了半个世纪。可是，一个女人本不该在她的生命中承受那么多的苦难。但我想她还是有所安慰的，就像那首我父亲写给她的歌曲《永远的微笑》里所描述的一样。那首歌其实是我父亲画给母亲的一幅音乐素描。母亲长得像蒙娜丽莎，不仅有蒙娜丽莎一样“笑的脸庞”，也有蒙娜丽莎式的“心的宝藏”。
　　 至于当时上海有名的歌手李香兰，她曾说自己当年差一点嫁给我父亲，却在自传里只字未提。她说，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1978年，“文革”中禁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重新在长影的大排练厅响起。李香兰在现场不停地流泪，她对我说：“我一面听，一面就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的日子，想起你爸爸的命运……”
　　 十四年后，李香兰来上海，问起父亲去世的事情，她说“我和你爸爸很好啊！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
　　 我父亲的感情总是放在心里，外表却是含蓄的。父亲创作的歌曲《苏州河边》由歌星姚莉演唱。每次录完音，两人默默地走在街上。我父亲很少讲话，似乎还没从“我望着你，你望着我”的歌词中走出来一样。
　　 就像音乐史学者戴鹏海所评价的那样，在苦难的乱世，我父亲的心里有个春天，他活在向往、渴望和追求中。
　　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遗憾
　　 回忆父亲的往事，除了那些美好与浪漫，遗憾是免不了的。而这样的遗憾，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遗憾。我父亲的一生其实都在被误会，他临死前还想用音乐来歌颂党，可到头来谁都不认可他。
　　 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都来过我们家。我家里还放着《共产党宣言》。可是没有谁相信我那创作情歌的父亲其实一直向往革命。在上海“孤岛”时期，他组办了“实验音乐社”，积极传播苏联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并谱写了《度过这冷的冬天》、《不准敌人通过》等抗日歌曲，这些歌在新四军中很是流行。
　　 后来，朱践耳把他珍藏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度过这冷的冬天》的手稿还给了我。记得朱践耳那时对我说：“当年你爸爸指挥的群众抗日歌咏如火如荼，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歌咏者。”有一天，他打听到我父亲的住址，就登门索要《度过这冷的冬天》歌谱。我父亲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朱践耳，并满足了他的要求，还给他讲了许多人生哲理和勉励的话。不久，朱践耳参加了新四军，开始了革命和音乐人生。
　　而我这个积极抗日的父亲，却在1941年被日本占领当局逮捕，关入著名的“魔窟”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忍受酷刑折磨三个月后才被放出。
　　 遭受过皮肉之苦的父亲依旧一心向往着革命，还希望作为长子的我也能投身革命。1949年上海刚解放，父亲就要送我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郑重地发电报就此事征求夏衍的意见。夏衍说，去吧。可是我那时才十四岁，就年龄而言还不够格。但我用酱油把初中肄业证书上的年龄涂改成十八岁，如愿参了军，实现了父亲的愿望。
　　 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说过，如果当时让他到国外去领取《玫瑰玫瑰我爱你》的稿费，那十万美金他就可以买一架飞机捐赠给国家了。当然，那时中美关系紧张，他是不可能去领稿费的。新中国成立后，一心报国的父亲在上海的昆仑电影制片厂做作曲工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红色的”父亲，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参加劳动改造。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我永远心痛的事。
　　1959年的一天，我父亲突然被生产队里的大喇叭唤醒了，里面播放的是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称《梁祝》），作曲何占豪、陈钢。父亲欣喜若狂，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说希望能得到一份有儿子签名的曲谱看看。但为了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我竟然没有在《梁祝》的曲谱上写上他赐给我的姓名。不久后，父亲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每天进行高强度劳动的父亲最后是饿死于安徽白茅岭农场的。他才活了四十六岁。
　　 当然，1979年我父亲还是被平反了。可是时代造就的痛苦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化蝶是一种浪漫的、
　　更为强烈的中国式反抗
　　 在人间沧桑中，音乐是我唯一的安慰，作曲是我唯一的希望。1959年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的那一年，何占豪二十六岁，我二十四岁，我们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是对感情最富有渴望的年纪。
