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爱情大多不纯洁(下)]纯洁的爱情

　　个人简介： 　　杨黎光，高级记者,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得第一、二、三届中国“鲁迅文学奖”；第一、二、三届“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奖”等。出版有《杨黎光文集》（十三卷）,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瘟疫,人类的影子》等,其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一个用心守护爱情的传奇
　　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往往是由这个民族的精英们塑造的。罗素曾经就法国贵族对整个西方文明的进步意义做过这样的评价：“在我们这个民主时代，我们很容易忘记贵族阶级曾在不同的时代有过他们的贡献。就以爱的复兴而论，如果没有骑士制度的浪漫为它开路，那么，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成功的。”（《性爱与婚姻》53页 罗素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中国的制度不允许产生浪漫的开路者，中国也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精英阶层。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话稍作改动，套用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也适用。中国大致上只有两种知识分子，一是想攀附权贵而不得，二是已经成了权贵或权贵的附庸。
　　他们有些人偶尔也会愤懑，也想改变现状，但那也仅仅是由于无法成为权贵或其附庸时所感到的“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的心态，与汪静之在《诗经女子选择情人的基本条件》中所说的女子是一样的，也想亲近那些握有政治权、经济权的“君子”，并且希望与他们融为一体。当然，他们也像女人放弃爱情一样，丢掉了超越现实利益的崇高追求。
　　在两性关系上，他们基本是放纵的，他们享受着一夫多妻、嫖娼狎妓的“风流”。当然，他们也有来自家庭的烦恼，而这种烦恼大多是可笑，甚或可鄙的。就像当代著名学者王学泰在他的《中国人的幽默》中所说的：“在一夫多妻的社会中，如果丈夫疲软、乾纲不振，或丈夫生来就是多情种子，这类事是很难办的，有时简直就是没办法。”他还举了一个宋代“文士兼达官”宋祁因此而生的烦恼为例：
　　……（宋祁）晚年在成都做官，姬妾很多，用情又太滥。一年春天在锦江边与友人聚饮，遇雨微寒，宋祁派人回家去取“半臂”（类似今日之背心）。他的姬妾各送一件，宋祁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中国人的幽默》11页 王学泰著 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几乎每个一夫多妻制的家庭都是勾心斗角的政治舞台，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在家里也像在官场一样，在众多妻妾之间小心翼翼地玩弄着统治术、平衡术。就这样，中国文士们的主要精力被他们无限热衷的“权谋”耗光了，自然也就萎靡了他们的精神。因此，中国的文士少有昂扬奋发之气，即使偶尔产生几个特立独行的名士，也多是虚癫佯狂。
　　在男女的感情方面，中国的文士当中从来不缺少寻花问柳的桃色新闻、风流韵事，难得一见的却是惊天动地的爱情，以及以心抗世，以笔唤天的悲壮。而李清照，这个与宋祁同处一个朝代的女人，却以她的真挚、勇气、才能、名誉……她最宝贵的一切做代价，用她“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情一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用心守护爱情的传奇。
　　李清照是在书香门第中长大的才女。其父为著名诗人和官僚李格非，苏东坡的学生，其母也是名门闺秀。她十九岁与热爱金石、书画、古玩的赵明诚结为夫妻。他们最初的婚姻生活可以称作难得的中国式爱情的典范：“夫婿赵明诚是一位翩翩少年，两人又是文学知己，情投意合。赵明诚的父亲也在朝为官，两家门当户对。更难得是他们二人除一般文人诗词琴棋的雅兴之外，还有更相投的事业结合点――金石研究。在不准自由恋爱，要靠媒妁之言、父母之意的封建时代，他俩能有这样的结局，真是天赐良缘，百里挑一了。……这个爱情故事，经李清照妙笔的深情润色，成了中国人千余年来的精神享受。”（《陈桥崖海须臾事》161页 金性尧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李清照在婚姻的甜蜜期写了许多反映这段生活的诗文，这里试举一首《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
　　买得一枝春欲放。
　　泪染轻匀，
　　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
　　奴面不如桃花好。
　　云鬓斜簪，
　　徒要教郎比并看。（《李清照集》6页 岳麓书社1996年6月第1版）
　　李清照是美丽的，所以她敢在郎君面前与花儿比美。既生得美貌，又能写出如此美文的女人，真应该活得幸福。
　　不幸的是，他们生活在一个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年代。1100年（元符三年），宋哲宗崩，赵佶（徽宗）嗣位。1102年（崇宁元年），徽宗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奸党”。七月，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受到牵连，被罢官。九月，充军广西象郡。
