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大战中国已经输了!_中美英克隆大战

　　在未来20年，全球在克隆领域将产生8000亿美元的利润。中国科学家有了一只从兔子耳朵上复制出来的“人耳”，还有许多别的研究在进行，中国的优势在于资源，这是一场万众注目的技术竞赛
　　美国科学家Roger Pedersen解释说：干细胞，是所有器官的起源。因此，从理论上讲：人体多能干细胞能够“生长”出人的所有组织与器官。它当然也是克隆之源，利润之源。有专业机构与人士预期，在未来20年里，全球在这一领域将产生8000亿美元的利润
　　
　　为你制作一只耳朵
　　
　　今年春节前未被广泛重视的重要新闻之一就是：我国科学家在兔子耳朵上复制出“人耳”。
　　46岁的曹谊林就是这位复制出“人耳”的科学家。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教授曹谊林，在“耳朵制作”上最早也最显赫的成就在1995年。那时曹是美国哈佛大学院组织工程学实验室的博士后，他完成了在裸鼠背上复制出人耳，被报道说是世界上的第一个。
　　曹今年元月再次被媒体注意，契机是元月11日上海组织工程研究与开发中心正式揭牌，曹是这一中心的主任。对这一揭牌仪式的报道，媒体称：曹谊林教授又有新突破，他已经在培养箱里培养出来了“体外再生耳朵”。曹解释他的此次成果说，这比起他前几年的在裸鼠体内再生出人耳廓形软骨，现在的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此衍生出的未来，记者们报道说：有朝一日人体就会像一辆汽车一样，哪个零件坏了，可再买一个新的换上。
　　曹谊林教授“制作耳朵”运用的是组织工程技术。这项被称为整形外科一次飞跃性革命的技术，最早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87年正式提出并确定的。如果以曹复制的人耳为例，我们可以粗窥这一技术的关键。
　　曹的方法是：先取一种生物相容性良好并可被人体降解和吸收的特殊生物材料，制作出人耳模型，然后将牛的软骨细胞在体外培养成活后“种”到模型上去，使之很好地吸附并引导细胞生长。由于特殊的生物材料为细胞提供了一个生存的三维空间，即能使细胞获得足够的营养物质，从而使细胞按照预先设计的三维形状的人耳模型支架生长。通过仪器观察，可看到细胞已分泌基质，证明细胞与特殊生物材料塑成模型相处得很好，并已开始形成新的复合体，这样大约经过一周的时间便可将这一复合体植入到没有免设反应的裸鼠背部皮下，再经过6周培养，复合体中特殊的生物材料逐渐被裸鼠身体降解吸收，而细胞则依附于模型形成了新的软骨，这时“人耳”便告制成。
　　曹谊林 “组织工程的基本科学问题”首席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3年完成国内第一例头皮撕脱再植(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1998年复制“人耳”成功，获得全美整形外科医师协会“詹姆斯增雷特勃良”大奖。
　　事实上，曹的工作远不止复制人耳这么一项。他曾完成过为羊修复缺损的颅骨，也在猪的身上修复了巨在缺损关节软骨，还修复过鸡的缺损肌腱。
　　所有这一切工作，最重要的也最关键的因素是是可降解的生物材料选择。简单地说，耳朵要在副支架上，也即模型上长出来，这一支架如果不能降解不能被吸收，最后耳朵也无法“长成”。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裴雪涛评价说，曹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的材料选择：可降解能被吸收。有了一副好支架，用什么物质来制作人耳呢?――干细胞。这更关键，这是一切器官的起源。
　　上海的三位科学家承担了国家级重点基础研究项目“治疗性克隆”，这一项目最简单地说，就是制造出可以替换的“人体零件”。这一重点项目分上、中、下游三个板块，曹谊林承担的是下游板块，即用组织工程的技术完成人的器官的最终“制作”。而这一项目的上游是：干细胞研究。
　　
　　干细胞：克隆之源，利润之源
　　
　　《科学》杂志在评选1999年度世界十大科学成就时，把干细胞的研究发现放在了第一位，赶过了更广泛引人关注的人类基因组工作。这份让全球科学家以在它上面发表文章为荣的科学杂志2000年度的十大科学成就评选，干细胞研究仍然名列其中。
　　干细胞(Stem cells)，按照英文词义直译，即：树干细胞。美国科学家Roger Pedersen的解释就是：动物干细胞，包括人类，相当于植物的树干。他们可生长出带树叶的分支，同样也会开花。
　　迄今为止，记者所读到的所有材料中，仍以《科学》杂志对干细胞的描述最为清晰明确，他们写道：也许人全多能干细胞最为深远的潜在用途是生产细胞和组织。许多疾病及功能失调往往是由于细胞功能障碍或组织破坏所致。如今，一些捐赠的器官和组织常常用以取代生病的或遭破坏的组织，遗憾的是，受这些疾病折磨的人数量远远超过了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多能干细胞经诱导后可发展为特化的细胞，以替代病人体内坏死的组织或器官，从而用于治疗无数的疾病，身体不适状况和残疾，包括帕金森氏病、老年痴呆症、脊髓损伤、中风、烧伤、心脏病、糖尿病、骨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
