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正面报道 [以尊重人权的视角报道西部大开发]

时间：2020-07-16 07:21:5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在思考“做好西部大开发对外传播”这样一个命题时，我脑海里情不自禁地会出现这样三幅画面。一个是2007年去重庆三峡库区采访时遇到一位老农，那个村庄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他与其他村民一样落寞地蹲坐在墙根照看他孙子。一个是前两年在欧洲考察人权问题时，一位英国教授跟我争辩说，西藏发展导致大批汉民涌入西藏，破坏了当地的人口结构、稀释了藏族文化的独特性，是中共侵犯人权的“罪状”。还有一幅画面是2009年在西藏采访时，当时的西藏环保局局长张永泽站在拉萨北郊的拉鲁湿地斩钉截铁地说，西藏的所有建设项目都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当时“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开发原则已悄然成为西藏各级政府的主导思维。
　　这三幅画面让我意识到，面对西部大开发这样一个复杂、艰巨、长期的战略工程去谈论对外传播时，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三个方面：百姓、学者和官员，同时难以回避或忽视人权的视角，而应在充分理解西部大开发“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基础上，以西部的情怀、以批判的精神、以宽容的态度、以尊重人权的视角，去客观真实地描述、介绍和传播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成功、失败、曲折、争论与探索。
　　我把尊重人权的报道视角首先具体细化为“西部的情怀”。如果我们站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立场去俯视西部大开发，可能就会带着一种救世的傲慢，认为这单纯是对西部的援助和扶贫，这就容易造成报道中西部地区百姓声音和立场的缺失。西部大开发不是西部能源的大开发，更不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和南水北调这些工程。过分强调上述工程的意义将使得外界认为大开发只是中国为了缓解东部地区的能源紧张而采取的掠夺式开采。以西部的情怀去报道主要是去听取西部百姓对发展的期待、对富裕的理解和对幸福的追求，尊重他们对地区发展政策的参与意识，同时以全国发展的战略框架去批判地接受、引导与传播，让读者觉得开发还涉及到决策、民主进程、公民权利这些观念的进步。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次库区采访。政府修水库、建电站、铺铁路、造桥梁等完善基础设施构成了西部大开发前十年的主要特征，由此也带来了“被迫移民”和“主动移民”两个问题。有一位地方官员跟我说，当年为了让老百姓搬出库区修建三峡大坝，他都亲自给老百姓下跪了，与难舍故土的老百姓抱头痛哭。我充分尊重这些官员以及百姓为了落实当时国家政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也不得不深思工程给当地百姓带来的影响。落实在对外传播上，这种牺牲不是说给他们冠以“三峡移民精神”的赞誉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而是应该承认这种工程的建设的确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符合更多人的整体利益，带动了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我们的对外传播很多时候刻意淡化了一些工程负面影响的报道，无意中让其他一些媒体借机放大了负面影响，等于是拱手把话题的议题设置解读权利让给了别人，而我们则是被动地解释。除了有的老百姓被迫搬迁外，作为媒体还应该让读者了解到，有的老百姓趁机走出深山老林。那幅老农照看孙子的画面之所以萦绕在我脑海，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国很真实的一个状况，也就是在很多西部地区，公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了自由外出打工的机会，然后将钱汇到家乡用于当地发展。这几年又有一些媒体报道三峡移民回流的新闻。从尊重人权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官员开始认识到公民迁徙是一项基本的人权，而且公民的更多自由将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活力，所以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这种观念的成长。
