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父”涩泽荣一和他的《与算盘》:涩泽荣一

　　在日本，涩泽荣一的名声极大，他在明治和大正时期开拓性地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实业之父”。 　　更重要的是，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台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
　　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
　　他在他所著的影响极大的《与算盘》一书中倡导将《论语》奉为“商务圣经”，主张“士魂商才”、“义利合一”的经营管理思想，从而培植了颇具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
　　
　　涩泽荣一的成长经历
　　
　　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使儒学的基本思想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在二十二岁那年，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家业，到江户(现在的东京)会师结友，成了倒幕攘夷运动中的一员干将。后来为了求生，涩泽走进了一桥庆喜的家门，成了封建幕府要员家的武士。1867年他参加了幕府组织的国外考察团，将近两年的国外考察，又一次改变了涩泽的人生轨迹，他终于找到了人生新的目标，这就是以夷为师，以工商振兴日本。涩泽荣一由攘夷起，到师夷终，这一经历，不但富有传奇色彩，而且为他后来承担的历史重任做好了准备。
　　1840年(天保11年)2月13日，涩泽荣一出生于日本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令琦玉县大里郡丰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叫涩泽市郎。他家有三个男孩，涩泽荣一排行老三，所以乳名叫市三郎。但由于两个哥哥不幸早天，从不大记事时起，他便成了家中惟一的男孩。涩泽荣一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
　　“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占全了。涩泽市郎善于家计，擅长经营，头脑灵活，除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和买卖染色用的蓝靛。在村子里，涩泽家是数一数二的富户。这样的家庭，有条件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
　　在涩泽荣一五六岁时，他的父亲便开始教他书写汉字，诵读汉书，以《三字经》启蒙。大约七岁时，又让涩泽荣一拜一个名叫尾高新五郎的亲戚为师，接受正式教育。尾高新五郎是个颇具志士风格的人物，在他的教育下，涩泽十岁时，已经读完了《四书》、《孝经》、《十八史略》等中国典籍，而且读过《日本外史》，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使儒学的基本思想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这种在启蒙阶段的似懂非懂状态下学到的知识，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意义上，涩泽后来推崇儒学，不但是出于他的理性思考，恐怕更多地是出于他儿童时养成的下意识习惯。
　　涩泽荣一的刻苦好学自然让父母高兴，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希望他成一个儒者。在他十四岁那年，父亲开始让他帮助自己操持家务，时常带他一起出去收购蓝叶。蓝叶是制作蓝靛的原料，决定着他们家生意的好坏。耳闻目染加上个人的悉心钻研，涩泽荣一很快就掌握了鉴定蓝叶的本领，因此没过多久便可一人出外独挡一面做生意。现代心理学对儿童时代的经历格外重视，有人甚至认为，人的意志和性格，基本上都是在儿童时期奠定的。凡是“早当家”的孩子，成年后的行为往往会反映出少年时的经历。甚至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走得更远，认为人的性格是幼儿在牙牙学语之前形成的，这似乎与中国的俗语“三岁看老”相印证。涩泽这样的家庭，从父辈的勤劳持家，潜移默化，到文化培养，再到现实磨炼，“成才”的因素几乎占全了。在有的家庭，“独子”会变成娇生惯养的借口，而在涩泽这里，“独子”地位更加强化了他的责任意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上天的垂青并不仅仅是靠运气。靠的是大任降临之前的准备。涩泽的少年经历，为他日后的“大任”积累了资本。
　　然而，社会环境从另一个角度在教育着涩泽。幕府时代的日本，与传统中国的社会背景大不相同。从宏观角度说，日本的领主封建制，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差别极大，而大名、武士、平民的等级区分，使社会阶层缺乏上下流通的渠道。对于像涩泽荣一这样一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农家子弟来说，当时的社会充满了不平等。因为他是农家子弟，遭到领主下人的蔑视和嘲笑。也许，涩泽改造社会的想法，就是在这样一些生活琐事和日常经历中萌发的。
　　涩泽荣一的成长时期，日本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一方面是幕府统治不得人心，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咄咄逼人。内忧外患，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在这种局势下，涩泽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开始表达对社会体制的强烈不满和寻找改变社会处境的道路。涩泽荣一在热血沸腾的年龄，也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激进。在二十二岁的那一年，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家业，到江户(现在的东京)会师结友，成了倒幕攘夷运动中的一员干将。