　　《科学》杂志还给出了一个有趣的未来：“如果说这项研究将有可能对药品应用产生革命，提高生命质量和寿命，这样的说法也无可厚非。”
　　军事医学科院教授裴雪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对中国公众而言，生命科学研究最被熟悉的概念是“克隆”。这个概念已逸出了它的真正含义，差不多快成为一种更为大众接受的社会性用词了。而一个干细胞就能不断复制自我，大量增殖，向不同方向分化。裴说：“从干细胞出发，目前生命科学研究的脉络将会非常清晰”。
　　毕来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获得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的李凌松说：“最早的干细胞的研究起源于血液的系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向日本投放了原子弹，爆炸后射物质致死致病到底是什么机理，成为当时医学专家所不知的领域。华盛顿大学著名的教授Donnall Thomas发现：放射性造血障碍的病人，可以通过骨髓移植进行治疗。如果将正常人的骨髓放入病人体内，将会治疗造血功能障碍。后来Donnall Tho-mas将他的发现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1967)杂志上，并因此获得1990年诺贝尔医学奖，这是干细胞最早的发现。
　　不过，干细胞真正成为《科学》杂志1999年度全球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的理由，却是1998年11月，威斯康辛大学的汤姆生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哈特教授分别在《科学》和《美国科学院进展》上的报道。他们有不同方法获得了具有无限增殖和全能分化潜力的胚胎干细胞。这一成就给移植治疗、药物发现及筛选、细胞及基因治疗和生物发育的基础研究等等带来深远影响。
　　那么这一领域未来潜在的利润有多大呢?
　　在国际长途电话的那一端，德国汉堡大学Heineich-Pette研究所有博士后李志雄对记者的问题犹豫再三。虽然他所在的研究所在基因治疗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对利润计算不会陌生，但他最后给出的答案是：太大!大到无法计算。
　　
　　多莉羊：英国人领先了
　　
　　很难说科学家不对这天文数字般的利润感兴趣。
　　记者通过长途电话找到国家级重点基础研究项目“治疗性克隆”的中游板块研究的首席科学家盛惠珍，想通过她了解于细胞与英国克隆羊多莉的关系。这位上海二医科大学育生物学教研室教授，委婉却明确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她说她“拒绝了所有的采访要求”，理由是等到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突破后再接受采访不迟。但她向记者推荐了军事医学院的裴雪涛，说裴“在这一领域，非常优秀。而且年轻”。
　　38岁的裴雪涛给记者分析了干细胞研究的四个领域：其一，治疗性克隆。盛惠珍参与其中研究的国家级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就是这个方面。目前全球范围内，这是最热门的领域：其二，后基因组计划。这项研究在中国尚不热。发现新的基因与基因的新功能，干细胞都是最理想的模型；其三，发育生物学。转基因动物与动物克隆研究，就在这一范畴。英国罗斯林研究所伊恩・维尔穆特博士完成的克隆羊多莉，即表明英国在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其四，药物开发。干细胞对医药开发以及药理药毒理评估是最有效的模型。目前这一领域也是全球的热点。
　　裴雪涛
　　军事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实验血液学会副主任委员。
　　裴雪涛从事干细胞工程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造血控制细胞因子、造血干细胞移植、细胞治疗与基因治疗等。在Exp Hematol Leuk Res.Stem Cells Iells. Int J Hematol.《中华医学》杂志、《中华血液学》杂志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120余篇。承担国家“973”、“863”、自然科学基金及军队指令性课题研究。1998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克隆出羊，却对克隆人特强烈反对态度的伊恩・维尔穆特博士看上去非常低调。国外媒体评论他是一个更乐意呆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但围绕着克隆羊多莉而产生的众多纷争，却未必是伊恩・维尔穆特博士所能控制的。
　　真正的竞争在多莉羊的技术声利方面展开。两上国家的科学家：美国与英国将他们原本一直存在的竞争变成了一桩媒体广泛传播的重要新闻。
