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延迟退休的“无察觉危机”:退休生活祝福语
时间：2019-04-03 03:21: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目前，中国法定社保缴费之和已达工资40%以上，如此之高的缴费率不但在国际上“独占鳌头”，而且早已对私营企业造成重压，若再推迟退休年龄，让企业为劳动生产率已经降低的老人续缴社保，对经济绩效的折损可想而知。
延迟退休解决什么问题
2010年，上海市开始了“柔性”延迟申请退休的试点；2011年底，《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提出女性与男性劳动者同龄退休，今年2月，《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又提出，可延迟申领养老金。
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无论是上海还是深圳，“延退”这把钥匙或许开的是“人力资源不足”这把锁，但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延退”，恐怕开的就是养老金空账这把大锁了。
根据社保专家的测算，“延退”后，每年可减缓养老基金缺口约200亿元——尽管在目前1.7万亿元的缺口规模面前，只是杯水车薪，但在养老金缺口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延退”或许可以成为缓解社保基金缺口压力的一副镇定剂，在一定程度上为给社保基金输血、造血争取一些必要的时间。
国际经验能否适用
从国际经验看，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目标有二：一是保持劳动力的供应，二是减缓养老保险的压力。
20世纪后期，推迟退休年龄确实成为国际上的潮流，其初衷主要是针对因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力缺乏。当时，入围“人口老龄化”这个圈子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如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因为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生育率普遍不高，同时人均寿命普遍延长，所以人口结构逐渐老化。加上人口规模本来就不大，一旦跨入老龄化国家行列，劳动力配置就会捉襟见肘。因此，延长工作年限就成了社会政策的“法宝”。
譬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经合组织的24个国家中，就有澳大利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葡萄牙、土耳其等7个国家调整了退休年龄，其中大多是将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都调整到65岁。比较有趣的是土耳其，1991年的规定是男55岁、女50岁，1994年调整到男60岁、女55岁，但到1998年又恢复到男55岁、女50岁。当时经合组织国家纷纷调整退休年龄，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劳动力。土耳其先是“跟风”，后来发现他们并不缺乏劳动力，于是又恢复到原来的退休年限。
从20世纪末开始，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使本来在设计上就存在缺陷的养老保险制度出现了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的危机。于是，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又成为应对养老保险危机的又一个有效手段。
近年来，美国、法国、丹麦、希腊等国纷纷采取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措施。美国从65岁调整到67岁，法国从60岁调整为62岁，丹麦从65岁调整到67岁，希腊从61岁调整到63岁。
其实，欧美各国大多是实际退休年龄早于法定退休年龄。美国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65岁，实际退休年龄为64.6岁；英国法定65岁，实际63.2岁；法国法定60
岁，实际58.7岁；加拿大法定65岁，实际63.3岁；丹麦法定65岁，实际63.5岁。法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较低，但实际退休年龄更低于60岁。但法国议会通过法案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2岁，却引发了百万人走上街头的抗议浪潮。最近的法国大选，奥朗德当选上台后，就已经反其道而行之，将退休年龄退回到60岁。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供应不足和养老保险压力增大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实施“延退”从政策效果上说，可谓“一箭双雕”。
但由于近年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的“紧缩政策”中确实也包括了“延退”，这是政府在已经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选。但从政策效果看，包括“延退”在内的紧缩政策并不成功，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在走向衰退。
赞成与反对的利益之争
尽管在人保部看来推行“延退”势在必行，但从网络调查的结果看，反对者占据了绝大多数。根据人民网进行的调查，截至6月12日，有93.9%的网友反对“延退”，只有2.4%的人接受。反对者认为，此政策将对就业市场造成新的压力；支持者的态度是，如今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加之养老金缺口的现实，确需“延退”。
一般来说，支持“延退”的大多是白领，而反对“延退”的大多是蓝领。因为年龄的增长，对白领而言是有积累优势的，对蓝领而言却是劣势。虽说现代科技发展对于劳动的体力要求看起来有所降低，但实际上，劳动强度和工作的紧张程度却成倍增加。所以，蓝领工人到了男50、女40以上，大多数都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因为工作效率下降，蓝领工人到“4050”以后，被企业以各种理由辞退的可能性大增。一旦被辞退，不但没有了稳定的收入，还要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如若再延长5年，艰难的日子可想而知。
现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高峰期，大约有9亿，其中大约还有1亿人没就业。从长远趋势看，即使到老龄化最高峰时，中国仍然有接近8亿的劳动力。这就是人口大国的比较优势，以劳动力的绝对数和可能的经济规模相比较，中国并不缺乏劳动力。反之，到那时失业问题仍将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养老，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收多少，发多少”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在进入老年阶段时，中国社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二是这些财富怎样分配，老年人可以从中获得多大份额。不能把目光局限在“保险”的框框里。其实，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早已不是完全靠收取保险费和支付养老金来运作的了。譬如，2011年各级财政每年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投入已经高达2272亿元；占当年基金总收入的13.4%，占当年基金总支出的17.8%。又譬如，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中，财政支付的655亿元，占基金总收入的61.2%，是基金总支出111.4%。
从理论上说，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是三方分担的，除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外，还有国家扮演的这个“最后后台的角色”。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国家财政的投入完全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这本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大惊小怪实在是没有必要。
《人民论坛》最近讨论“无察觉危机”。其实说白了，世上并没有什么危机是事先完全没有征兆的。关键的是，决策者是否把它当作一种预兆。可以说，反复唠叨“延退”这个“政策钉子户”，很有可能是一个恶兆，唠叨一次政府就丢一次分，长此下去，会加深公众对政府缺乏诚信的印象。
《孟子》中有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的说法应该是，得天下在于得其民，得其民在于得其心，而得其心就要想民所想，为民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