　　之所以在对外传播中强调宽容态度，这主要是回应一些外国专家的观点。就拿与我辩论的英国教授来说，他注意到西藏人口结构的变化，了解到有很多汉人和游客在拉萨，但是由此推断中国破坏西藏宗教和推行“文化同化”就根本站不住脚了。这个时候，除了介绍国家对西藏文物保护的巨大投入之外，媒体可以多举一些简单的来自生活的例子。比如，我在拉萨入住的一个普通宾馆的空调上缠着藏族的彩旗，桌子的装饰也是藏式花纹，而天气暖和时很多城市的街道上都有商贩在出售西藏工艺产品。我有一年到位于北京市区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官烧香足足排了4个小时队，冯小刚的电影作品《天下无贼》在我看来是他对藏传佛教信义的深情敬意，郑钧的摇滚歌曲《回到拉萨》等自不必多言。所有这些日常生活的点滴都印证了西藏文化的蓬勃生命力。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不会拘泥于西藏和青海等藏民聚居地，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往外传播、渗透和融合。那种认为划出保护区来孤立地发展文化和保护纯粹性的主张是短视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也行不通。我去年在西藏期间特意采访了一位藏戏老师。我的问题就是游客的增加和流行音乐会不会影响藏戏，他通过翻译很坚决地跟我说，这对藏戏的表演、装束设计、唱腔等一点没有影响。归结起来，中国不能给西藏建立一个博物馆，把藏族文化和佛教等封闭起来供人隔着玻璃去瞻仰，那样的无为才是最大的人权侵犯。
　　我们的对外传播应该更宽广一些，更冷静一些，更开放地面对敏感问题。以群体性事件为例，今天的中国由于快速的经济发展、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官员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责权矛盾经常引发争执。在这样一个时代，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媒体的判断分析能力都将受到挑战。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西部大开发的对外传播应该兼收并蓄，为各种观点和声音提供表达的途径，让读者看到一个变化的、前进的、民主化的中国。
　　媒体具有监督政府的功能，在报道西部大开发时，媒体不能只是追随着某些官员的口径去当传声筒，对外传播服务的不是某个官员或者地方政府，而是受众和依据信息做出决策的人。西部地区很多官员上来就讲GDP增长多少或者与东部的差距缩小了多少，单纯的经济发展最快并不表示整体的社会进步，西部的脆弱生态环境以及相对较低的教育水平都决定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不是修建几条路就完成的，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西部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源的培养。我之所以在开头记住西藏环保局长张永泽的话，是因为他当时说在推行这个“一票否决制”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多企业方面的压力，甚至是威胁，毕竟投资者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政府本身还要考虑利益的分配等问题。因此，在传播过程中，我认为重要的不是说西藏的环境多么好，而是说西藏的官员为了保护环境遭受到的真实压力以及民主决策。这种传播角度的变换是把官员当作“一个思考的人”，而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神”，去从官话中挖掘利益的平衡，从而也将宣传与传播区别开来。
　　对外传播应该体现不同专家学者对于西部大开发具体模式的理论探讨，让读者了解中国的经济决策不是自上而下一言堂，而是充分地论证和自由探讨后的结果。媒体工作者应该主动跟踪理论研究，更好地组织报道，解答读者的疑惑。比如，悉尼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大卫・古德曼教授在其专著《中国西部大开发：从国家、省和地区的角度》(China"s Campaign to‘Open Up theWest’：National，provincial and localperspectives)中指出，西部大开发可能是同化非汉族人的一种策略，甚至看上去与殖民企业或者殖民工程有相同之处。对此种言论，媒体就有责任去追问政府官员是具体如何落实开发的，是单纯鼓励劳务输出到东部，还是说鼓励西部发展私营企业就地解决劳动力剩余，然后将产品销售到临近区域以及周边的国家，是主要为了巩固民族团结还是说根本上是促进百姓生活的改善，保障他们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具体实现。再比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等人在《中国的地理、经济政策和地区发展》(Geography，Economic Policy。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一文中则指出，改善基础设施能帮助克服地理障碍对西部发展的制约，但是提高人员素质(教育和医疗)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可以解决长期以来的发展不平衡。那么在对外传播中，我们就应该积极介绍西部大开发在强化人力资源方面的培养工作。
　　尊重人权的传播视角是将西部大开发的对外传播重点放在普通百姓身上，通过他们的人生起伏、他们对发展政策的参与、与政府官员的良性互动，以讲故事的形式打动和感染读者，引起他们的兴趣乃至共鸣，这正是我们开展对外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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