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闲人张北北 闲人外传(二题)

　　 　　穆翠薇 　　 　　穆翠薇，女，一九五四年生，办公室的副主任，副局级，曾在圣地延安插队，返城后，进机关，已经呆了三十年了。 　　只要你能进这个门，百分之九十九，就能遇到她：瘦瘦的总穿着一套贴身的灰西服。右手拿着一部手机，指尖挂着一串钥匙。左腋夹着一叠文件，要不就是几份材料。对面走过来，不是接电话，就是发短信，边走边说，边说边走，看见了熟识的，还要抽出她的脸来，朝你笑笑，点点头，或用夹着文件的那只胳膊下的小手，向你小幅度地摆摆，算是打过招呼了。大家都知她很忙，没有时间跟你说话，公家每月所发的一百八十元通讯费，对于她来讲，真的很不够，她没算过一年下来自己到底贴了多少。
　　她每天都取件，送件，送了这件，又取那件，或者拉着小推车，哗啦啦地行进在大理石料铺就的过道走廊的地面上。不是在领复印纸，就是在运办公用品，再不就是接送客人。她每天都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她的存在让别人都感觉得很惭愧。
　　然而，在这文化部门，要上台阶，须有文凭，可惜，她却没有文凭。
　　赶紧弥补吧，可怜她在工作之余，还在读大专，还要读大本，还要读在职研究生。
　　十年前，她怀孕了，正要去医院检查呢，一出办公室的门，碰上部长的秘书小刘，说部长要某文件，她就去复印。一看，没有复印纸了，便又赶紧转身去领。拉着车，整四箱，上台阶，憋气用力过了度，觉得肚子疼，赶忙去厕所，下体已见红，还是硬撑着，直到第二天，去医院一查，结果，胎儿保不住了。由于她的年龄过大，这个孩子一没了，也就永远都没了。每次一提及此事，再与提级之事联系，她就总是泪汪汪的。她这样在办公室做了十几年，才提了个调研员，正处级。她在正处的位子上一做又是十多年，每到考核，总通不过。倒不是学历文凭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她不能干，而是她把活都干了，一般都不分给别人。她处里算上她，整整四个人，除了处长，我们不说，其他两个人，基本无事做。办公室的活，不是取件就是送件，不是领领办公用品就是去取杂志报纸。取件，送件，天经地义，是要接触部长的。这是一件显眼的活。在这部门，谁有资格，经常接触部长呢？除了局长还可以，副局长都不可以！除了部长召唤某人，其他人无特殊情况，越级接触？不想活了！穆翠薇就这样牢而又牢地把握了这个小小的主动权。几十年来，部长轮流，换了又换，人们都不记得部里有过几任部长了，只记得她每天都在部长小院进进出出。她的两个可怜的下属：一个每天取一次报纸，有时连报纸也不取。一个，基本上是养花，或者喂喂缸里金鱼，或者两个人叽叽哝哝，嘲笑她，挖苦她，说她累死，那是活该。
　　机关是讲民主的，每提一个人，都要进行民主评议。每次，一到评议她，总是通不过。那没办法，她没靠山，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她说话，做工作。
　　现在，她的年龄大了，经常出现一些工伤。上次，她的胳膊吊着，吃惊，一问，原来是她在拖拉复印纸时，箱子要倒，她欲抢救，下意识地用手一扶，咯嚓一声，骨折了。结果，吊了好几个月，才勉强地恢复原状。
　　吊着胳膊也要干，大家看在眼里的。
　　尽管她是干得苦，简直是个出苦力的（在部里，如果说，一个人是苦力，那就清楚地说明他，或者她，真正是个干活的。因为，在这文化部门，出苦力的并不多），每次进行民主评议，结果还是通不过。最后，部长真急了，哗啦一声，站起来，左手五指按着桌子，右手拿着穆翠薇的厚厚一叠评议材料，身体倾成七十度，举在空中摇晃着，指着底下不吱声的有权决定穆翠薇的苦干实干的命运的人们：“都十几年了（当然是指穆翠薇当了十几年副处长，十年‘正处调’，按照人事部的文件，怎么样都应该提了。可是，就在这个部门，你可千万别提‘应该’，因为‘应该’多着呢），部里还有吗？我告诉你们，就这么定了，上！如果同意也就罢了，如果还要这样下去，那我实话告诉你们，下次谁都没有机会！”