　　争论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展开焦点是克隆羊多莉所用技术的知识产权问题。争论的双方分别为：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及英国PPL医疗公司、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及先进细胞技术公司――他们是罗斯林在克隆研究领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克隆多莉过程采用的细胞核移植技术中，一关键环节是使操作细胞保持在被称为GO”的近乎“休眠”阶段。在这一阶段，细胞停止分裂，基因表达“关闭”。罗斯林研究所申请的细胞核移植技术专利就包括这一“休眠”阶段的细胞细节、罗斯林研究所和PPL公司在给《科学》杂志的信中对美国同行的研究提出质疑。英国科学家称，“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在克隆转基因的牛犊的培养液中可能混有“休眠”细胞，他们有责任为此提供足够证据。
　　李凌松
　　2000年2月受聘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目前为北京大学干细胞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系副主任。
　　李凌松毕业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并获分子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李在美国求学并工作10年，回国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部任研究员。
　　李所领导的北京干细胞中心，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国际一流的干细胞研究的人才基地。目前的研究方向是：1.建立组织干细胞库；2.研究干细胞发育的基因调控与定向诱导和横向分化；
　　3.实验性治疗糖尿病、角膜坏死疾病和肝功能坏死。
　　李凌松的研究团队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美国STOWERS医学研究所、华盛顿大学EHCRC癌症研究中心等重要机构的教授。
　　不过，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研究小组在信中回击说，他们研究中采用的“休眠”细胞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当然，美国科学家同时也表示，尽管如此，他们正在测试培养液中存在“休眠”细胞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这并非罗斯林研究所惟一的一次就技术专利进行争议，他们还曾跟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科学家进行了一次“商榷”。夏威夷大学在宣布克隆成功三代50余只克隆鼠后，罗斯林研究所也指责他们采用了“休眠”细胞技术。不过，夏威夷大学反击颇为强硬，他们说自己采用的是“火奴鲁鲁技术”，与“休眠”技术相比，这一技术相异和改进之处，因而最后他们还申请自己的专利。
　　专利之争，非尊严之争。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瞿礼嘉博士说，“是利益之争”。
　　
　　英国上院下院：同意!为了保持住领先
　　
　　“科学的竞争不完全是科学家智慧的竞争，”北京大学医学部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李凌松说，“这与国力有关，也跟国情相关。国力在科学领域更多地表现为国家对科学家及其研究的投入，在这一点上英国无论投多少，与美国都无法相提并论。”
　　“没有人怀疑美国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整体性领先，”李凌松说，“但有一点例外的是英国克隆羊。”
　　而就国情来看，德国汉堡大学Heinrich-Pette研究所的博后志雄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欧洲整体上比美国更保守，同时竞争性也不那么强，“他们(欧洲人)似乎更乐享受生活”。
　　从某种程度看，多莉羊的问世引发了全世界各国对生命科学研究的真正兴趣。国家意识在这一轮科学竞赛里也开始变化起伏，其戏剧性远甚于单纯的研究。
　　克隆羊多莉的诞生给全世界公众带的是极具想象空间的克隆的未来，一些科学家不失时机地提出自己要克隆人，让克隆新闻越来越热烈。1998年元月，美国科学家锡德率先提出他将进行克隆人的试验，美国总统克林顿随即呼吁国会立法禁止克隆人，法、意等19个欧洲国家很快签署了严厉禁止克隆人的协议。
　　但是，在这一“国家立法禁止”喧哗刚刚过去，也就是1998年11月，两个独立的美国科学小组从胚胎中提供干细胞的成果使克隆这一被想象着格外恐怖的研究有了对人类最为深远的价值与意义。科学家集团对公众的反应有了自己的声音。
　　英国首相布莱尔被观察家认为是更乐于放宽对人体克隆技术限制的。英国政府立场的松动，还来源于医学权威威利姆・多纳德森的一份报告。多纳德森认为：从事人体克隆技术的研究，对社会产生的潜在利益远远高于伦理之争。
