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之塔”首介者杜维涛之电化教育思想研究] 年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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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维涛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第一位专职行政主管与执行者，也是戴尔“经验之塔”的中国首介者，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化教育实践与研究有着重要影响。杜维涛认为电化教育是教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他明确了我国电化教育的国营模式与教育定位，并始终在国际视野与本土创新中探索电化教育发展道路。
[关键词]杜维涛；早期电化教育；经验之塔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8-0005-04
杜维涛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第一位专职行政主管与执行者，也是埃德加・戴尔的中国弟子，首介了戴尔“经验之塔”，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化教育实践与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一 杜维涛电化教育经历
1 参与筹划并具体负责我国电化教育首个专职行政机构
尽管电化教育于1936年正式定名，但电化教育行政工作一直附属社会教育司负责戏剧和话剧的第二科。1940年5月，在郭有守、潘澄侯、杜维涛等人倡导和推动下，社会教育司增设第三科，专负推行全国电化教育之责，此为教育行政机关设置电化教育行政机构之始。主持该科工作的科长就是杜维涛。作为我国早期化教育的第一位专职行政主管与执行者，杜维涛在电化教育政策法规制订以及走向引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 赴美考察学习，并师从埃德加・戴尔
1947年，杜维涛被派往美国进行考察与学习，同时购置电教器材。杜维涛于1947年3月到达美国，1948年4月回国。在美期间，杜维涛主要活动有：
第一，购置电教器材。国民政府教育部拨付30多万美金派杜维涛赴美订购电教器材，有电影放映机一百部、影片一千五百种、电视与雷达各两套、广播机件一套以及摄影机件及自动洗印机等。
第二，参观访问。首先，杜维涛参加了全美影片馆协会第四届年会(埃德加・戴尔任主席)及播音教育协会第七届年会。之后，杜维涛同赵光涛、万超尘参观了柯达公司，罗切斯特大学、哈佛大学等。杜维涛还参观了若干中小学的电影教学和播音教学，并专门到克里夫兰教育委员会进行电台研究。此外，杜维涛还到加拿大参观了加拿大国家展览和国家电影委员会。
第三，跟随戴尔学习。1947年10月，杜维涛跟随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研究部主任埃德加・戴尔进行学习，并作为特别研究生，选修了“动片摄影”课程。期间，杜维涛与詹姆斯・芬恩(James Donald Finn)等著名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3 首介埃德加・戴尔的“经验之塔”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杜维涛着手翻译埃德加・戴尔的相关理论。杜维涛撰文说：“(戴尔)特别喜欢中国学生，每星期给我讲三次他的著作，并叫我的大师兄Mr.Finn解决我文字上的困难。”1949年5月，杜维涛译著《视听教学法之理论》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详细介绍了戴尔(书中译为“狄尔”)的“经验之塔”(书中译为“经验锥体”)，对我国电化教育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图1为杜维涛译“经验锥体”(即经验之塔)
4 孕育、推动了首都电影播音工作者座谈会，积极支持并参与各种电教组织
抗日战争结束后，杜维涛与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罗静予、金陵大学电影部主任孙明经在非正式会谈中萌发创办首都影音工作者座谈的想法，目的是“促进影音工具之用于教育”、“提高我国影音技术水准”和“将影音二媒介渐铸为一”。1946年，首都电影播音工作者座谈会首始，每两周一次，平均每次40多人，最后参加人数超过百人。参加人员大多来自当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法国新闻处、美国新闻处、英国文化委员会、教育部中华教育制片厂、国防部新闻局中国电影制片厂、世界摄影社、中央无线电制造公司、中央广播电台、美军广播电台等。首都影音工作者座谈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影响较大，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此外，杜维涛还参与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1942)和中华电化教育学社(1945)的工作，任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指导委员会成员和中华电化教育学社理事。
5 参与电教期刊建设，积极开展理论研究
金陵大学理学院创办的电教刊物《电影与播音》(后改为《影音》)是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电教期刊。该刊于1942年创办，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与办刊，杜维涛成为该刊编辑委员会成员。他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电化教育漫谈》、《电化教育的回顾与前瞻》等较有影响力的文章。