　　这场家庭变故是李清照的人生转折点，从此厄运连连，让人无奈而伤心的不幸接踵而至。
　　内忧总是伴着外患。当时，北方金人屡犯宋土，迭败宋军。1126年，赵佶的儿子赵桓继位，是为钦宗，年号靖康，次年，宋都汴梁沦陷，皇帝南迁，建都临安（杭州）。残酷的战争，迫使李清照和赵明诚不得不过起了流亡生活。
　　赵明诚死于北宋政权南迁之际，他给李清照留下了藏书、古玩及呕尽一生心血写成的《金石录》。其后，李清照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但是她总想方设法，尽力保存亡夫留下来的藏品，时刻把丈夫的手稿带在身边。她一在杭州定居下来，便开始整理这些手稿并为之写了一篇后序。许多人知道李清照的诗词写得奇绝，却不知道这篇《金石录后序》的凄美。这不仅是李清照感人至深的生平自传，也是她与赵明诚爱情的见证。
　　写她与赵明诚幸福的夫妻生活：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李清照集》91页 岳麓书社1996年6月第1版）
　　这情景让李清照怀念，也让许多人心生向往。一对才貌相当、意趣相投的爱侣，向人们展示了真正的两情相悦、男欢女爱。所以，即使“忧患困穷”，她也“甘心老是乡矣!”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战事的恶化，赵明诚也被派往靠近前线的山东任职。李清照这样抒写当时的心境：
　　至靖康丙午岁，侯（赵明诚）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同上92页）
　　到了1129年夏天，赵明诚又被委任为湖州知府，奉召上殿面君，这一去，竟成永诀。回忆起当时分手及赵明诚突然病故时的景况，一股说不尽的爱恋、焦虑、悲切、孤苦之情在李清照的笔下流淌：
　　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明诚）独赴召。六月三十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己，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担惊，念侯性素急，奈何病�；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同上）
　　赵明诚在弥留之际，“取笔作诗，绝笔而终”。他既没有就家事留下遗嘱，也没有给李清照留下日后赖以为生的家产，有的，只是这部倾注了夫妻二人多年心血的《金石录》。
　　在此后的三年里，李清照在战火的缝隙间孤独地漂泊，也就是在这期间，她写下了思念亲人，阴郁悲怆的《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
　　阴满庭中。
　　阴满庭中，
　　叶叶心心，
　　舒展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
　　点滴霖霪。
　　点滴霖霪，
　　愁损北人，
　　不惯起来听。（同上页）
　　这期间李清照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丈夫的手稿。1132年，当她五十二岁的时候，终于在杭州定居下来，并在那里编定了手稿，写下我上面多次引用的《金石录后序》。文稿付梓之后，她再度离开了杭州。
　　李清照究竟死于何时何地，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是，一个曾经美丽过，而且留下了许多优美诗文华章的才女，最终又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传奇。
　　伟大而纯真的爱情通常是以悲剧告终的。悲剧，是它伟大的一部分，也是它纯真的证明。
　　肉身的解放与精神的解放
　　“解放”这个词，对于现代中国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过去数十年形成的官式话语体系里，“解放前”代表着那个叫做中华民国的“旧社会”，“解放后”则特指这个被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社会”。“解放”从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并成为硬性切割中国现代史的象征性符号。与此同时，这个词语原本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却被渐渐地简单化和空洞化了。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无论是领导过中华民国的国民党，还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他们在对中国进行社会改造的过程中，都曾经以两个标志性的词语作为旗帜，一个是革命，一个是解放。革命是解放的前提，解放是革命的目标。正所谓“闹革命，求解放”。
　　革命及解放，共同构成了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推演模式：对一切压迫与束缚进行全面反抗，从而寻获自由的、焕然一新的幸福与快乐。这其中既包含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也包含着性方面的。事实上，近代中国进行改良或革命的历史，也是一部谋求性解放的历史。性，或者说张扬的情欲，曾经是激发革命狂热最有效的助燃剂。
　　清朝末年，在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刊出了这样一幅图画：几位西洋绅士和淑女聚集在一处装饰得中西合璧的宅院里，从他们那一本正经的表情动作来看，像是在严肃地讨论着什么大事。画的上方，题着三个大字：天足会。再细看后面的文字说明，原来，如何劝诫中国女人放弃缠足的恶习，解救她们于水火，就是那些西洋人商议的大事。