　　当时的日本，在欧美的侵略扩张面前，统治者分裂为以德川幕府为核心的开国通商派和以萨摩、长洲诸强藩为核心的锁国攘夷派。涩泽出于对外来侵略者的痛恨，狂热地加入了攘夷倒幕运动。1863年，涩泽荣一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在这年，他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攘夷暴力行动计划，并购买了武器，准备以武力先占领高崎城，然后再一鼓作气打进横滨，将那里的外国人全部杀光，以振攘夷的士气。但是在实行计划之前，由于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暂且作罢，恰好这时又有知情者被捕，涩泽不得不逃到外地。然而，也许就连涩泽本人都没想到，这一意外的挫折竞使他由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为了求生，涩泽由熟人介绍，走进了一桥庆喜的家门，成了封建幕府要员家的武士。这位一桥庆喜非同一般，他当时任京都守备，是最有可能继承将军位置的人物。后来，一桥果然成为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即德川庆喜，而涩泽则成为德川的家臣。说起来，德川庆喜并非冥顽不化的守旧分子，而是主张效仿欧美的改革人物，不料“天不佑曹”，原来支持他的法国翻脸，倒幕运动势力猛增，德川幕府内外交困，不得不向天皇交还大政，日本进入了明治维新时期。
　　涩泽在德川家为臣时，谨守臣道，办事得力，尤其是他的理财才能，很快就被将军看中，深受信任。当德川庆喜于1867年派弟弟昭武去欧洲考察时，涩泽被选为昭武的随从。将近两年的国外考察，又一次改变了涩泽的人生轨迹。德川幕府的垮台，正好发生在涩泽出国期间。如果涩泽当时在国内，那他的处境就很难预料。
　　长时间赴欧游历考察(1867年1月－1868年11月)，对涩泽荣一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自然成为展示西方经济繁荣的大橱窗。在这里陈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产品，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
　　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世界兴起的奥秘，涩泽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法语，并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长时间他居然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对话和交流了。语言障碍的排除为涩泽考察和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有了更多考察欧洲社会细节的机会。在法国，涩泽处处都能感到西方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强烈反差。例如，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官员和商人 之间毫无高低之分，两者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而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毫无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地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把工商看成是强国的大业。
　　不仅如此，为了探索西方工业高度发达的奥秘，涩泽荣一还特意拜访了银行家弗罗里赫拉尔特等人，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参观了有价证券交易所，从而对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后来从事工商企业活动和推广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法国学习和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涩泽荣一又随昭武到欧洲各国进行了旅行访问。在这些国家，涩泽荣一参观了大量的工厂，包括针织厂、钟表厂、各类军工兵器厂、钢铁厂、机车制造厂、玻璃厂、造币厂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没有的社会设施，包括近代军营、报社、博物馆、银行等等。所到之处，使他大开眼界，深受工业文明的震撼。他参观了当时正在开凿施工中的苏伊士运河，其气势之宏伟使他从中看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见比利时国王时的情形，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他不能不感到，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通过对西方各国的访问考察，涩泽荣一看到了一个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的思想因此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和冲击，懂得了西方为何强大和日本为何贫穷落后的道理，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效仿西方走工商立国之路，从而彻底抛弃了以前盘踞在头脑中的攘夷排外思想。涩泽荣一在思想上的这一根本转变，使他结束了多年来的苦恼和徘徊，终于找到了人生新的目标，这就是以夷为师，以工商振兴日本。
　　涩泽荣一由倒幕起，到家臣终；由攘夷起，到师夷终。这一经历，不但富有传奇色彩，而且为他后来承担的历史重任做好了准备。
　　
　　涩泽荣一与日本近代实业
　　
　　“平庸之辈虽可为官，而非英俊之才则不能从事工商”近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要义是政府不干预企业经营，然而在日本的现实中，实现这一要义却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大力推动甚至强行干预，这正是近代东方学习西方过程中的吊诡之处。正是这种吊诡，构成了涩泽荣一企业经营思想的土壤。
　　1868年11月，涩泽荣一结束了对欧洲近两年的访问和考察回到了日本。这时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富兵强、殖产兴业三大治国方针，由此拉开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变革和工业化的序幕。这一历史性的巨变非常令人鼓舞，也使涩泽感到实现工商救国这一人生新目标的时刻已经来到。他效仿西方的股份制，创办了一家从事农业肥料和大米买卖的企业。然而，涩泽没有想到，正在他满怀信心准备从事实业时，却接到了新政府大藏卿(财政部长)大隈重信的邀请，请他出任大藏省的官僚，担任租税正。经不住大隈重信的反复劝导和催促，涩泽决定走马上任，以报答新政府的信任。
