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软实力与投资环境优化研究】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

　　摘要：当前，湖南面临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良好的区域发展机遇，战略型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政府对区域软实力的认识和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投资环境优化，导致地方经济发展转型困难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湖南软实力；投资环境优化；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5－0091－04
　　
　　一、关于区域软实力与投资环境研究综述
　　
　　软实力的概念是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1990)的国家软实力。概念延伸出来的，后来在迈克尔・波特、瑞士国际管理学院、Douglas Webster、LinrtAm~等相关的竞争力理论研究中都突出政府信誉、制度环境、政策网络等“区域软实力”的重要意义。从经济学角度看，区域软实力主要指一定区域通过文化、政府管理、居民素质等方面的建设，增强文化影响力、政治吸引力、居民的凝聚力以及区域形象的亲和力，充分发挥它们对区域经济社会运行的协调、扩张和倍增效应，从而强化区域竞争优势，优化投资环境的“无形有质”的动力。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展利用区域软实力的概念和相关指标进行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价和优化对策研究。二战以来。大量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普遍研究。到目前，投资环境研究已经从企业视角拓展到区域发展的视角。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特定区域或行业所拥有的影响和决定投资运行系统健康成长并取得最优预期效益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有机复合体。从竞争力理论、区位理论和投资环境评价理论出发，国外学者们都比较重视软实力对投资环境的影响。迈克尔・波特(1996)的竞争力理论。认为初级生产要素是一个区域被动继承，只需简单私人和社会投资即可拥有的硬实力因素，它只能维持价值链的低层次连续；而高级要素是一个区域后天创造的，需要长期的人力和社会资本积累以及健全的生产要素创造机制的软实力因素，一个区域只有借助包含高级要素在内的软实力提升才能实现价值链的跃升，使区域综合竞争实力保持前沿。邓宁(1998)等人的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行为、政策法规、教育体系、经济体制、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等软实力内容都是构成东道国区位优势的重要内容。Cloberman和Shapiro(2003)利用美国对外投资分布在各国的情况资料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时，认为政府的立法是否透明、市场自由度、经济管制质量、私人产权的保护、政治稳定度、人力资源素质、公共建设等软实力综合指标的提升比发展经济更为重要。Kahai(2004)以1980－2000年55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包含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治理水平越高和贸易保护越少等为特征的软实力越强的国家，可以降低外商投资企业的交易成本，投资环境更有吸引力。
　　关于区域软实力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如马庆国(2007)认为提升区域软实力可以增强区域竞争力，吸引区域外生产和消费要素满足区域内社会经济系统平稳运行的目的；李正治(2009)认为区域软实力是硬实力发展的支撑、无形延伸和灵魂，只有做到区域硬软实力的协调发展才能真正达到投资环境优化的目的；吴光芸(2009)L6]26。加认为随着各地区域硬实力的不断提高，投资环境的改善越来越依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蕴含独特区域文化特色的社会资本积累、区域人才素质的保障等各种软实力的建设；周国富(2010)认为区域软实力可以产生要素聚集整合、产业优化升级、创新推动和品牌放大等效应，从而增强区域对外部资源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
　　以上关于区域软实力和投资环境的研究大多沿袭硬实力影响的路径展开，即硬实力是一种排他性的竞争实力，是基于成本收益对称和价格竞争的考量，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事实上软实力对投资环境的影响比硬实力的影响要复杂些。软实力是一种非排他性竞争力，其正的外溢效应较为显著，其投入往往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而其对优化投资环境的收益往往是无形的，难以用短期的经济指标衡量。因此，本文认为软实力对投资环境的影响研究应侧重于软实力获取外部环境资源的认同感和软实力的兼容吸收能力上，而非短期的排他性竞争优势的确立。
　　
　　二、区域软实力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随着企业对投资环境需求的变化、区域竞争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人们社会责任感的提高，人们对于决定投资环境的因素认识也在发生较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影响和决定一个地区投资环境优劣的因素很多。但区域软实力至关重要。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人们往往重视硬实力因素，将其定位为投资环境的决定性因素，而忽视软实力因素的作用，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当地资源的可获得性等，试图增加区域硬实力对投资的吸引力。但是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硬实力产生的边际增长效应开始下降，研究表明，当区域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后，软实力产生的边际增长效应要大于区域硬实力。同时区域经济的开放程度逐渐增加要求区域投资环境优化不仅要重视吸引外部资源发展本地经济的内向吸引力。而且要重视区域自身资源对外的辐射力和扩张力。一般认为，区域硬实力对外的辐射力和扩张力要远低于区域软实力。因此，人们对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的认识也开始发生较大的转变，诸如区域文化、人口素质、政府效能和制度创新等软实力因素成为决定投资环境优劣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区域硬实力在投资环境中的作用一般表现得比较直接、显而易见、集中且见效快，而区域软实力的作用往往是间接的、无形的、分散且持续的。所以，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在优化投资环境时较为重视区域硬实力的强化，而忽视区域软实力的提升。这种决策思维往往导致地方投资环境优化停留于“物质”和“速度”的阶段，无法让地方投资环境优化进入“精神”和“质量”的阶段，缺乏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竞争的后劲。