　　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小提琴的何占豪与丁芷若、俞丽拿等人组成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探索演奏上的民族风格。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他们准备了三个创作选题：《大炼钢铁》、《女民兵》和《梁祝》。《梁祝》这个选题是何占豪提出来的，当时报上去有点凑数的意思。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炼钢铁》和《女民兵》无疑更符合“主旋律”。然而，独具慧眼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大笔一圈，竟然点中了《梁祝》。随后，学院领导们指定还是作曲系学生的我与何占豪合作创作。
　　初稿完成后，我和何占豪在上海音乐学院办公大楼下的半圆厅里试奏征求意见。那时曲目中还没有“化蝶”，只写到祝英台投坟殉情为止。奏毕，举座无语，我觉得大家几乎都要悲哀死了。此时，孟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要写化蝶！”因为这是爱情的升华，也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反抗。
　　 在我看来，《梁祝》的故事反映了中国人的生命观和爱情观。梁山伯和祝英台死后化蝶，人虽死，但爱情不死，它比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爱情更升华了一步。当然，这个故事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一起同窗共读三年，居然没发现她是个女的，似乎有些不合理。但是，艺术常常是合情不合理的，因为它是人们心中的理想。后来，在很多新编的《梁祝》中，梁山伯对祝英台一见钟情，但观众不喜欢“现代化”的梁山伯，反而还是喜欢那个“傻里傻气、呆头呆脑”但对爱情执著追求的梁山伯。
　　1959年5月27日下午3点，《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十八岁的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协奏，何占豪就坐在乐队里拉琴，由四年级学生樊承武指挥。而我却躲在侧幕后面。
　　当指挥樊承武画出最后一个圆弧，醉人的旋律戛然而止，现场观众陷入沉默。此刻，时间似乎停止了，全场没一点动静。我当时心慌呀，着急呀，直到过了十几秒钟后，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轰然响起，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演职人员不断谢幕，但掌声依旧不息。后来，俞丽拿不得不返场又拉了一遍。这是俞丽拿一辈子唯一一次演出中完整地拉两遍《梁祝》。走下舞台后，我看到俞丽拿哭了，我也哭了。
　　“文革”，人同野兽的斗争
　　 我记忆中的“文革”，是一场人同野兽的斗争。
　　 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时年三十多岁的我被关了禁闭。给我送饭的是温可铮的夫人，看管我的人是不允许我和她讲话的。红卫兵押送我的时候，还强迫我高喊“打倒陈钢”，我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当然，更少不了皮肉之苦――我被人用拖把打成了脑震荡。记得当时打我的那个人给的理由竟然是“谁让你太聪明了”，以至于我现在仍有记性不好的毛病。
　　 那时，我们这些“犯人”一起在六亩地（坟地）里劳动，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新办公楼就是当时的牛棚所在地。我和其他四人被迫抬着钢琴往返于一楼和五楼之间。我们还被迫脱下鞋子，互抽耳光。有件事我想起来依旧十分气愤，他们甚至把塑料拖鞋和毛线帽子塞进有“中国的夏利亚斌”之称的温可铮的嘴里，然后抽打他的喉部……那真是一场人同野兽的斗争啊。
　　 “文革”期间，我创作的《梁祝》也被批为“毒草”，理由是这样的：工人听了开不动机器，农民听了举不起锄头，最严重的是解放军听了能把枪打歪。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后来，“文革”结束之后，有人告诉我，学生们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曲子的。当时就有一些孩子在昆明大学的顶楼上每天偷放《梁祝》唱片。庆幸，下一代人的人性没有泯灭。
　　 我从牛棚出来后找到何占豪，希望能和他合作写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翻身之作”。我们很快写出了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曲子《翻身道情》。但是，曲子演出一次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对于这次不成功的经历，我觉得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一个成功的作品就像百花园里的花一样，想让它开花结果，必须有好的土壤、空气和肥料。一个伟大作品的产生，是由当时的时代条件所决定的。《梁祝》是“纯情时代”的产物。经过了许多人事之后，我们都已经不“纯”，再也写不出《梁祝》那样的作品了。
　　后来，我开始了“红色小提琴曲”的创作，写出了《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一系列小提琴曲。我认为，在音乐上，“红色小提琴曲”和《梁祝》，是我所做的两件对得起历史的事。