　　2000年12月19日，英国下议院以366对174票表决通过《1990年人类受精及胚胎法修订案》，放宽人类胚胎医疗研究的监管规例，允许科学家克隆胚胎，从中抽取于细胞，进行“治疗性克隆”研究；今年元月22日，英国上议院再次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激辩，最终在深夜以212票对92票通过允许科学家克隆人类早期胚胎的有方法案。至此，英国人类早期胚胎克隆的科学研究没有了法律上的障碍。
　　
　　美国“入侵”英国
　　
　　美国加州门洛帕克的Geron公司去年与克隆羊的故乡――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组建了一个2000万美元的联合体，并购买了一家子公司罗斯林生物医学公司。
　　有报道说，这家公司支持了迄今为止有关胚胎干细胞的大多数研究工作。
　　不过，李凌松从他们的联合中看到的是一个更强大的研究与产业实体。克隆竞赛是当今全球科学界的一个现实，竞争最激烈的英美两国。“但是，”李说，“竞争更推动的是合作，而这也就转化成了良性的竞争。”
　　李举例说，以加州门洛帕克的Geron公司与罗斯林研究所的合作为例，强强联合，他们将取得更大的利益。
　　李似乎更乐意在这一方面做更多的衍生性叙述。在他在美国10年的求学与就业的经验里，他发现的一个现象是，在国外，公司利益超过国家利益。虽然这一判断不可以绝对，但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成立的。他说，简单地看，公司发财了，国家才有税收，也才能发财啊!所以这些国家也大力支持这种合作。
　　与加州Geron公司选择的策略不同，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先进细胞技术公司则正在找寻另外一种方式，公司的总裁Michael D.West说，他已有初步把握能够通过融合成人组织的奶牛卵制出人类胚胎干细胞。虽然很多科学家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因为如果细胞含如此异种的组成部分，胚胎通常是不能发育的。但 West仍然充满了信心。
　　无论是加州门洛帕克的 Geron公司选择与罗斯林研究所合作，还是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先进细胞技术公司发现新的人类胚胎制造方法，都有一个令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因素，即伦理、宗教形成的舆论与法律压力。
　　
　　在公众注目下的科研与竞赛
　　
　　当威斯康辛大学的汤姆生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哈特教授分别报告说他们用不同的方法获得了人的胚胎的干细胞后，新一轮有关克隆的争议又在美国掀起。
　　简单归纳，围绕着两个科学小组最主要的问题在道德伦理与法律方面。
　　这些问题包括：人的胚胎干细胞(ES)来源是否合乎法法律及道德，应用时是否会引起伦直及法律冲突?从体外受精人胚胎中获得ES细胞而杀死人胚胎是否道德?是不是良好的愿望为邪恶的手段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使用来自由发或事故流产的胚胎的细胞是否恰当?相当的公众更倾向认为，从人胚胎中收集胚胎干细胞是不道德的，因为人的生命没有得到珍重，人的胚胎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无论目的如何高尚，破坏人胚胎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仍在美国的李凌松对这一争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美国反堕胎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认为这跟人权相关。针对于此，美国总统克林顿专门要求美国生物伦理指导委员会( NBAC)研究人胚胎于细胞可能带来的科学、伦理、立法等方面的影响，对此做出广泛而深入的评论，并提出相关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指导原则。
　　也在此时，由于美国法律禁止使用政府资金助人胚胎研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主任沃马斯教授向主管NIH的政府部门――美国卫生和福利部(DHHS)咨询有关法律意见。DHHS在1998年12月决定：“美国国会关于禁止人胚胎研究的法案不适用于胚胎干细胞研究，因为按目前的定义，胚胎干细胞不等于胚胎”，此外，“由于胚胎干细胞植入子宫后，不具有依靠自身发育成个体人的能力，不能将其视为胚胎。”所以，DHHS可以资助来自胚胎的多能干细胞的研究。至于人胚胎生殖细胞，因为胚胎生殖细胞来自活力的胎儿，获得和使用此类细胞符合联邦法律有关胎儿组织研究的规定，因而也可以获得 DHHS资助。
　　对美国卫生和福利部的这一决议，又有了更为强烈的争议。