　　明治时期的日本百业待兴，新政府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涩泽荣一不负众望，工作得十分出色。但涩泽同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发生了冲突。他不愿违心从事，决定辞官为民，从事他内心一直向往的工商业。他对那些对他弃官从商深感惋惜的人不无自豪地说：我的信念不可改变，我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说有为之人都愿当官，而平庸之辈才甘于从事工商的话，那么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在我看来，平庸之辈虽可为官。而非英俊之才则不能从事工商。从此，涩泽“下海经商”，走上了实业救国道路。
　　涩泽荣一弃官从商之后在事业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创办日本第一家近代金融机构――第一国立银行。这家银行与后来成立的许多国立银行一样，虽然名为“国立”，实际并非国营，政府没有投资，资本全部来自民间，按照股份制企业的原则来运作，在性质上属于拥有货币发行权的民营银行。
　　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7月20日起开始正式营业。作为董事长的涩泽荣一强调，作为近代银行，金融业务主要面对的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民间，特别是工商企业。
　　经过了近十年的不断摸索和拼搏，涩泽荣一确立的产业金融方针收到了日趋显著的效果，第一国立银行的经营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与成立初期相比，资金数量、来源构成、资金运用状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一直十分关心其他银行的发展，主动向他们传授专业知识和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们培养人才，与他们建立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从而使国立第一银行成为银行业中的典范，对日本近代金融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日本的股份制公司叫株氏会社，它的发展直接与涩泽荣一的推动有关。
　　明治维新后，日本大体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变革。到19世纪80年代初，社会经济环境开始稳定下来，工业化全面展开的客观条件已近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涩泽荣一的实业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一国立银行的迅速发展虽然使他感到欣喜，但这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一行一业的成功，而是放眼于各个领域和行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企业创办活动。涩泽荣一对实行股份制如此情有独钟，源于他在考察西方国家时的所见所闻。在他看来，股份制是实现工业化的不二法门，所以他立志把引进和普及股份公司当做自己人生历程中所要完成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正是涩泽的努力，建立了日本近代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
　　于是，涩泽从普及股份公司的ABC做起，以保证这种新型治理结构在日本的实施推广。
　　涩泽和他的部下福地源一郎，在1871年撰写了一份《立会略则》。该书内容朴实易懂，明确了股份制企业的基本宗旨和原则，确立了设立股份制企业的具体方法。该书规定，公司制企业为众人所共同创办，故聚资结社应以国家公益为重，但公司和政府二者应各行其事，界线分明。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涉公司企业的经营，从而明确了股份制企业的民营性质和自主权。尤其强调“财产私有权归个人所有，乃是天下通行的公理，他人不得侵犯”，“国家之富强，在于工商业的发展”等信条。
　　从《立会略则》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涩泽荣一对股份制企业的说明已经比较具体。特别是涩泽荣一明确了股份制企业必须贯彻民营自主和政府应尊重私权的原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直指当时日本企业最主要的弊端，可以从体制上防范“官商习气”对企业的干扰。因此，《立会略则》一问世，就引起了新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以大藏省的名义印制发行，同时还向全国各府县做了推荐，使这本书具有了准官方文件性质。尽管今天看来《立会略则》还存在着明显的缺欠，尤其是它没有涉及到有限责任制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同类书籍最有权威性的一 本，成为引领日本创办股份制企业的行动指南。
　　涩泽荣一弃官从商后兴办的第一国立银行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仅是日本首家近代金融机构，同时也是首家规范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它的创立标志着涩泽引进和普及股份制企业制度的活动进入了实践阶段。
　　在日本，多数研究者认为，第一国立银行是近代日本最初建立的股份制企业。日本当时的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在少数江户时代形成的旧富商家手中，没有他们的支持，国立银行的创办显然无从谈起。因此，涩泽荣一和井上馨曾多次主动与三井、小野等旧富商进行接触，劝说他们能够携起手来加入创办国立银行的行列。然而，他们的劝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一点，与中国近代山西票号在进行银行制改革时遇到的阻力极为相似。但是，中日两国近代金融制度改革却走了不同道路，对此涩泽的贡献极大。在要不要股份制问题上，井上馨和涩泽荣一认为事关银行体制这―根本问题，丝毫不肯让步，而且利用手中的政府权力，对疑虑重重的江户富商施加压力。这种情况下，三井组和小野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自立银行的打算，决定共同发起创办银行，日本的首家股份制银行由此诞生。