　　与斯滕的一段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济与文化上都与国外交流多了，这成就了我与美国音乐教父斯滕的一段缘。在交往过程中，他对音乐的态度和理解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79年，斯滕来上海访问。当时，我父亲刚刚平反，整个社会对于音乐艺术简直茫然无知。所以斯滕来上海后，一开始居然连一架好钢琴都找不到！后来差点从北京用飞机运一架钢琴过来。这个笑话让人心酸。
　　 我有幸成为斯滕来上海指定的拜访音乐家。那时我家住在静安区的华业公寓里。那是老上海时期遗留下的老式公寓，根本没有空调设备。记得斯滕来访时正值7月酷暑，接待组特地为我家运来了电扇，送来了杨梅，算是对外国艺术家的优待。接待组的工作人员还赶走了院子中爬窗玩耍的小孩儿。没想到，斯滕自己才是真正的老顽童――他一进门，也不寒暄，也不谈音乐，而是先在我家沙发上睡了二十分钟！真是个有真性情的人啊。后来我去他在纽约的家回访，发现他就是个喜欢涂鸦的顽童。我认为童心才能激发出最好的创作灵感，艺术家是不能趋炎附势，考虑东考虑西的。
　　 然而，斯滕对于音乐却又是那么的严肃。他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台下有个中国观众翻目录声音比较大，斯滕就用指挥棒指着他。我想如果他现在再来上海演出，会觉得观众的素质提高不少了吧。
　　《梁祝》是情的化身
　　 在《梁祝》问世前，我曾经有过一段“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因为出身问题，我与初恋女友无奈分手。记得我们是在北海公园白塔上《楼台会》的乐曲声中诀别的。我后来创作的《梁祝》可以说是情的化身，可是在那个无情的年代，亲情、爱情都被割弃了。
　　 我的父亲是我从小的音乐老师。父亲曾经举过傅雷家的例子给我听。音乐家傅聪小时候常偷听父亲傅雷和别人讲话，而文化就是这样“熏”出来的。傅雷曾对傅聪说过这样一句话：“你首先是个人，其次是个艺术家，第三是个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这句话也是我们搞艺术的人所尊崇的戒律，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我现在看一个年轻钢琴家是否有文化，会看他上台为数不多的几步路走得如何，得走得像个人才是。
　　 关于音乐创作，我并不是只听父亲的作品，而是博采众长。以前有个年轻人只听巴赫，床前挂的是巴赫的画像。有次他做梦，梦里巴赫对他说：“孩子，你不能只喜欢我一个人。”所以我认为音乐不能偏听偏信，要“三个耳朵听音乐”――古典、先锋、流行。
　　 比如说爵士乐，我以前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这种黑人音乐的生命力如此之强。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爵士的节奏是一直往前的，而不像中国的秧歌“进一步退两步”，这是黑人在葬礼中表现出的对生命的强烈渴望。所以我意识到，只有不断向前才是当今时代的节奏。
　　 同时，我认为民族的未必是世界的，只有符合时代需求的才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如果说袁雪芬的贡献在于把越剧这样一种乡下大板变成了城市女子音乐，那《梁祝》的成功在于把越剧调子升华到了交响乐的高度。这样才能与世界上的其他音乐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
　　两代人的三场音乐会：玫瑰与蝴蝶
　　诗人白桦曾在他的一部诗歌作品中这样写道：“纷飞的雪花，簇拥着一朵怒放的玫瑰飞舞……”“乐声缭绕，蝴蝶……翩翩……”玫瑰与蝴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与父亲的音乐之路。印象中，有三场音乐会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我永远忘不了2001年，因为直到21世纪，我父亲的作品才得以在内地重新演出。那场音乐会是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记得当时有不少声音说，大剧院怎么能演这样的（流行）音乐呢？
　　 然而，港台同胞此时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那场音乐会是香港导演吴思远奔波的功劳，邀请的演唱者是台湾著名女歌手蔡琴，演出的曲目有《永远的微笑》、《苏州河边》等。台下的听众有的从香港来，有的从台北来，还有很多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有的人甚至已经百岁高龄。这样的音乐会，让他们看得听得泪眼婆娑。
　　2002年，台北举行了一场名为《凤凰于飞》的音乐会。《凤凰于飞》是我父亲和陈蝶衣第一次合作的老歌。这次由我做指导，陈燮阳指挥，共同演绎两位父亲六十年前留下的瑰宝。这是一次永难忘怀的跨世纪的回响。
　　 去年，我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名为《玫瑰与蝴蝶》的音乐会。从这场音乐会的名字，就知道其实是一场父子二人的音乐会。玫瑰代表创作了《玫瑰玫瑰我爱你》的陈歌辛，蝴蝶则代表创作了《梁祝》的陈钢。张爱玲笔下那种上海文化独有的“奇异智慧”，就这样展现在两代音乐家的血脉传承中。这是我难忘的第三场音乐会。
　　 这三场音乐会是我和父亲一生音乐道路的总结和回顾，如今我虽然已经年届古稀，但我会继续创作音乐。我创作音乐就像女人分娩，很痛苦，但生完以后看着自己的孩子会很兴奋，所以还要继续生。在我的眼里，我的音乐、我的太太、我的学生，都很年轻。我不会老的，我将和爱情一样年轻。■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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