　　70位众议员1999年2月在一封写给美国卫生和福利部部长的信中要求废除此项规定，称它“违反了美国政府严禁资助破坏人胚胎的实验研究的联邦法律条文和精神”。国会议员杰・迪凯极力反对该规定，甚至声称要将DHHS告示上法庭，他强调“科学应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为科学服务”。
　　对此的回应，2000个4月，美国73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其中包括6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要美国国会将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禁令，并对干细胞研究给予全面支持。
　　在这种舆情下，美国总统克林顿2000年8月4日宣布：美国政府今天开始准许用政府经费进行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他认为干细胞研究会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在益处”。8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允许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方法案。
　　相信英国下议院与止议院去年年底与今年年初通过人体胚胎干细胞可以用予进行“治疗性克隆”，与美国这一层背景也不无关系。
　　
　　中国优势：资源
　　
　　《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在今年2月的一期刊物上，以《亚洲――新药品的实验场》为题，报道了西方那些跨国医药企业从将亚洲视为他们所开发的新药的销售市场，转变至将亚洲定位为新药品的实验场所。这种转变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亚洲有大量患者，而且有些患者从来没有被治疗过，这对试验新药来说，显然极其宝贵。
　　裴雪涛对此评价说：“从某方面看，这就是资源的优势。在中国同样有着与亚洲其他国家相似 、甚至更多的资源优势。”
　　“还有国情，”李凌松说，“这也有很大的分别。”
　　从美国回国，决定在中国开始自己干细胞事业的李凌松对资源的强调颇具宏观视野。
　　他说：“中国资源的关键还是人。”对于干细胞研究这样一个领域而言，如果能够创造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未来，那么单方面的任何突破都将是局部的成就，它需要医学、物理、材料学等诸多领域通力合作，这样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而这种通力合作，在美国很难想象，但在中国，却可以由政府出面组织。
　　“另外，李补充说，“中国的政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非常好，特别是对于研究领域而言，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资金支持可能突破的领域。”李解释说，在科技的整体投入上，中国没法跟美国相比，这是现实。不过，当我们集中了资金来支持某一个项目，就可能在局部接近美国对这一项目的投入。
　　裴雪涛对中国资源的强调也是新义，他所叙述的优势更具中国现实。最早的干细胞研究是在人的血液方面，在这方面中国一直在做，一直有积累，虽然目前尚没有国际领先的成果，但基础是好的。同时，对中国而言，干细胞的来源以及应用市场都巨大，这同样是资源优势。裴举例说，美国自1992年在纽约血液中心开始建脐血库，到目前收集了近10000份脐带血样。而中国仅从1998年才开始筹建脐血库，目前也已收集到近万份脐带血样。“不可小看这些血样，它们是研究的基础”，李强调说。
　　所有这些资源优势的讨论，最根源性的诱惑是：在干细胞这一可能对人类未来带来巨大变化的领域，中国最可能完成科学上的原创性贡献。“至少，在这一领域，我们与世界发达的国家在起跑线上最接近。”李凌松说。因此，中国在这一领域可以参加真正世界性角逐。事实上，中国也已经开始参加这次全球性竞赛了。
　　目前在中国对于细胞研究的科学综述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冶疗性克隆”课题被列为国家级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同时，脐血干细胞分离、纯化、冷冻保存以胀复苏的一整套技术已我国科学家所掌握。首例小儿脐血干细胞移植，1998年，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成功(黄绍良教授)。
　　中国在干细胞领域研究极具潜质的三个科学集团分别为：上海三位分别领衔研究“治疗性克隆”的专家，裴雪涛领导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干细胞研究中心以及李凌松领导的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