　　近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要义是政府不干预企业经营，然而在日本的现实中，实现这一要义却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大力推动甚至强行干预，这正是近代东方学习西方过程中的吊诡之处。正是这种吊诡，构成了涩泽荣一企业经营思想的土壤。
　　第一国立银行成立之后，效仿这一组织形式创办的股份制企业开始大量增加，建立股票交易市场的必要性日显突出。但当时人们对于股票上市交易的意义却不甚理解，大藏省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而涩泽荣一认为，西方国家的经验，已经说明了股票交易对经济繁荣和扩大资金市场的优势，不能因噎废食，坚决主张尽快开设股票交易市场。在这～背景下，明治政府于1874年10月正式制定颁布了《股票交易条例》，开始着手培育资本市场。接着，1878年又公布了新的《股票交易条例》；同年5月，东京股票交易所正式开始营业；6月，大阪股票交易所挂牌。尽管在这两个股票交易所当时上市进行交易和买卖的并不是国立银行发行的股票，但在后来股份制企业的普及中，股票交易所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股份公司制度对于日本来说是“舶来品”，然而日本后来居上，股份制的普及过程比西方国家快得多。股份公司在日本由从无到有，再到大量普及，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没有这一奇迹的出现，近代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将是难以想像的。而在创造这一奇迹的过程中，涩泽荣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涩泽荣一的经营管理思想
　　
　　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
　　涩泽基于自己对《论语》的体认而进行的再诠释。这样一来，它就使讲求“仁义道德”的孔教与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嫁接在一起了。涩泽之所以着重强调道德经济两者缺一不可，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日本传统的“轻商”价值观，鼓励日本民众兴业致富，从而达到立国兴国之目的。
　　身为日本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他所著的《与算盘》一书中，他倡导将《论语》奉为“商务圣经”，主张道德经济合一的经营管理思想，从而培植了颇具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具体来说，涩泽重新阐释了东方儒家思想，并与西方资本主义有机融合，使日本从传统道德伦理中找到了与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结合点，从而奠定了日本经济伦理的基础。
　　明治维新初期，新政府倡导实业兴国，废除了旧的人身等级制度，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迅速兴起，工业化进程由此展开。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迫切需要经济伦理思想的变革，即需要由传统的农本主义，转向合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商立国等价值伦理。然而，对那些一向自负同时又具有社会使命感的日本武士来说，肯定会产生出“排异反应”。即便是普通民众，在思想观念上“脱亚入欧”谈何容易!对当时的日本而言，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在传统懦教思想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结合点，既要对以“重农贱商”、“重义轻利”为主的儒教传统进行反叛和扬弃，又要在传统伦理尚具有强大潜力的情况下，寻求向西方看齐、具有普世价值的“公性伦理”支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涩泽荣一的道德经济合一学说应运而生。
　　涩泽之所以将自己的经营思想著述起名为《与算盘》，来自于一位名叫福岛甲子三的儒学企业家给涩泽70岁生日祝寿时送的一幅画。画面上有一把刀、一个礼帽、一个算盘和一本《论语》。很明显，“刀”象征武士，“礼帽”象征商人，“算盘”代表经济，《论语》代表道德。涩泽的“《论语》加算盘”之所以被人们解释为“士魂商才”思想和“道德经济合一”思想，就源于此。
　　涩泽的经营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士魂商才”的理想人格：为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确定了一个高尚的动机
　　涩泽提出了“士魂商才”这个概念，其灵感来源于日本历史上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汉才”。所谓“和魂汉才”，就是以日本所特有的大和魂(日本精神)为根本内核，而以中国的文化为外在手段，类似于晚清在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体西用”。
　　简单地说，土魂商才就是指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所谓的商才应以道德为本”，它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而“欺瞒、诈骗、浮华、轻佻之商才，实为卖弄小聪明、小把戏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因此他提出，无论是滋养士魂还是培养商才，归根到底都需要从《论语》中得到教诲和启发。从涩泽关于“士魂商才”的解释来看，它的核心是道德的完善，一个商人想要成功，首先要培养出高尚的品格，有了高尚的品格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涩泽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为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确定了一个高尚的动机：经营商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肉体的私欲，而是为了使自己完善理想人格；商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兴盛；经商不但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通过这种论证和阐释，涩泽确立了经济发展在价值观上的合理性，同欧洲新教徒以经商来成为“上帝选民”的价值观异曲同工；同时，涩泽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士魂”，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
