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梁鸿志的争斗 汪精卫

　　汪精卫与梁鸿志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醉心于权术,在宦海中几经沉浮,还一度携手出任伪职,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在其结合的过程中,有时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但更多的则是尔虞我诈、相互争斗,两名巨奸那贪婪自私的无耻秉性,尽显无遗。
　　
　　一
　　
　　1938年12月,时任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冒天下之大不韪,携妻陈璧君离开重庆秘密潜逃越南,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降日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翌年5月,怀着强烈的权力欲望,他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首义分子”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决心要将以梁鸿志、王克敏等人为代表的沦陷区内大大小小的汉奸政权统一起来,“和平建国”。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灭亡中国,自七七事变后便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略方针,其每攻占一地,就扶植失意军人、官僚政客,成立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全国各地一时间现出了许多“维持会”组织。此后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扩大,为适应侵华战争需要,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将华北各地的汉奸“维持会”统一起来,成立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陷落后日本海军省又扶植成立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汪精卫投日前,这一南一北两个汉奸傀儡政权遵从其日本主子的指令,在北京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组成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实现了形式上的联合。有鉴于此,为组建一个以自己为首的全国性政权,汪精卫觉得首先应该取得当时在卖国群奸中影响力较大的王克敏和梁鸿志两人的同意。梁鸿志比王克敏实力稍弱,汪精卫遂决定先拿他“开刀”。
　　梁鸿志本是个投机政客,他官瘾甚大,“伤于局度褊狭,用世之念太急。功利贡高之心牢固于中,不能自拔”。1937年12月,以王克敏、汤尔和等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时,王克敏曾电邀梁鸿志北上做官,但梁见“临时政府”中有“油水”的职位已被瓜分殆尽,心下不满,加上宜兴人徐遂初给其算命说他“岁在戊寅,东山再起,位至阁揆”,便对邀请不屑一顾,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在华中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新“政权”,与王克敏等人平起平坐。
　　恰好日本人此时也正在华中加紧组织汉奸政权,经李思浩引荐,梁鸿志与日本人搭上了关系,双方一拍即合。
　　1938年2月中旬,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正式决定由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三派旧人马组织政府。眼见着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一国之君”了,梁鸿志很是得意,他开始绞尽脑汁地抬高自己的身份,居然恬不知耻地想把新政权的名称定为“中国民国政府”,旗帜也采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首都定在南京。梁鸿志想以此表明其即将组织的政府才是国民政府的合法继承者,王克敏的“临时政府”也是他的下属。孰料,日方认为国民党是日本的敌人,不允许采用它的旗帜。就在梁鸿志等人为“建国”而积极活动时,华北汉奸集团出面干涉了。无奈,梁鸿志只好在文字上做文章,把政权名称改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他看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等值的,而且从表面上看也分不出来它们谁是“中央政府”谁是“地方政府”。追名逐利到这种地步,恐怕全天下除了大汉奸梁鸿志外,再没有第二个人了吧?
　　1938年3月28日,在日军刺刀的护卫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成立大会,梁鸿志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
　　9月下旬,两伪政府联合组成的“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正式开张。
　　“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名义上是由两个政府各派三名代表联合组成,实际权力却为原“临时政府”所控制,王克敏担任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主任,梁鸿志连个常委都没有捞到,只担任一名委员。
　　
　　二
　　
　　汪精卫投日后迫不及待地想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权。1939年5月底,携带着其精心炮制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他乘机赶赴日本,寻求其日本主子的支持。但令汪精卫意想不到的是,当时日本方面对于中国组建全国性政权并不重视,对于他的建议不置可否。满怀希望的汪精卫在日本的处境甚为尴尬。
　　一直等到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才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由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但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三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由此观之,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傀儡政权而已。
　　汪精卫闻此消息大喜,但远在中国的梁鸿志听说后却大吃一惊。梁鸿志知道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在社会上的声望远非自己可以比拟,汪氏的“加盟”已经让他深感忧虑,将来如若汪精卫组府,其又会将自己这个小“政权”的“首脑”置于何地呢?
