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现代审视:权变管理思想
时间：2019-01-20 03:33: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依据对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解,葛兰西构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指出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不能在西方国家得到推广的原因在于西方存在强大的市民社会,因时因地制宜,西方革命更应注重文化领导权的取得,从精神上吸引并争取广大民众。这一理论在文化冲突的今天价值更加凸显。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市民社会;阵地战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4(c)-0123-02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很大注意,随着后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冷战”、“和平演变”的发生,以及后来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使得这一理论的内在价值日渐凸显,这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对市民社会的重新诠释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建立在他对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解基础之上的。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描述不同,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市民社会不在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与国家一样构成了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国家――上层建筑可以分成两大领域: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我们可以确立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方面:一个称之为‘市民社会’,即通常指各种民间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与这两个方面相应的,一个方面是统治集团在全社会实施的‘领导权’职能,另一方面是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或合法的政府而实施的‘直接统治’或指挥职能。”[1]也就是说,现代国家等于政治社会加上市民社会,在这里,政治社会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它由议会、法庭、警察等机构组成,起到有限的领导权作用。市民社会则指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体,是统治阶级创建和传播意识形态的社会机构和技术手段,从家庭、教会、学校到各种传媒、工商团体等。市民社会是整个国家和政治社会的基础,与政治社会一同来管理国家,政治执行“直接统治”的职能,市民社会则执行“领导权”的职能,是统治集团实施领导的基础。
“政治社会就像现代战争防御阵地外地的壕沟,而在它后面矗立着堡垒和强大的工事结构――市民社会,当政治社会摇动时,市民社会的强大结构马上显露起来”[2]在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的国家,政权不仅是统治的更是领导的,国家不再主要依靠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持其统治,在更大程度上主要通过学校、家庭、社区等各种机构与其他民间组织来传播意识形态,以获得民众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更广泛的认可与支持。他进一步分析,十月革命以后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发生的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这些国家存在着强大的市民社会,“它像现代战争防御阵地中具有强大威力的防线,有时似乎猛烈的炮击已经破坏了敌人的全部防御阵地,但实际上只是破坏了它外部的防御工事,结果人们在冲锋和进攻时所碰到的则是市民社会具有相当强大的威力的防线”。[3]
二、夺取领导权的方式――阵地战
针对当时西方社会的基本情况,葛兰西认为,共产党发动革命的关键不在于暂时夺取政权,而在于稳定和巩固政权。稳固的政权的基础在于政权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就基于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换言之,能够得到市民社会的积极赞同与支持是维持政权最坚实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葛兰西提出了不同于十月革命所采取的“运动战”的策略,提出了“阵地战”。他认为,“运动战”,军事上是指正面直接和迅速地攻击敌人,政治上的运动战就是对国家机器发动直接进攻;“阵地战”,军事上是指在坚守自己阵地的同时,一步步地夺取敌人的阵地,政治上是指在市民社会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长期的进攻。
十月革命采取“运动战”的方式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沙皇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很不充分,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没来得及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统治理念完全灌输给民众,社会仍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混乱状态,市民社会基础很薄弱,因此无产阶级就能在一个意识形态相对处于真空状态这样的社会中,对国家机器采取“运动战”式的正面攻坚,并在夺取政权后,迅速地通过文化与价值信念体系的改造,在市民社会里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但是西方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则与俄国大相径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占据了市民社会的坚固堡垒,民众中的大多数已经被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所同化,这就使得欧洲“大陆的先进资本主义地区不会重演十月革命”。[4]如果仍然采取“运动战”的方式去直接进攻,其结果只能是摧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防线,最终并不能彻底的成功。因此,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要在市民社会中发动一场“意识形态革命”,也就是说,要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市民社会的坚固堡垒内部,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传播,逐渐溶解民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进而把民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转移到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上来,从而一步一步瓦解与攻克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里形成的“堑壕”和“碉堡”,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所以说,“阵地战”这种思想的斗争是对市民社会里的组织、一般政党、居民给予影响的一种持久战争,“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在西方社会不是采取正面的、迅速破坏的方式,而是在文化领导权逐步到达目的后,中产阶级国家政权自然就会崩溃,无产阶级国家也会最终建立起来”。[5]
三、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领导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教育关系概念,这种教育是通过本阶级或集团内知识分子进行引导和传播的方式实现的。他们在整个文化领导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中介。“他们一方面在市民社会中充任领导权的主要行使者的身份,以在普通民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传播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维护统治阶级集团对全社会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在政治社会中执行强制性的直接的文化统治职能,并通过合法政府对对立或消极服从集团给予合法制裁。”[6]
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中的作用,主要的还是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通过制定与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整和其他阶级和阶层的知识分子,保证市民社会的各种组织与团体“同意”与接受统治阶级所灌输的意识形态。所以,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通过在市民社会里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缔造、发展与传播,来改造或批评地吸收代表旧势力的传统知识分子,来抵消他们对自己所依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播,从而使广大民众更容易接受革命的和批判的意识形态。同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想使这种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就要深入大众,和广大民众、民族联系起来,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7]成为群众的组织者和永远的劝说者,才能真正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
四、对文化领导权的当代审视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是他在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刻研究的情况下,结合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学说而提出来的,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首先,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建设性这作用。文化领导权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反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对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关系的看法的,相对来说更注重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但他并不是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决定因素思想的否定,而是强调经济斗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对局限性,而意识形态有时也具有物质和政治的力量,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作出了贡献。其次,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我们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向来注意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葛兰西提出通过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其通过占有文化领导权,改造社会意识形态,最终获得政治领导权的理论,无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深入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最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指出,要真正取得领导权,必须要获得广大市民的同意和支持,做到以理服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看似形成了非常稳固的文化领导权,但它不是建立在广大民众同意与支持的基础之上的,还只是建立了以力治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领导权,不是通过说理的方式去赢得市民社会的支持,而是采取阶级斗争、思想打压的手段去强迫对方去接受,这种方式决不是建立真正的文化领导权,其实是文化压制和文化统治的方式。以此为鉴,我们在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只有以理教人,以理服人,实现“中”、“”西、“马”三种文化的综合创新,才能在民众同意与支持的坚实基础上稳固与发展我们的文化领导权。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学院成功学院共科部
参考文献:
[1]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95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葛兰西《狱中札记》,第238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同上,第235页
[4]〔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文贯中,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第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 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第2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7]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