　　
　　道德与经济的合一：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日本传统的“轻商”价值观
　　涩泽从《论语》的有关语句为起点，论证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道德与经济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也不可设想背离道德的经济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他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
　　涩泽认为，在日本，存在着武士道与殖产功利之道，二者之所以背驰，是受中国宋明理学偏于说性论理影响的结果，而这种把道德与经济分开的倾向，必然给国家带来危害。在涩泽荣一眼里，中国的程朱理学包括日本学者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是建 构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最大障碍。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掌握涩泽思想的真实用意。
　　那么，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教”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可以建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新基础呢?从涩泽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可以看出，这是涩泽基于自己对《论语》的体认而进行的再诠释。涩泽是这样理解的：孔子之教是以“经世济民”为根本前提的，主张“博施济众”；而要“博施济众”，就不能不讲货殖经济；要讲货殖经济，就不能不讲功利和人欲。这样一来，它就使讲求“仁义道德”的孔教与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嫁接在一起了。涩泽之所以着重强调道德经济两者缺一不可，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日本传统的“轻商”价值观，伸张“殖产兴业”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鼓励日本民众兴业致富，从而达到立国兴国之目的。
　　
　　主张“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将传统的“义利之辨”提升到了“公私关系论”
　　
　　涩泽把“利”区分为公益和私利两种。他对于公益的定义是：“超越私利私欲观念，出于为国家时候尽力之诚意而得之利。”可以看出，涩泽认为，公益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发从事工商活动就是他所提倡的道德。涩泽在关于公益和私利的关系上，也主张二者合一。他首先强调树立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重要性，但同时他明确提出了公益和私利二者并不是无法统一的，反对把二者对立起来。他以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譬如通过火车站的检票口，如果人人认为只要自己先通过那狭隘的出入口就好，那么结果谁也挤不过去，大家会同样陷入困境。”因此他主张，从事商业的人都不应误解其意义，应专营可致公益之私利，因为这不仅可带来一身一家之繁荣，且同时可致国家之富裕、社会之和平。
　　在涩泽自己的解释中，虽然引用了不少《论语》中具有古典性的“仁、义、利、欲”等概念，但是其最大特点是导人了具有近代性的“公、私”概念，将传统的“义利之辨”提升到了“公私关系论”。这一点在涩泽的思想中最为闪光。涩泽的“公私关系论”，主旨是伸张商业经营及“私利私欲”的“公利性”和“公益性”，以及“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的价值伦理，树立了企业家作为近代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伦理精神，这也是涩泽经营思想的本质目的。
　　
　　义利结合的经营原则：后儒对孔子学说最突出的误解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
　　
　　涩泽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传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之论。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与不法商人的不当牟利有关，但如果把这种观念绝对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涩泽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最突出的误解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道德”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做了自己独到的论证和说明。他通过对《论语》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因此，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涩泽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义和利可以并行不悖。