　　在这三个科学家集团中，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应聘回国的李凌松领导的干细胞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分别来自美国STOWERS医学研究所，哈佛大学医学院麻州总医院、华盛顿大学FHCRC癌症研究中心。这些科学家都分别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自然》与《细胞》杂志发表过自己的论文。
　　李凌松介绍说：“我们这个团队，在干细胞领域纵向覆盖，横向交叉。为什么一部分在中国，一部分留在美国，李凌松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可以更迅速更充分地掌握这一领域的最新信息、最新材料。这一点对研究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中国优势的一个有趣的方面。
　　
　　中国的压力在与世界的竞争中生存
　　
　　对美国与欧洲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竞赛以及因此而衍生出来的伦理、贸易与政治的冲突，中国科学家集团有着与一般人所不同的理解。
　　北京大学转基因科学家林中平直言不讳地向记者宣称：“这是因为欧洲在这方面研究比不过美国，所以用政治的贸易的手段压制美国。”
　　持这种判断的中国科学家不在少数。北京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博士瞿礼嘉也这样认为，他甚用了“捣乱”这个词，来形容欧洲方面。科学研究与市场销售是一对互为循环的关系，但欧洲在贸易是坚持抵制美国的某类产品后，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显然在经费投入方面将面临巨大减少。科学家的怨气也可以找到原因。
　　欧洲议会对克隆人胚胎干细胞的反对与美国同意利用政府经费资助人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在更大的格局里也当可如此看待。科学与科学家之间的竞争，最终都将不是单纯的，它将搅动的会是方方面面，文化传统、宗教伦理以及贸易平衡等等，都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在这种世界格局与现实里来看科学研究，瞿礼嘉博士说：“我们确实要有真正原创性的成果。否则，不仅是科学落后这么简单，而是国家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的问题。”
　　瞿礼喜向记者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美国与伊拉克的那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怀疑伊拉克制造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只对白种人产生作用，但对阿拉伯人却没有作用。这一发现让美国极其震惊。“这当然非常极端，”瞿说，“但却是一种可能的现实。”
　　但是，就中国整体的科研来看，我们目前仍处于“追踪”世界先进成果的状态，这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压力。
　　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嘉玺在接受采访时，对自己“追踪”研究的叙述，很能表明中国科学家科学研究的一般状况。
　　当美国人从脂肪细胞中提取RNA反转录 PCD的成果发表后，王即开始思考。他开始也采用从脂肪里提取，但很困难后来他尝试从血液里提取，成功合成了一个肥胖基因，测序与国外的报告没有区别。这前前后后只花了一个月时间，而美国人这项研究耗时有好几年的时间。这种研究从成本的角度看，“当然收益很大，”王说，“否则，你连论文都没有发表的机会。” “能够整体创新当然更好，”王说，“不能整体创新，局部创新也好。”
　　瞿礼喜介绍说，中国大多数转基因研究，都是在美国有了安全性数据之后进行的，对人家的实验进行重复性研究，补充自己的数据。
　　这种重复性研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清华大学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家昌增利说，“重复虽然也可能产生新的重大发现，但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要追求‘第一’科学研究是没有亚军的。”
　　 从某种程度上看，干细胞研究为中中的整体创新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科学研究领域可以比照观察的是我们的邻国日本，他们一直采取的策略就是：“追踪”。有资料表明在干细胞领域，日本认为这是自己国家改变自己“追踪”式研究最有可能的一个突破口。在2000年度启动的“千年世纪工程”中把以干细胞为核心技术的再生医疗作为四大重点之一，并且第一年度的投资额就高达108亿日元。由此可以预期日本对这一领域未来的期望。
　　很显然，目前在这一领域前台进行最激烈竞争的是英国与美国，但渴望加入这一竞赛的却有更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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