　　关于这幅画，当代历史学者张鸣曾做过这样的评介：“天足会是在上海的西方教会为帮助中国妇女放足而成立的。类似的天足会，在中国各地都有，康有为在家乡也搞过。稍后，在百日维新中，湖南的不缠足运动也十分红火。很明显，这是西俗东渐的结果。当时提倡放足的中国人，多半从强国的角度出发，《点石斋画报》能立足于妇女自身的痛苦，的确很有平常心。”（《土眼洋事之华洋众生》18页 张鸣、袁贺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强国”、“维新”，甚至革命之路，是从女人的脚下开始的，是从解放女人的小脚开始的。除此之外，天足运动的另一个结果则常常被人忽略了：它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审美和性观念的巨大变化。肉身的解放与精神的解放相互作用，催促着中国人的全面解放。
　　遥想当年，多少有志青年抛下父母给他娶下的小脚女人而离开故乡，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新的自由与快乐？可谓不胜枚举。就连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都有个裹着小脚的原配夫人，叫做卢慕贞。而有些年轻人参加革命的最初动力，干脆就是为了逃避家里的包办婚姻。
　　在那个封闭、腐朽得令人窒息的年代，革命不光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也是热血青年的身体需要。从天足运动，到“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再到席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风潮。性，对性自由的渴望不断鼓动起时尚男女的激情，使他们纷纷加入了革命的嘉年华。
　　茅盾曾在他的小说《动摇》里面，对上世纪20年代的新潮男女作了生动入微的描写。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孙舞阳，一边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一边“在房间里团团转地跳。她的短短的绿裙子飘起来,露出一段雪白的腿肉和淡红色短裤的边儿。”（《茅盾全集》第1卷170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这是一个颇具深意的隐喻。在“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咏唱声中，飘扬舞动的却是“短短的绿裙子”、“雪白的腿肉和淡红色的短裤的边儿”。革命与反抗的激情，连同膨胀的情欲就这样微妙地交织到了一起。
　　成熟的人不一定具有爱的能力
　　即使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那些现在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里，革命与性解放的诉求也常常或明或暗地纠结在一起，难分难解。《青春之歌》，这部自1958年出版后立刻风靡全国并且影响了一代人的革命文学作品，便是其中一个经典文本。
　　《青春之歌》是一部成功运用革命理念结构而成的长篇小说，正面描写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它的主人公林道静，由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知识女性，逐渐成长为一个杰出的、坚定的革命者。其中，特别具有典型性的是，和许多革命者一样，林道静投身革命的最初原因，也是为了逃婚，为了摆脱一个她根本不喜欢，却又被强加于她的男人。此后，她又接连抛离了余敬唐和余永泽这类旧式男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生活方式，通过卢嘉川等人的引导和帮助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她所有的不幸与痛苦仿佛都与那些陈腐的旧式男人有关，而她所有的幸福和快乐都来自革命的理想和行为。
　　客观地说，逃婚这种行为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由于它完成了自我意识的初步确立，进而开始了对自我肉身的解放。“我”这副肉身是属于谁的？是家族的，父母的？还是自己的？它究竟应该由谁来支配？逃婚，便以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
　　从提倡天足，到逃婚；从解放小脚，到解放自己的肉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直都在为解放自己的身体而努力。在饱受束缚与压抑的绝望中，解放就是最大的快乐。至于“解放后”的情景到底如何，则属于一个过于深远的问题，人们根本无暇顾及。1922年，鲁迅曾经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叫做《娜拉走后怎样》。当时他就已经十分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没能给出明晰的答案。“娜拉走后怎样？”只有时间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正是出于对解放的无限憧憬与向往，人们推翻了旧世界，迎来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在此后不断兴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终于发现，这种肉身的解放其实远未实现。