　　由于时代的缘故，涩泽的思想仍然处于感知体会层次，没有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涩泽的学说在思想内涵上比较肤浅；有的学者指出他对公益和私利的论述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和混乱等等。但这些缺陷并不影响涩泽的道德经济合一学说的历史地位。涩泽经营思想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轻商”的传统，很多青年人投身于实业界，推动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1983年，日本的《日经产业新闻》进行了“日本企业家最崇拜的人物”调查，结果显示，德川家康居首位，第二位便是涩泽荣一。可以说，涩泽荣一奠定了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和价值取向，而且其作用至今不减。涩泽的《(论语)与算盘》，也依然是日本企业家阅读最多的管理经典著作之一。要想了解近代日本经济腾飞的奥秘和管理思想状况，必须了解涩泽荣一。
　　
　　反思涩泽荣一
　　
　　一厢情愿地认为涩泽弘扬了中国儒学，就必须接受这么一个被军刀和算盘改造过的孔子。不管涩泽荣-对儒学的表达多么“浅薄”，也不管他的思想中有多少“自相矛盾”，能够正面影响历史进程并产生了如此效应的人物，无疑属于大师。
　　中国宋朝的赵普声称，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日本近代的涩泽荣一，则是以一部《论语》治工商。正是因为涩泽提出的“《论语》加算盘”，使得不少中国学者从中看到了儒学在未来的曙光。在中国的管理学界，活跃着形形色色的“本土派”，虽然他们观点各异，但都对儒学在现代管理中的价值和作用深信无疑。因此，这一现象确实值得学界尤其是管理学界共思。
　　儒学是孔子创立的，但是，即便在中国，儒学也几经变迁，一变为汉代经学，再变为宋明理学，三变为经世致用之学，四变为海外新儒学。说透彻一点，涩泽拿的那本《论语》，尽管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是内涵是不是还是那些内涵，其中大有文章。如果看过涩泽的《(论语)与算盘》就不难看出，涩泽对《论语》的解读，是从批判朱熹人手的。涩泽对朱熹的批判，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对《论语》的重新解释。涩泽对《论语》的解释，已经在本质上对《论语》进行了改造。
　　评价涩泽荣一，必须对日本的儒学发展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学者推崇儒学，尤为推崇《论语》。然而由于日本不受科举制度的束缚，对《论语》的解释比中国要自由得多。到明治时期，日本的儒学总体上已经同中国本土儒学产生了很大不同，那些日本政治家们，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西周等人，宣扬的是儒学和武运的结合，尊祟孔子和敬仰天皇的结合，孔子和武士道走在了一起，神道与儒学糅合为一体。所谓“和魂汉才”，正如中国的“中体西用”一样，骨子里必须是“和魂”，儒学是用来支持“皇道”的。中国孔子的正宗传人孟子，因为有较为明显的民本思想，日本人就不大愿意提到他。
　　中国懦学不管怎样变化，从孔子开始，就有一个共同基点，即特别强调义利之辨，尤其是义利之分，基调是重义轻利；而涩泽的解释则强调义利之合，强调的是孔子重视财富不亚于重视道德。仅仅这一点，就使涩泽的《论语》打上了鲜明的“大和”印记。在关于工商业发展的理性逻辑上，与其说涩泽的思想更接近于孔子，不如说涩泽的思想更接近于韦伯。在关于工商伦理的论证上，与其说涩泽更接近于儒家，不如说涩泽更接近于斯密。
　　如果说，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在政治层面是军国化的，那么，涩泽主张的儒学，伴随着他的“下海”，在工商层面则是功利化的。山县有朋给孔子手里塞了一把军刀，而涩泽荣一给孔子手里塞了一把算盘。中国的儒学中，孔子的形象是温文尔雅的；而日本的儒学中，孔子的形象是威严理性的。一厢情愿地认为涩泽弘扬了中国懦学，就必须接受这么一个被军刀和算盘改造过的孔子。
　　虽然涩泽所说的《论语》不是我们熟知的那部《论语》，涩泽推崇的孔子也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孔子，但涩泽的做法，却值得我们在中国研究管理时思考。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割断传统。当然，传统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变化着的传统依然是传统。试图割断传统，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和灿烂的明天，最终都会撞上传统的南墙。涩泽的最大贡献，就是以符合工商社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尊重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给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这一贡献，奠定了涩泽在日本的大师地位。不管涩泽荣一对儒学的表达多么“浅薄”，也不管他的思想中有多少“自相矛盾”，能够正面影响历史进程并产生了如此效应的人物，无疑属于大师。
　　
　　
　　涩泽荣一(1840－1931)
　　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商业思想家。他一生的业绩宏伟非凡，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五百余家。这些企业遍布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他被后人称为日本“实业之父”。他热衷于西方经济制度的引进和企业形态的创新，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和股份制企业，并率先发起和创立近代经济团体组织。
　　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非常重视儒家思想，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 “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他的著作《和算盘》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该著作在日本企业界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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