　　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区位理论和投资环境评价理论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影响一个区域投资环境的因素主要包括区域资源禀赋、区域市场潜能、区域聚集效应和区域综合制度建设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将区域软实力具体分为区域文化吸引力、人口素质、公共服务能力和区域综合制度优势等。软实力在优化投资环境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改善区域资源禀赋条件、激发区域市场潜能、强化区域聚集效应和提升区域综合制度建设水平等方面。
　　第一，区域文化吸引力对区域资源察赋的影响。区域资源禀赋是指区域内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以及资本的丰裕与稀缺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结构。我国许多地区过去将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简单劳动力等硬实力因素作为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通信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以及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些硬实力因素对改善投资环境的贡献度越来越小，而通过增强区域文化的吸引力可以 达到改善区域资源禀赋条件的效果。区域文化是一定区域人文精神和物态文化长期沉淀和升华的结果，其对投资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持续的。美国学者斯梅尔赛在分析文化对投资环境的影响时认为，人们的价值观对经济活动的环境具有支持、冲击和调节功能。区域内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将影响区域环境中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效率。Shane(1992)认为，那些区域文化中创新性后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更易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入。Nakata&Sivakumer(1996)认为，对新产品开发具有积极态度的区域文化有利于提高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效率。迈克尔・波特(1996)认为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强调国外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技术创新等“支持性活动”的重要性，一定区域内开放、包容和鼓励投资创业的特色文化氛围，对提高区域劳动力素质、凝聚智力资源、增强区域“支持性活动”的吸引力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区域文化中能形成开放、包容、鼓励创新和合作、诚实守信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成长的氛围，那么将有利于企业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兼容，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区域资源禀赋的改善。
　　第二，人口素质对区域市场潜能的影响。区域市场潜能不仅取决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还与消费潜能的激发有关。区域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激发消费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市场需求，也意味着市场潜能的扩大。邓宁(1998)认为跨国公司对投资环境的考察日益重视无形资产交易成本、知识的积累和转化、技术创新等区域软实力因素。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知识与创新型产品的消费升级，满足企业寻求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环境。不同人口素质的区域对新技术产品的消费潜能存在明显的差距，其对战略型和创新型企业的影响是较大的。人口素质的提高将影响区域消费文化的渗透力和诱导力，激发消费潜能，在创新体系比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较严格、人们乐于消费知识与创新产品的地区往往能吸引战略型的外资进人。浙江省发改委2008年组织的一项对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专项调研，绝大多数企业认为影响其在浙投资的首要因素是浙江地区的市场潜力，并表示长三角地区居民素质中的市场化意识较突出，其消费文化中的。创新需求”会影响其投资决策。从现实来看，“长三角”等地区之间吸引跨国公司竞争已经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较为先进的技术装备等“硬实力”转为其居民素质、区域文化等隐藏在背后的“软实力”。
　　第三，公共服务能力对区域聚集效应的影响。当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来越接近。地方投资环境的优劣就主要取决于包括政府的科学决策能力和高效的政府管理在内的公共服务能力。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不仅可以增强已有投资者扩大投资的信心。而且可以吸引更多新的投资，形成地方投资环境的聚集效应。区域聚集效应包括城市化聚集、特定产业聚集、外商投资聚集、特定投资或地区聚集和特定厂商聚集等。我国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的经济性特区公共服务能力较强，可以更好地将企业需要的技术、信息、人力资本、公共设施、市场等各类资源高效整合，大大降低企业经营的外部交易成本，充分的竞争和创新的扩散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聚集效应的形成和强化，因此这种聚集效应优势形成了对FDI强大的吸引力。克鲁格曼(2000年)认为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是一定区域形成对跨国公司投资聚集效应的关键投资环境因素。这种聚集效应的形成除了市场机制作用外，还有赖于区域公共服务能力的增强。区域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不仅可以强化聚集效应的形成机制，而且可以使区域聚集效应“扎根”地方经济。