　　在部长的干预下，亲自的，深度的，穆翠薇解决了副局级，成了助理巡视员。本来，她的这个外传，到此也就该结束了，句号画得也比较圆，可又出了一件事，记下，算个备忘录吧。
　　二��八年，事件比较多，大事多，喜事多，麻烦事也多，她有时都不回家了，完全住在部里了。
　　开完捐款动员会，大家鱼贯出大楼。
　　大楼门两张，左一张，右一张，两门中间是一块与门一样大小的玻璃，每天都被勤杂工擦得水一般的透明。平时，人少，走一个门，也就够了，谁也没有注意到两门之间的那块玻璃没像公共场所那样贴上“小心玻璃”的字样。
　　穆翠薇真累晕了，竟然一头撞上去，撞在玻璃上，“咚”地一声响，大家全呆了。有几个人反应快，赶紧上前扶住她。她的双目紧闭着，血从嘴角流出来，前门四颗牙都欲掉下来。她一急，一抬手，硬给托了回去了。大家一边扶着她，一边纷纷谴责着：为啥不在玻璃上贴个提示标识呢？这是撞了穆翠薇，要是撞了部长的话，怎么办？谁负责？
　　干净透明的玻璃上留下了三块白白的带有人味的血污。任谁看，都知道，那是人脸撞出的。大家劝她到医院去，可她还是坚持着回到办公室去了。她的前门牙已折，要切断，要用药物杀神经，经过根管治疗后，才能镶上人工牙。
　　第二天，玻璃上，贴了一张方纸条，上边粘在玻璃上，下边向上卷着边，轻风一吹，一扇一扇，微微翻动，像只蝴蝶。无论什么人经过，都忍不住地停下来，走过去，看一看。估计是穆翠薇撞上后，有人向上强烈反映，应该有个“小心”警示。然而，干活的图省事，就用密封文件的胶带，随手一剪，贴上了。
　　密封条上赫然印着两个鲜红的一号楷体――“绝密”。
　　
　　林启明
　　
　　林启明，男，一九四二年生，以正局级待遇退休。
　　林启明在部内外，甚至整个系统中，可以说是很有名：“文革”前的大学生，“文革”后的研究生，而且是京华大学的第一届的研究生，而且是京华大学的通过竞选上台的第一任的响当当的研究生会的主席，这在京大的校史上也是重点记录的。那时，国家现在的几颗璀灿的政治新星都曾围绕在他的身边，轰轰烈烈，转过一阵。《中国新闻周刊》杂志也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报道那次竞选之事，后来还用表格列出历届主席姓甚名谁以及他们的各种去向。名单上的第一位，就是林启明，只是去向一栏里写的却是去向不明。
　　林启明有著作《宣传学大纲》，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宣传的专著。凡是从事宣传工作并且想用宣传理论武装一下头脑的同志都会翻翻这本书。部里只要有人出差，到了外地，接待的人大多会习惯性地问一声：“林启明还好吧。”由此可见他的名声是如何的在外了。可惜的是，其运如何，只须看看他的简历，就知什么叫做“天命”，什么叫做“命矣夫”了。
　　林启明毕业时，正逢国家人才奇缺，当时的分配政策是：三十岁以上的进中央机关，三十岁以下的进团中央。当然，也并非谁想进就一定能进得了。能进这些部门的人，在学校里再怎么也得是校学生会主席了，或者是别的什么主席，或者诸如此类的大官。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嘛就有点稍逊风骚了。林启明当时正当壮年，自然也就到了部里。
　　仅仅过了六七年，他就当上了处长，这是自然而然的。就是现在，在部里，京大毕业的研究生也可说是凤毛麟角。本来，办公厅的那个副主任的位子十拿九稳是他的了。文字工作，在部里，不是他，还有谁？可是，活在这个世上，千万别有这样的想法，那会让人失望的。煮熟的鸭子还能飞？煮烂的鸭子都能飞！
