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教育激励思想]组织行为学对个人生活和思想的发展
时间：2019-05-19 03:24: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组织行为学认为，激励从根本上说就是激发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通过效率提高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来重视人的因素，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从激励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激励活动最初始于人们的集体活动，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和管理思想等方面。我国古代教育激励思想的精华要追溯到先秦诸子百家，古代的先哲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激励问题，并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效的激励方法。虽然这些论述都还算不上是系统的激励理论，但已经闪现出激励思想的火花，激励机制下的闪光思想和成功范例不胜枚举，出自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的“欲以激励应侯”，比西方人提出“激励”概念更早数百年。综观我国古代典籍，涉及教育激励思想的《论语》、《孟子》、《管子》、《史记》、《孙子兵法》等著述，直今仍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原因在于书中有关激励观点契合了现代激励理论和组织行为学理论。
借鉴和利用中国古代的教育激励思想，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吸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立足现实，努力创新，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无疑对教育管理激励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以组织行为学的观点去审视我国古代先哲们的教育激励思想。
一、重视道德教育，强调训教合一
古代教育激励思想强调以育人为中心和德育至上，重视教书育人，训教合一。各个时期的先哲们都主张要以育人为中心，各种社会教化渠道都渗透着道德教育，以对民众进行熏陶教化。为了达到德政的目的，孔子认为要加强礼教的感化性，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顿风俗，人们就会有廉耻之心，而且归服于领导。儒家重视德治教育，孟子把教育作为管理手段，把调动管理对象主动性概括为：“善教得民心。”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达到“明人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教育目的。在这种观念下，“礼”是规范各种社会秩序的工具，“不学礼，无以立”。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是“仁”，“礼”的核心“仁”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也就是承认别人的人格，把人当做人来爱。
中国传统管理非常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虽然也不排除峻法严刑，但以人道、仁义、群体为中心，以心理感情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的“德治”方式，始终占主导地位，把修身看成是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管仲认为：“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实际已提出了心治为管理之要。基于这一认识，古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塑造人的精神，要求臣民接受儒家思想，教育臣民要“忠”、“孝”、“仁”、“义”。不足的是中国古代激励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服务的，有着很深的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性。
二、注重各种需求的层次性，激励要有针对性
激励理论认为，满足成员需要是调动成员积极性的着力点。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不同的人存在着不同的需要，激励个体要有针对性。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中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在我国古代，对人需求的层次性也有很深的见解。管仲认为，物质性需要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管子·牧民》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说明了人的欲望发展是有层次的：“仓廪实”、“衣食足”体现了物质欲求、生理欲求这种较低层次的需求，而“知礼节”与“知荣辱”则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社会欲求。他还分析了当时人的欲求的主要种类：“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其中，“贫贱—富贵”表示生理欲求，“危坠—存安”与安全欲求相关；“忧劳—佚乐”即精神享受的追求；“灭绝—生育”表示对种族繁衍的欲求。人的这四种需求，在《管子》的阐述中，内容已不仅仅限于物质需要方面，还涵盖了生理要需、安全需要、社会需要等多个层面。这表明，以满足个体需要为出发点的激励思想在《管子》一文中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
三、强调环境因素和教育因素对人性发展的影响
孔子特别强调后天的环境因素和教育因素对人性发展的重大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才形成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所以人都是“学而知之者”。他认为人的生活环境应受到重视，要争取积极因素的影响，排出消极因素的影响，他一方面强调居住环境的选择，主张“里仁为美”，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交往的选择，主张“就有道而正焉”。
孟子主张“人性善”，即认为人的各种优良品质是先天就有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含义即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而接受教育、刻苦学习，则“人皆要以为尧舜”。同时，他也认为外界环境对人性善的形成同样不可缺少，道德和善有赖于人们后天的社会生活。
荀子认为“人性恶”，认为不学习无法改变恶性，他强调：“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他提出通过教化来实现激励的观点，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基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理论。他认为，“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习俗可以改变人的意志，安而久之可以改变人的本质。他认为环境可以起“化性起伪”的作用，“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泽乡，游必就土，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人的成功，是环境、教育和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只要寻求政治、教育、环境和个体之间的协调与有序，人的造就是可能的。