　　第四，区域综合制度建设能力是投资环境能否持续改善的制度保障。区域综合制度建设包括政府信用、区域发展规划、地方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和招商引资政策等具体制度。随着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开放水平逐步提高，引资优惠政策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跨国公司间的竞争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别区域，而是扩展到全球范围，跨国公司越来越按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环境要求来考察国内各区域的区位优势，对地区的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的有效干预度等综合制度因素越来越看重。地方政府能否在关系着市场经济效率高低的综合制度环境上有所作为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力上升为首要因素。商务部研究院产业投资趋势调研课题组《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结果》显示，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点考虑因素中，首先考虑的是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连续性和兑现度，其次是政府的办事效率与透明度。所以说，优惠政策对跨国公司来说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地方政府利用得好，能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和合法性，就能吸引跨国公司；相反可能吓跑跨国公司。从我国吸引外资的实践看，在综合制度较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政策往往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政府的公信力和区域形象都会提高，大大增加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政府在进行综合制度建设等区域软实力提升方面已经走在比较前面，他们大多比较开明，具有主动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意识，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去挖掘、培养、运用社会资本以发展当地经济，如创造适宜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制定一些发展经济的地方性规章、尊重个体的创业精神并合理引导等。这些区域制度优势的形成提升了区域软实力，大大增强了其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如江苏昆山的区域形象对投资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地方政府“亲民、安民、富民”的执政理念和独特的“亲商、安商、富商”的社会文化氛围。
　　
　　三、湖南投资环境中软实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近年来，湖南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出台了很多积极的举措，开始逐渐重视区域软实力的建设，并在优化投资环境和增强区域竞争力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区域软实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地方投资环境的优化，导致地方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
　　首先，区域文化吸引力还不够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还没有真正深入和具体落实到湖南特色文化中来，以“责任、创新、务实、和谐、诚信”为核心的当代湖湘商业精神和“敢为人先，永不言败”的湖南创业精神在政府和企业中还没有扎下根，导致外来投资者对湖南文化价值观还存在“喜欢内耗”、“重政轻商”等内容的偏见和误解。物态形式的文化资源发展滞后，如文化和创意产业的人才缺乏，文化体制制约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文化投入机制不成熟、文化产业的聚集效应不突出、文化资源优势没有充分挖掘出来、文化品牌的国际认同度不高等。从资金投入机制看，2008年文化产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仅0.7％，远低于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5.1％。从融资结构比例来看，银行贷款占比达68.1％，而股权融资、风险投资和理财产品等直接融资仅占6.4％，表明湖南文化产业的融资力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创新产品不多。
　　其次，区域居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湖南是一个劳动力 供给大省，但劳动力素质不高。2008年11月份湖南人口变动和劳动力调查资料显示，被调查的1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3％，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占5.13％，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占60.1％，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1.5％，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27年，仅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水平。大量需要从农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低，农村中被调查的16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仅为1.7％，高中的仅为11.4％，小学及以下的却有41.9％。但农村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并呈逐年提高之势。2007年农村外出劳务者受过专业培训的人数占29.73％，比重比上年提高了4.9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83％，中专文化占5.97％，高中文化占15.39％，初中文化占65.10％，小学文化占11.43％，文盲或半文盲占0.42％。由于文化程度和技能达不到用人单位的需求，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部分求职者不能达到用人企业的要求。而随着湖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空间日益缩小，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产业升级加快。低素质劳动力成为制约湖南投资环境优化的重要软实力因素。
　　再次，公共服务能力有待提高。相对于湖南的社会发展水平而言，湖南的公共服务能力是相对落后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2007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湖南属于第三层次社会发展中等水平地区，社会发展总指数与全国平均总指数相当，但公共服务能力相对较弱。2005－2007年，湖南社会发展水平总指数在全国的排名分别为第16、16、17位，而这三年公共服务领域指数的排名分别为第19,22、20位，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以湖南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为例，2008年，湖南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为137.3元，排名全国倒数第l，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7.3％，仅相当于支出水平最高的北京的16.0％。医护人员方面，湖南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34人，在全国排名第21，低于3.81人的全国平均水平，在中部六省中排第3。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效能存在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服务意识薄弱，一些部门和单位对企业过多地处罚，而不是以宣传引导和促进发展为且的，帮扶意识差；“四乱”屡禁不止，导致企业投资成本的上升与经营环境的难以改善；外商投诉和企业纠纷处理的渠道少和无法协调办理，使一些老大难问题反映多年一直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执法不公甚至违规执法现象仍然存在，个别部门的经办人员办事随意性大，存在公共权力私化现象；部门授权不够，审批程序有待简化。
