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现象 彭燕郊
时间：2019-04-11 03:17: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和彭燕郊先生只有一面之缘。2006年，我应邀参加在长沙举办的一次诗歌活动，一天晚上在田汉大剧院看演出时见到了他。对于自己敬重的诗人，会面时却不知说什么好，只能紧紧地握手，问候一下身体状况，加之演出之前时间短暂，未及深谈。只记得八十余岁的诗人清癯消瘦，但精神状态还好，透出一种深沉凝重的气质。看戏时我们坐在一起，虽话语不多，却已有心灵相通之感。
当时我读过的彭燕郊先生的诗并不多，但印象都颇为深刻，让我感到这是一位对诗有着深入、精到理解，卓而不群的真正的诗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这就如同马拉松赛跑，人们相互看到的都是挤挤挨挨前后左右的人，而跑得快的出众者由于跑得太远而看不见他，甚至被忽略。诗歌史中曾经走红一时、声名显赫的诗人未必是当时最好的诗人。杜甫的诗在唐人选的诗选集《才调集》《极玄集》《又玄集》等十种选本中，只有两种选了他的诗。布莱克，几乎隔了一个世纪才在人心上唤起反响。初期的勃朗宁、史文朋，绝不为世间所知，其声望甚至不及当时的众多小诗人。而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初现时大都没被世人普遍接受。真正的诗人不是那种炒作自己、出尽风头的“诗歌活动家”，也不是那种蝇营狗苟的世俗名利之徒，因为他们确实和诗没有什么关系。或许，只有时间是无情的，大浪淘沙，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诗才能留得下来。
其实，我最早关注彭燕郊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诗，而是他参与或主编的几套书。八十年代初开始，湖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60余本以“诗苑译林”为名目的译诗集，旨在翻译外国诗歌名作，各国各时代、各流派代表性诗人的选集、合集，包括早年出版重印、未结集的译诗及并没有译本的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译文编辑室在“出版前言”中明确指出——“特别要感谢湘潭大学彭燕郊教授，他在这套丛书的规划、组稿、审校等工作上，都曾付出过辛勤的劳动”。如此看来，这套新时期以来最早介绍、出版的高质量的域外译诗，给中国新诗变革、发展输送营养的丛书，实际上称之为“彭燕郊主编”也并不为过。从版权页上看，此套书的印数大都较多，《戴望舒译诗集》第一版便印了42200册，《梁宗岱译诗集》印了27500册，冰心译的《先知·沙与沫》至第二版第二次印刷亦也达27700册。其余各部，亦印数多在两万册左右。这套书，曾是我常去书店光顾的重要理由，是见到就买的。有的书一直搜寻不到，如《先知·沙与沫》，竟请我的领导周明直接向冰心老人讨要了一册，自己手头也没有几本的冰心先生慨然应允，签名并写上我的名字送我，成为永久的纪念，使我后来捧读时，常生感念。这些译诗，都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及重要诗人所译，他们对原诗理解之深邃，对两种不同语言把握之精到、恰到好处，令人慨叹。作者与译者心灵的融洽，那种以无上的热忱、挚爱和虔诚去竭力追摩和活现原作的神采，体会个中奥义、领略个中韵味的神来之笔，是变其形而得其神的，或者说，是用汉字的形体复活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灵魂，是作者与译者共同参与的再创造。这些译诗集，不仅诗作本身吸引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其序言及后记，亦给我以颇多的教益。卞之琳先生为《徐志摩译诗集》所写的序言，对译诗及中国新诗的体察和洞见，对中外诗歌不同流派的解析，以及徐诗写作的源起，可谓见微知著，体现了大家的识见与气度。而施蛰存《戴望舒译诗集》的序文，亦指出戴望舒一边创作诗，一边译诗，其译道生、魏尔伦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而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的时候。后来，在四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韵脚来了……这样从独有的角度体味诗人的写作，对诗人的研究者也是一种启示。
对中国新诗而言，拉近与现当代整个世界诗歌的距离，打破多年的锁闭窘境、为新诗的发展准备成熟的条件，“诗苑译林”中的译诗虽起到了作用，但多为古典、近代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面对与世界现当代、尤其是当代诗的脱节，漓江出版社于1987年1月出版的《国际诗坛》，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10月出版的《现代世界诗坛》，以其独到的眼光、宽阔的视野、对现代、同代世界上诸多大师、优秀诗人富于开创性的名篇佳构的精良译介，无疑填补了空白，展示出整个世界诗之创造的最新成果，成为中国新诗变革、日近成熟的催化剂，在短短的时间内，让勇于探索、敢于吸收新观念的一些中国诗人对诗的理解和鉴赏力迅速提升，打破陈腐观念、大胆的试验、突破和创新，种种具有艺术新质的写作和探究，让中国新诗一下子向前推进了至少一个世纪，可谓功莫大焉。而这两套丛书，恰恰都由彭燕郊先生主编，并分别由30位左右的著名翻译家、诗人为编委编辑而成。我书橱中珍存的八本书，大都精读、细读过，在艺术观念上曾给过我脱胎换骨般的改变，开阔了我的眼界。诸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作品的及时译介，世界诗歌史中的名篇如瓦雷里的《年轻的命运女神》等曾读得我如醉如痴，而博尔赫斯、金斯伯格、帕斯捷尔纳克、休斯、索德朗格、茨维塔耶娃、博纳富瓦、狄兰·托马斯、里尔克、布勤东、兰波、艾吕雅等声名卓著、动人心魄的作品，都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早在1988年7月出版的《国际诗坛》第2期上，就刊有他的九首诗作。德国表现主义、美国自白派、纽约派、北欧现代诗歌、后现代派等不同诗歌流派的诗观、诗选，都有权威性的介绍与颇具功力的翻译。应当说，彭燕郊先生主编的这两套书，对中国新诗吸收新的营养、开拓新的精神疆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先生是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的人，那些真正爱诗、写诗者，不会忘记他。
或许，正是因为他几乎与整个世界诗坛同步，与诸多的大师、巨匠倾心笔谈，对诗之理解的逐步深入，对艺术创造无所顾及的冒险，才厚积薄发，不断地否定自己，将诗笔总是探入新的向度，才有了他64岁又开始的“衰年变法”，80岁又重写了十年前的旧作《生生：多位一体》，这四百余行的重要作品，无一丝老迈之气，仍蕴含着勃勃生机，凸现了不可遏止的生命丰富而强大的力量，亦让人领略了诗人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说起来，我深入了解、结识彭燕郊这位诗人，还是在长沙会面之后的事。收到他2007年3月24日赠寄的四卷本《彭燕郊诗文集》，阅读之下，更坚定了我早年的认知。虽然他在短笺中自称这为“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惭愧！惭愧！希望以原谅的心情，耐心给以指点”，那实在是一种自谦。这套诗文集，该是我书橱中收藏、可时常翻阅、认真揣摩、学习的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