四、激励方法注重教化和修身的统一
在教育激励方法上，我国古代激励思想注重教化和修身的统一。在政治上，实施“德政”，坚持以德治国的德治方略；对民众，以道德教化为根本，采用“道之以德”的教民方法；对家庭，教以人伦，讲究孝亲，道德以家族为本位；对师长朋友等人，讲究敬重亲和，注重敬信修睦；对自己，以修身为本，强调克己与内省。 1.情感激励法
众所周知的“士为知己者死”是最典型的例证。孔子的“仁”，就是主张要“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善待老百姓，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亲属。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要尊重民意，收取民心。孙武曾说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它体现了以心交心、以情感人、激励下属的思想。同时，孙武又提醒运用情感激励要把握好度的原则，因为过度则“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2.表率激励法
表率一般是指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孔子曾说：“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以身先之”即为率先垂范作用，身教胜于言教；“以道御之”是指正确的思想、方法。“个人的身正”是“以身先之”的前提条件，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要自觉修养德行，约束和克制自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反躬自问，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严于责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管子也说：“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其含义表达了管理者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这是完善德性修养的重要手段。
3.赏罚激励法
管仲认为教化是赏罚的效果，要通过个体的感受和变化来实现，使之心服口服。把教化作为赏罚的先导，赏罚是教化的补充。韩非子要求“因人情、顺人性”地进行赏罚。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好赏恶罚。他认为：“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偷赏，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意思是说：贤明的君主实施奖赏的时候，犹如及时雨那样给人以温暖；对人施行惩罚的时候，犹如雷霆一样令人生畏。所以，贤明的君主会奖赏与处罚并用。没有奖赏则功臣就会懈怠，免除处罚，奸臣就会为非作歹。只有做到恩威并施，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才能发挥赏罚的效用。
4.目标激励法
组织行为学特别强调，管理中要重视发挥员工的潜能，汇集组织他们的力量，激励他们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最终达成组织目标的实现。孙武治军时强调“上下同欲者胜”，就是典型的目标激励法，成为作战五个致胜必备因素之一。作为管理者，为实现特定的目标，必须引导下属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上下同欲”是效用极大的激励方法，上下同心则无往而不胜，上下离心则一盘散沙，不攻自破。孙武说：“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所以，组织目标必须取得成员的高度认同，使组织目标在成员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唤起成员的工作激情，使成员为组织目标的实现不遗余力。
五、激励策略注重公平性、及时性和层次性
1.激励的公平性
赏罚激励的过程中，强调标准的公平，人不分贵贱，应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管仲说：“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意思是，禁令是不能制服亲近和尊贵的人，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令不能对犯严重罪行的人予以处罚，就会伤害了于自己关系疏远的人，对地位低下的人不授予奖赏，如果这样，就会使得法令难以贯彻。先秦兵家实施奖赏要公平正直，强调不能按贵与贱的身份去衡量，要做到不偏不私。赏罚要获取人心，达到激励士兵斗志的作用。否则，就会人心不服，奖赏也就失去应有的效能。赏罚公平原则的关键在于要严明、公正，“严惩不避亲贵”。“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其含义表明：对自己厌恶的人，如果有功也要给与奖赏；对自己喜爱的人，犯了罪过也应受到惩罚。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奖赏不避仇敌”而得管仲，可谓历史上的美谈。管仲在得到齐桓公的赏赐重用后，尽力辅佐齐桓公治国，开创了齐国的富国强兵局面。
2.激励的及时性
把握激励时机是一门艺术。为了使某种行为得到加强，奖赏应该在行为发生后尽快实施，延缓奖赏会降低强化作用，而奖赏没有兑现，则激励作用无从谈起。对此，《管子》也有清晰的认识：“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司马穰苴提出了“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强调赏罚的即刻性。激励的及时，就是奖赏不能错过时机。激励只有及时才能使人们迅速看到做好事的利益或做坏事的恶果，“赏一劝百，罚一警众”，产生震憾和轰动效应，才能赏立信、罚立威。赏罚的时机要及时，时机选得好就会事半功倍，时机没选好就可能事倍功半，这是实施正确激励的一条重要原则。如商鞅变法，为了使新法执行取信于民，立“三丈之木”于南门外，宣称只要有人将其搬到北门，就可获得五十赏金，有人这样做了，就立刻获得了五十金，使人心中产生了赏信罚必的效果。
3.激励的层次性
赏罚的力度要和个体的行为相对应，才能起到良好的激励效果。“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一旦赏罚的力度与个体的行为发生了偏离，则激励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管理者在运用赏罚手段时要注意掌握一定的“度”，就每一次赏罚而言，力度要适宜，使受赏者和受罚者都感到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赏罚也不能过滥，如果奖惩过于频繁，则强化作用就会减弱。“一为赏，再为常，三为固然。其小行之则欲也，久之则礼义。故无使下当，上必行之然后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孙武认为：“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赏罚的频率过高，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反而会使人陷入困窘、迷惑与漠然的境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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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孙晓玲，译注.孙子兵法.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关燕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