　　梁鸿志明白由汪精卫组府是日本人的意思,抗争是没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为自己保住更多的权力,他也深知以自己的实力是无法与汪精卫相抗衡的。经过一番缜密谋划,他找到了昔日的政敌、曾经对之“恨之入骨”的王克敏,想让王充当与汪精卫较量的“先锋”。梁鸿志的算盘打得很精:他与王克敏素有罅隙,此刻煽动王克敏对付汪精卫,如若事成了自己或许可以捞点好处,最起码也能保住现有的权力;如若不成,受责的是他王克敏,料自己也没啥大的损失,就算日本人追究起来自己也好交代。
　　被梁鸿志下套的王克敏也是个投机政客,他的野心很大,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他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的“临时”两字去掉,从而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他在汪精卫投日之前极力促成了“临时”与“维新”两个伪政权的合并。尽管合并后的伪政府仍是个松散组织,一南一北两个汉奸系统谁也不服谁,但出任伪政府“联合会主任委员”的王克敏却满足了自己的权力欲望。
　　此时,听梁鸿志说汪精卫想吞并“临时”、“维新”两府,王克敏害怕失去自己费尽心机得来的权力,便立即通过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向日本陆相板垣告状,诉说合并后对“大日本皇军”的种种不利之处,大肆诋毁汪精卫。板垣随后便对汪精卫的《办法》提出了种种指责和要求。
　　汪精卫听了板垣的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他已猜到是梁鸿志、王克敏等人在作祟,但对此却徒叹奈何。
　　接下来,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得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华北还是王克敏的天下;而对于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对于此,汪精卫深感无奈,他在给吴佩孚的亲笔信中还黯然写道:“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而对此结果,王克敏与心怀鬼胎的梁鸿志却得意洋洋,暗叫“上天有眼”,遂了自己的心愿。
　　看着谈判的道路走不通,汪精卫开始走“实力”派路途,因为,历尽宦海浮沉的汪精卫深知,在中国,只要有实力,也便有了政治资本。他希望通过壮大自己实力这一办法,增加与日本人谈判的筹码,从而顺利吸收“临时”、“维新”两伪府,实现自己“和平建国”的“宏图大志”。为此,汪精卫示威性地在梁鸿志的老窝上海设立了威海卫路“太阳公寓”、“招贤馆”、亚尔培路二十号“财政经济研究所”等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在其威逼利诱下,一些社会无业人员包括一部分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工作人员”纷纷加入伪组织,成为汪伪的一支新军。
　　汪精卫不顾王克敏、梁鸿志的强烈反对,又公然把手伸向华北、华中等地,网罗汉奸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汪精卫还命刘培绪去北平,打着“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招募了两千多名国民党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勤杂人员等,带往上海。依靠这些人,汪精卫在江湾镇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汪亲任团长,培养汪伪军骨干力量。经过这一番处心积虑的活动,汪精卫的实力急剧扩大,他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的野心也更足、更迫切,随后便有了与梁鸿志的数次“艰苦卓绝”的谈判。
　　
　　三
　　
　　1939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政府感到中国应该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新政权,遂于这年6月29日答应汪精卫的请求,同意其与梁鸿志正式进行会谈,这下梁鸿志再也不能躲在幕后了。
　　这次会谈,由于梁鸿志对汪精卫的访日之行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因此对汪精卫存着深深的戒心。他担心汪精卫在华中建立伪政权会吃掉它的“维新政府”,便对汪精卫旁敲侧击。汪精卫也小心翼翼,避重就轻,以免激怒这个官迷心窍的大汉奸,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梁鸿志问汪精卫:“阁下在东京会谈时,没有提出排除中国特殊化问题吗?”汪精卫装作不解:“所谓中国特殊化是什么意思?”梁见状只好厚着脸皮说道:“没有要求取消蒙疆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吗?这就是说,不仅否认这些名称,而且否定成立政务委员会等,是不是适当?”汪精卫沉声说:“蒙疆作为防共地区,情况特殊;华北地区也作为特殊地区。特殊情况必须有特殊机构。”
　　梁鸿志否认华北和蒙疆的特殊性,婉转表示不赞成这些地方的特殊化,其意思是,如果存在特殊化的话,那么华中、华北应一视同仁,同样处理,否则会“影响中国的主权”。汪精卫一眼看透了梁鸿志心中的小九九,他意味深长地只说华北、蒙疆的特殊性,暗示华中不存在特殊性的问题,没有必要成立华中特殊机构。