　　最后，区域综合制度建设能力有待提升、软实力资源的整合效果有待提高。如湖南信用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信用信息归集面不够广泛、信用信息应用不够充分、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有的地方政府不兑现向社会公开承诺的事项；商业欺诈、制假售假、逃废债务、偷逃税款、合同违约、拖欠工资以及提供和使用虚假资信证明等现象仍时有发生。与浙江、山东等省份相比。湖南在拓宽监督渠道、建立长效机制、加强信息公开、建立公信力档案等方面还存在差距。软实力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远非硬实力建设可比，往往需要政府、企业、居民共同协作，既需要精神引导、文化感召、制度驱动，又需要居民素质提高、科技能力的增强和区域形象的展示。软实力资源的整合效果取决于这些资源之间的兼容性和吸收能力，缺乏兼容并蓄和高效整合，区域软实力的整体提升能力就会降低。如湖南的科教资源有一定的优势，但转化成真正的软实力优势还存在障碍，主要表现在产学研结合机制不强；科技成果转化意识不高；人才发展环境欠优等方面。湖南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形象有待提高，但外向型经济发展滞后、金融外向度低、国际性的会节不多、国际化语境不高等具体因素制约湖南对外形象吸引力的提高。
　　
　　四、基于软实力提升的投资环境优化对策
　　
　　当前，湖南面临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良好的区域发展机遇，对投资环境的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政府对区域软实力的认识和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投资环境优化，导致地方经济发展转型困难的主要原因。区域竞争方式的改变和跨国公司对区域投资环境需求的新变化要求湖南在投资环境优化中重视区域软实力的建设。
　　区域投资环境优化最根本的出发点在于激发区域内外各类要素发展区域经济的活力，而要素活力的持续保持仅仅依靠传统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不能持续升级的消费需求、浅层次区域聚集效应、简单的优惠政策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和区域长远发展的需要。区域软实力的提升不仅可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类要素的信心和活力，而且可以形成凝聚各类资源长远发展的有效机制。区域软实力的日益重要性反映了企业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调整趋势。基于区域软实力提升的投资环境优化的政策设计是一种更能体现科学发展的投资环境优化模式。区域软实力提升本身就含有重视人力资本、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区域综合制度建设等强调民生建设的内容。这种政策设计有利于引导地方政府从过去单纯的资源和政策驱动型引资方式向制度驱动、文化驱动、民生驱动、创新驱动的引资方式转变。区域投资环境的优化只有从区域特色文化的打造、人力资本的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区域综合制度等区域软实力建设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
　　第一，注重区域特色文化的培育。真正能凝聚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在湖南长远发展的是区域特色文化。政府要为区域特色文化的培育和传播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提高区域市场消费能力，改善区域消费结构人手，加强区域文化产业建设，引导消费者开放、兼容并包、积极创新、低碳环保的消费理念，积极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鼓励居民消费升级。湖南特色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基础和根基还是在于湖湘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要充分挖掘湖湘文化中符合我国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和放眼世界、兼容并包、积极创新的元素；要加大文化品牌建设的力度，培养大量扎根湖南本土又具有国际眼光的文化人才；要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和完善文化投入机制；要加强促进文化产业聚集效应的政策。
　　第二，重视人力资本的发展。要从提高区域劳动力素质人手，提高劳动力的性价比和职业道德，增强区域劳动力对投资的吸引力。要从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文关怀、职业培训、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形成良好的用工氛围。要重视新增和潜在劳动力、转移和升级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形成多方位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渠道，为产业转移和升级做好准备。
　　第三，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注重区域软实力和硬实力资源的聚集整合效应。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充分利用外部规模经济，降低外部资源整合的成本，有利于劳动者真正融人城市化进程，提高劳动效率。如城镇化和特色产业园区建设要考虑软硬实力的协调发展，不仅要考虑基础和配套设施等硬实力，而且要考虑政策网络、公共服务、人文关怀等软实力的整合，这样才能达到区域聚集效应的目的。
　　第四，重视区域综合制度建设。完善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社会资本投入机制、培育有文化特色的投资创业理念，构筑区域软实力提升的持续动力和长效机制。要逐步完善政府的信用体系，增强政策信息的透明度，加强人大、政协和社会舆论等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要鼓励社区文化、社会培训、社会信用的建设，引导社会对有利于和谐劳资关系、和谐政企关系、和谐社区关系的事业投资；要加大湖南投资创业理念的培育，通过树立湖南人“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商业精神逐渐形成湖南有特色的投资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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