每个人，无论是肉体还是思想，都是受到严密控制的，其控制的强度真正达到了“史无前例”。而有关性或爱情的话题更是成为禁忌，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性表达都被冠以“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名受到严厉批判，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坚硬冰冷的政治动物。再看看当时少得可怜的那几部文艺作品，《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是只有母亲和女儿，却没有妻子的；《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是只有同志，根本没有亲人的；《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是既没有恋人也没有丈夫，只有个男性“党代表”的……
　　极端的革命导致人性异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结束了十年文革之后，这才如梦方醒。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伴随着新一轮的思想启蒙，中国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解放。和先前任何一次自我解放行动一样，性自由或者说性解放的愿望再次不可避免地涌动起来。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知青返城同时出现的是离婚潮，曾经因为政治因素、社会环境被迫走到一起的男女纷纷各奔东西。有人留下了“孽债”，有人留下了怀念。“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多年后，这首风靡一时的歌曲所吟唱的就是那段历史。
　　理想激荡的80年代转瞬即逝，那场不彻底的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亦随之戛然而止。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了转型期。经济、市场、财富、娱乐作为代表着时代精神的关键词异军突起。这是一个攫取与消费的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成了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只要攫取财富，就可以消费一切。
　　围绕着财富这个中心，一套新的价值观已经隐然形成。通过礼教、道德或政治对人施行控制的传统手段开始弱化，中国人的肉身逐渐得到了有限的解放。这种肉身的解放，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比过去享有了更多的性自由。
　　然而，享有了性自由并不等于拥有了性快乐，更不等于得到了爱情的幸福。
　　2009年12月12日，《南方都市报》刊发了一组名为《这些深圳版雷人雷事正在测试我们的道德底线》的专题，分别披露了“老公搞3P、女人玩男人当‘集邮’、深圳版春哥嫁给英国多金海归”这样几宗“雷人雷事”。编者认为，深圳“这个用30年时间浓缩现代化进程、都市化转型的城市错综复杂、矛盾重重――道德界限模糊、人文底线不断被突破。”
　　其实，这种“道德界限模糊、人文底线不断被突破”的社会现状并不是深圳独有的，它遍布于中国每一座城市、每一个角落。
　　千百年来，中国人长期在贫困中挣扎、在极度压抑中喘息、在威权暴政中苟活。一些人不断划定道德的界限，一些人又不断突破人文底线。他们从未有机会从容、理性、优雅地将自己塑造成完整的人。结果，就在他们的肉身渐获解放的同时，便不免裸露出了萎缩的魂灵。
　　按常理，婚姻、爱情、性，都是极端的个人体验，任何成年人都会对它的快乐或不快乐给出自己的答案，是旁人无须也无权置喙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一个原则性的判断：人类的性快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性行为的快乐这个低档次上。
　　任何纯粹而持久的快乐都是以文明和智慧为依托的，正如幸福就是符合道德的生活一样。
　　爱，是一种高端文明。性成熟的人不一定具有享受爱情的能力，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未必就懂得了爱的真谛。作为一个在六十年前才刚结束了一夫多妻制的国家，在经历了革命化的禁欲之后，今天我们又迅速进入了一个物质时代、娱乐时代、纵欲时代。膨胀的肉欲全面挤压着萎缩的魂灵，而男女之间的性与情，特别是如何获得性与情的快乐，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从古至今，性始终是魅力无穷的，也是让人深受困惑的。抛开以上那些传统观念不论，仅就个人的人生体验而言，性也隐藏了太多丰富而又充满矛盾的内含：它是忠贞，也是背叛；它是崇高，也是下流；它是美丽，也是丑恶；它是快乐，也是烦恼……
　　面对如此难以把握的性，怎样才能使它变得美丽而远离了丑恶？怎样才能享受它的快乐而远离了烦恼？不仅考验着人的智商，也考验着人的情商；不仅反映着一个人的修养，也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明。
　　节选自《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编辑 田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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