　　这时的汪精卫了解到“维新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便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当天下午,他找到温宗尧单独会谈,想摸清温的态度。温宗尧表示,建立“中央政府”是目前急务,自己虽然希望去大连养老,但是汪精卫如果让他出来也是未尝不可的。温的一番话使得汪精卫明白了温氏“我个人毫无问题,无须考虑”的态度。汪精卫又命周佛海、梅思平通过岑德广的关系,拉拢了陈群和任援道这两个实力派人物,使他们转而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答应他们将来在“中央政府”成立之后都可以官任原职。陈、任二人得到许诺,不再死抱着“维新政府”不放,这就拆了梁鸿志的台。梁鸿志这时已是内外交困,无计可施。
　　7月5日,梁鸿志和汪精卫在南京举行了第二轮会谈。梁鸿志表示欢迎汪精卫出来收拾时局,完成统一,但他对自己的命运十分关心,一再追问汪精卫对组府的具体安排。梁鸿志质问汪精卫新“中央政府”是“合并”还是“改组”“维新政府”,“合并”则不同意,“改组”则是可以的。梁鸿志还提出,如果废除“临时”、“维新”两个政府的名称,“是否也废除各部的名称”,“维新政府目前缺少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要不要加以充实” 等问题。
　　汪精卫混迹政坛多年,他从梁鸿志提出的问题中早就明白梁是希望新“中央政府”以“维新政权”为基础,各“部长”维持原状,他好继续出任“行政院长”。于是,汪精卫便假装糊涂,有些问题推脱回答,说“可再行商量”;有些问题干脆避而不谈,敷衍塞责。同时,他一方面通过日本人给梁鸿志做思想工作,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关系对“维新政府”成员各个击破,收买拉拢,使梁鸿志更加孤立。
　　7月11日,在日本方面授意下,梁鸿志、王克敏为了表示对汪精卫组织所谓中央政府的支持,在青岛大陆饭店正式会见了新闻记者团,表明其对汪精卫“全力协助之重大意志”。梁鸿志声称:“维新政府树立时之施政根本原则即为反蒋、反共、亲日,半年以来,吾人始终努力实现此三原则……吾人早具决心,拟以全力协助汪氏,而吾人不仅对汪精卫如是,即对国民党员,凡以此三原则来者,均拟加以协助。”在这段话中,梁鸿志表面上是对汪精卫表示协助,实际上却是不知廉耻地向汪摆“反蒋、反共、亲日”的老资格。梁鸿志倚老卖老的态度使得汪精卫对其愈加反感。
　　9月中旬,在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动下,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再次进行会谈。这次会谈中,汪精卫阐明了组织“统一政府”的意义,并表示希望在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以及“新政权”与“华北临时政府”的关系方面达成谅解,要王、梁“真实合作”,“向和平反共建国之目的携手前进”,以更好地与日本政府合作。汪精卫还拿出了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方案,提出“三方派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预定在10月9日于南京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不料,汪精卫刚将手中的方案宣读完毕,王克敏就开始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权力太小拍案争吵,梁鸿志对“中央政治委员会”中“维新政府”只占三名也表示强烈不满。王克敏还明确告诉汪:“我们三个人商量也没有用,这件事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他们”指影佐祯昭(汪的后台)、喜多诚一(王的后台)、原田熊吉(梁的后台)。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就在此时,日本国内传来消息:平沼政府受到国内政潮的冲击而迅速垮台,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上台,成为日本第三十六任首相。阿部信行上台后,立即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这样一来,形势很快向有利于汪精卫这边发展。
　　9月20日,影佐祯昭等人参加了汪、王、梁的会谈,他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
　　次日,汪精卫发布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指汪精卫等人于1939年8月28日在上海召开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的权利,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汪精卫在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王克敏、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表示要和他们“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 。历史真是与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临时”和“维新”两政府亦以“联合委员会”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愿协助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梁鸿志更是假惺惺地表态说汪精卫“挺身任之,收拾时局,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其实,三伪南京会谈,无时无刻不在钩心斗角,就连这个勉强达成一致的《决定事项》,彼此也都很不满意。