　　部长的秘书，原来的司机，跟部长都十几年了。十几年如一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不容易。部长要退了，一定要把他安排了，这也是行规。不过，也要看那位部长腰杆子是不是非常硬了。部长当然硬，建国前的前北京的地下党的人物之一，策划了各类学生运动，在部里，老革命，应该可以算得上。他想安排谁就能安排谁。何况还是他的秘书？麻烦，只是这个秘书，毕竟只是司机出身，只好安排到办公厅了，当个副主任也就足够了。林启明，干看着，还是当他的处长吧。好在他倒不在乎，只是撂下话一句：“我，京大的，怎么能向他们低头！”他的头总昂得很高，走起路来，咚咚作响，一如既往，目不斜视。
　　某一年的春夏之交，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全国人民不是身，就是心，不是直接，就是间接，大多参与了这件事。林启明的这个处在部里是一个大处，一共十二个人，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在部里也算得上学历最高的一个处了。林启明他太爱人才，只要感觉是个人才，便会想法要到处里。比如，现在的某报社长（可不是一般的什么报），当年博士毕业时，别的局都不要，都嫌学历太高了，林启明就要来了。林启明的这些手下，胆子也是特别大，他们背着林启明在呈上的文件中，夹带私货，暗渡陈仓，就那大事给上面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事件结束后，此信被退回，追查谁写的，林启明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回事。这事可不小，这事很严重，这事关系到处里十来个人的命运。
　　林启明找到机关党委，一字一句，认真说：“我是处长，处里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我这处长的责任。这事与其他同志无关。这信――是我决定写的。发――也经过了我的同意。”
　　处里的同志没事了。
　　部长又换了一任了。怎么也得解决一下几个“老处”的待遇了。
　　林启明当年收留的人才，也就是原来的那些部下，有几个都提了局长，要不就是副局长了，林启明还是个处长。经过几个来来回回，反复研究，反复讨论，部里终于下定决心解决他的待遇问题，给了他一个“副局调”（也就是助理巡视员）。就是这个“副局调”，也与穆翠薇一样，是在部长的干预下才勉勉强强通过的。通过时，还要他写了一份长长的对那信的深刻认识，交到组织部门备案。
　　虽然已是“副局调”，其实只能算号称，终归还是一处长。新来的部长一上任，立即就有新发现：这么大的一个处，这么重要的一个处，怎能放在办公厅呢？于是决定这个处整建制地挪一下，挪到调研室。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林启明怎么办？再说分管的副部长也是一个新来的，年纪与他差不多，高干子弟，学工的，林启明也不服气。下级不服气，上级要教训，这在哪里都一样，要不怎么叫上级？偏偏林启明“不受这个气”，有次，竟然跳起来，指着“副部”的鼻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靠着个后台！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指手画脚？我――再差，也是研究生，京华大学的研究生，你算一个什么东西！”“副部”都快气疯了，他也是个高材生，虽然是个学工的，出身却是搞文字，正是因为他曾经主笔过某个重要的大报告，所以才会提上来，调到这里任“副部”，你林启明竟这样，你又算个什么东西！一次，两人还曾为一个标点争起来，这句话的原文是“团结稳定以正面宣传为主……”就是这么一句话，部长认为“团结稳定”中间应该加个逗号，林启明却不以为然，认为应该加个顿号。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谁都不买账，争到最后，林启明又拿出那杀手锏：“你又不是学文科的，跟你无法说明白。”“副部”气得摔门而去。
　　在机关，就这样，别说你是一个部长，就是“最高首长”来了，也没办法开除一人，只要那人没犯大错。但是，你的主管领导却可以不提拔你，也可以视他的感觉不给你该得的待遇。这一点，你反抗，也没用。就是“最高首长”来了，主管领导若不卖账，一般来讲，也不管用。当然，话要说回来，林启明若真的认识某位“最高首长”，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不是卖账的问题，而是压根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命就这么不好，他的兵全被带走了，他却留在办公厅，继续当他的“副局调”。手下没有一个人，无论什么事，都得亲自办。一晃，又是七八年，若再不提他，领导都没面子了，终于给了个实职，就是办公厅副主任，不过不是弄文字，而是主管信访工作。这个部门，倒也轻松，似乎事情并不太多，谁会为了多说一句或者少说那么一句而不远千里来京上访？然而，林启明偏就在任上还真遇到那么一个。据说是从湖北来的，站在部门口，双手捧着一大摞已经发黄的稿纸，纸上密密麻麻的挤满暗黑的字迹。他说这是某某三卷，是用自己的鲜血抄就，希望部里出面帮助，给予出版和宣传。下属来汇报，林启明听毕，顿时大骂道：“你去叫他滚！否则，就送公安局！查查那些是狗血还是什么猪的血！混账之极，岂有此理！”
　　办公厅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部长的生活。部长来了，办公厅的主任还有副主任都是要去迎接的。一二三，四五六，站在部门口。部长下车了，主任迎上去，一手轻轻打开车门，一手护着门框顶部，免得碰坏了领导的头，其余的则跟着围在车周围。部长下了车，走在最前面，主任紧随后，然后第一副主任，然后第二副主任，然后按照排位顺序，保持距离，慢步进楼。林启明，副主任，身为副主任之一，还是部长亲自关心，亲自干预，他才得到提拔的，不去接，就罢了，还要背后大放厥词：“我可丢不起这张脸，也弯不下那个腰！我可是京大毕业的，要我去接，不可能！”还有一次，部长要来，一干人在门口等着，他却若无其事地夹着他那心爱的那个乡镇干部式的油漆锃亮的小黑皮包，昂首挺胸往外走。正好部长的车进来，车人缓缓擦肩而过，他连停都没停一下，就那么扬长而去了。一般情况下，部里的干部，若是见到部长本人，或是碰到部长的车，都会停下，站到一边，礼让部长，或让部长的车先过，这是规矩，也是习惯，可以理解，并且接受，唯他林启明不理解，理解了也不接受。
　　领导看他实在难受，在他五十五岁那年，也就是他退休前夕，让他去部里的扶贫点祖国的西部去扶贫，一去就是整三年。那地方是真穷真苦，而且交通极不方便，林启明却毫不在乎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他启动了同学关系，搞了许多对口支援，办了不少益民实业。他原先是大师兄，而且又是自由竞争民主选出的学生领导，至今还有相当威信。他的那些小兄弟，过去虽然是一般，现在却已不一般，个个都是一方诸侯，有的还是顶尖人物。这些人，很自然，也就成了林启明的现在的人生支柱了。他们也都很念旧，都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了林启明很多面子。
　　退了休的林启明再也不说他那句“我是京大的研究生了！”而是说“某某，某某某，我当年的小兄弟！”而是说“某某的秘书是我同学的学生！”而是说“某某？呵，某某，我们可是熟悉得很！”等等，等等，等等。当然，这些某某某，不是一般的某某某，而是你在电视机里经常看到的某某某。然后，就是这些人未成名时什么模样，与他之间有些什么可堪经典的逸闻趣事，谁听了都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
　　退休了的林启明，比他上班还要忙，一般来说，不在京城，他没时间在京城。他的那些当官的同学，还有师弟，实在太多。何况，他是个热心人，很多人在先前都曾受过他的恩惠，所以，一旦林启明以正局级待遇退休，先是在京的各色人等纷纷出面请他吃饭，接着就是周游全国，然后就是周游世界，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在国外嫁人了，他要出国去探亲。就是现在，部里有谁遇到什么为难之事，第一个所想到的还是林启明，看看这事情，可不可能办。