　　梁鸿志看到想保持自己在“维新政府”时的地位已不可能,遂将目光投向了汪伪政权的“行政院长”这一职位。然“行政院长”是政府首脑,汪精卫怎会轻易给人,当梁向他提这个要求的时候,汪便敷衍说:“北京方面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始终没有和我们达成协议,未来如何,殊难预料。这‘行政院长’一席,必须虚席以待王克敏那边的人,以免夜长梦多,又起什么变化。因此我想暂时兼摄几天。请梁先生以顾全大局为重,屈就一任‘监察院长’,不知梁先生意下如何?”此时的梁鸿志已无力再与汪精卫相抗争,他只能接受汪精卫的施舍。
　　翌年1月15日,汪精卫电邀梁鸿志、王克敏等再赴青岛会谈,“以便讨论国家大计”。翌日,“维新”、“临时”两政府秉承日本人旨意,发表“联合声明”给汪精卫捧场。
　　24日,在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等人操纵下,王克敏、梁鸿志“应邀”出席汪精卫在青岛召开的会议,在日本政府积极促使下,汪、王、梁合流,达成谅解。其中官瘾十足的王克敏在会上通过力争,其在华北保留了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制度”。
　　梁鸿志见事已至此,禁不住仰天长叹:王克敏顺利保住了华北,自己什么都没有捞到,可是又能怎样呢?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也就在这一天,心境凄凉的梁鸿志黯然发布《维新政府解散宣言》,结束了其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黄金时期”。
　　汪伪政权成立后,梁鸿志被委以“监察院长”的职务。“监察院长”有名无实,梁鸿志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干脆长期待在上海自己的公馆里享清福。颇有文才的他还赋《怀仁感旧》诗一首,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世故换人殊有力,余生想见且轩眉。一鸣何地能容我?万事输人胜以诗。阅报摊书真两失,听香读画郁千悲。何当共子谋娱野,尽意看山快暂时。”
　　
　　四
　　
　　汉奸就是汉奸,在投敌卖国这一方面,梁鸿志与汪精卫两人可谓“前仆后继”,为其主子――“大日本皇军”的各项“事业”不惜“肝脑涂地”、“鞠躬尽瘁”。
　　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傀儡政府,其从策划成立一开始就为日本华中派遣军所操纵,成立后也完全听命于日本华中派遣军。
　　而“汪记政权”亦与“维新政府”如出一辙:根据密约,汪伪国民政府内开设“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它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汪精卫跟梁鸿志一样都是任人摆布的傀儡。
　　1938年9月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成立后,梁鸿志曾于次年出任汉奸组织“大民会”总裁,而1942年2月汪精卫在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推动下,也将北平、汉口、广州、南京等地成立的“东亚联盟协会”统一起来,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亲任会长。在“荣任”会长的“光荣”时刻,“风光无限”的汪精卫没有忘记曾经同为“风云人物”的梁鸿志,他还假惺惺地表示要务必请梁鸿志来会中任职。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其位由陈公博继任。陈公博上台后,立即“擢升”梁鸿志为“立法院长”。按道理说升官了应该高兴才对,但一生痴迷官场的梁鸿志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兔死狐悲,与汪精卫争斗数载的梁鸿志在谈及汪精卫时甚至还情不自禁地淌下了几滴眼泪。
　　翌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南京政府做鸟兽散,梁鸿志也难逃历史的惩罚,被列入了重庆国民政府的通缉名单。随后,梁鸿志被军统逮捕,1946年6月25日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0月18日经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核准,于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秘密执行枪决。
　　就这样,汪精卫与也可称得上是其“难兄难弟”的梁鸿志一起经历了人生中的“辉煌”与冷清,在大起大落中最终被淹没于历史的长河。■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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