　　林启明，很圆满，很快乐，很知足。他说他的小学同学以及他的父老乡亲有的吃穿都难呢。“我已经是很好了，已经过得很好了。我也很感知足了。
　　再补充一点花絮吧。
　　林启明在部里还有这么几段佳话，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一是：“不要搞错了，我可是国家干部呀！”多年前，他回贵州老家探亲，很晚了才赶到他的家乡某县城。当时，夜色已很浓。两个女子，莲花似的，移了过来，对他说：“大哥――玩什么都不如玩我们！玩玩吧！玩玩吧！”林启明吓坏了，见鬼似地转身就跑，一边跑还回头，忙不迭地警告说：“不要搞错了，我可是国家干部呀！”
　　二是：“这车子是你的吗？请上来，谈一谈。”多年前，他的自行车丢了。一天，他在自家楼下，发现了他的自行车！他的脑袋顿时就计算机般运转起来：在这里等着那个贼吧，怕那贼会不好意思。若是不等吧，实在又是自己的车子，应该要回来。就这样干脆推着走吧，跟贼又有什么区别？于是，他从黑皮包里，拿出纸笔，写了一条，放在车前的车筐里：“这是你的车子吗？请上四楼四○二室，我想跟你谈一谈。”然后，他就上楼去了，等着那个小偷上来。他就那样等呀，等呀，左等左不来，右等右不来，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小偷毫无来谈的意思。于是，他又下楼去，定睛一看，哪里还有车的影子，他所留的那张纸条正在地上滚来滚去。
　　三是：过家门而不知。这得事先交代一下：在部里，只有“副部”以上的，国家才会配专车。林启明他们那一代，都是自行车上下班，要么就是坐班车，就是局长，也不例外。林启明在京城虽说呆了大半辈子，最熟悉的一条路，还是从家到部里。一次，天津请他讲课，讲完后，派车送他回京城。车从南边进城的，司机问他去哪里，他说：“先到部里吧。”司机以为他还有公事要办。可是，车到部门口，他却不下车，又对司机说：“到方庄。”他只知道这样走。于是，司机又打转，将他拉回了方庄。然后，他再下车回家，差点没把司机气死，因为刚才进城时，车就路过方庄的。
　　四是：冻了一个晚上。多年前了，是冬天，他带两个部下出差。晚上，他睡里边的大间，随从住外间。睡觉时，他发现床上只有被单可盖，太冷了，冻得他睡不着。他奇怪，为何外间的两个随从居然睡得那么香，不冷吗？忍不住，出去看，原来，他俩都有被子，而且盖得很厚实。怎么办？怎么办？事情怎么会这样？他不明白，抱着胳膊，走回里间又看外间，走到外间又看里间，怎么就我没被子呢？是否他们两个人将我的也盖上了？可是，他又不好意思半夜叫醒两个随从。于是，只好呆在里间，走一会儿，躺一会儿，躺一会儿，走一会儿，太冷了，实在困，却又无法睡，就这样折腾了一夜整。第二天，一大早，忍不住，问随从，两个手下全傻了，一起走到柜子前，啪地打开了柜门，里面两床雪白的被子，整整齐齐摆在那里，他差点没气昏过去。
　　林启明在快退休时，好像找了个相好的。为了能够约她出来，他找到了原来的手下，也就是我的小闲人，让她给她家打一个电话，告诉吃饭的地点，并请小闲人作陪客。考虑那是一个场合，他又叮嘱小闲人：“对他们，你就说，她是你的一个亲戚。”等到那个女的来了，小闲人却非常失望：真是没眼光！就是找情人，也得找个好看的呀！也得让大家都能看得过去呀！不但黑不溜湫的，而且骨瘦如柴的！小闲人可不敢恭维。小闲人她不明白情人眼里出西施。或者，平时，她也明白，理论上也很明白，面对人就不明白了。
　　不知现在的他与她相好得成什么样了？
　　责任编辑 吴大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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