同时，杜维涛在《中华教育界》(复刊)上还发表有《抗战十年来中国的电化教育》、《美国通信兵大队摄影厂参观记》等重要文献，同时还编著了《战时技术人员训练》、《高中公民》，为我国早期技术人才培养与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二 杜维涛电化教育思想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阶段的关键阶段，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问题展开了热议。我们从杜维涛的文献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主动现代化的时代思考。他明确了我国电化教育的国营模式与教育定位，并始终在国际视野与本土创新中探索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之路。
1 电化教育的内涵与作用：对教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思考
(1)电化教育在教育现代化中的作用：电化教育是“机械化部队”
杜维涛充分认识到电影等新媒介的规模绩效，认为“电影与播音两者，不但是教育的利器，也是宣传上最有力的工具”。他强调电影与播音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因而可以“在各级教学和社会教育机构各方面都可以充分利用”。这与同时代孙明经、舒新城、陈友松的认识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杜维涛将电化教育比作“机械化部队”，新颖又形象。杜维涛认为，“电化教育是运用近代发明的电的工具，以实施各种教育。其特点在能以最短的时间，支配最广的空间，以最少的物质，发挥最大的效力。它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好比军队中的机械化部队一样。”他进一步强调，“电化教育的理想，应当是把整个教育都电化，一应的用电器材，都使能化用教材教具，而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电化教育“是教育文化上的生力军”。他非常认同孙明经的“活”电化教育观，认为电化教育是利用电影和无线电播音以及其他用电器材来实行“活”的教育。也就是说，电化教育是用“机械化部队”把“整个教育都电化”，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使得教育走向现代化，成为“活”的教育。
作为国民政府主管电化教育的行政官员，杜维涛对电化教育发展有着长远的规划，他不仅认识到电影等新媒介的规模绩效，同时也强调其个体认知绩效。杜维涛强调“今后的电化教育，除在社会教育方面充分发展外，在学校教育方面，亦应充分发展其性能，以促进整个教育之发展。”这是杜维涛对教育现代化分步骤分阶段发展的思考。在之后数十年间，我国电化教育也的确从面向成人的社会教育转向面向学生的学校教育，对整个教育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杜维涛对电影等新媒介有着冷静的思考，强调“在整个教育方法上说，各种教具必须要相辅而行，同时并用，才能获得圆满的效果。电影与播音也不是纯然可以单独使用的。”正是在杜维涛以及舒新城等诸多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技术万能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得以有效扼制。
(2)电化教育是“新图书馆”
杜维涛认识到新媒介不仅是教育与宣传的利器，同时具有学术交流与信息资源功能。杜维涛指出，现代媒介技术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很难获取海外图书，与国外学术交流困难，而教材影片、图书影片及阅览机却源源不断。电化教育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电化教育的确与图书馆学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新媒介的信息资源功能使然。
同时代的孙明经与陈友松亦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孙明经提出影音技术不仅是推广民众教育的工具，更是学者治学的工具，并把金陵大学影音部看作是全体师生的图书馆和出版部。陈友松更是把电化教育与图书馆乃至社会教育有机地加以整合，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和经营电化教育。
杜维涛、孙明经、陈友松等人的观点，说明当时我国电化教育界的视野是开阔的，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电化教育的交叉性与生命力。
(3)电化教育在提升国力以及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电化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生产技能的宣传工具，是富民救国的有力手段。四十年代中后期，杜维涛明确提出电化教育应担负起辅助建设国家西北边疆的具体使命，将电化教育从教育现代化扩展至整个国家建设与现代化进程。杜维涛提出，电影与播音以及幻灯教育，都需要积极向西北经济建设方面发展。杜维涛同时强调，“电化教育基本政策，应配合国家整个经济、工业、乡村、城市、交通、建设各项政策，谋取协同的发展。”
杜维涛不仅关注电化教育在教育现代化中的作用，更强调电化教育在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应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这样高远而广博的视野是杜维涛对主动现代化的时代思考与行动体现。
2 电化教育运作模式与定位：“应归国营”，“属于教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教育电影走向衰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教育电影是商业行为，电影商与教育机构、政府之间缺少沟通与协作。换句话说，美国教育电影的衰落与其商业定位和企业营利模式不无关系。杜维涛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确定电化教育政策时明确提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国营模式以及教育定位，为维持我国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与走向提供了重要的行政支持。
杜维涛认为，“电影与播音教育无论在广义和狭义方面来说，却是一种教育事业，应该由国家政府来管理，不应该把它当作自由企业，商人因其有利要图，所以高唱自由的论调，而不愿政府统制，结果电影与播音内容除迎合低级趣味而外，简直毫无价值，甚至完成是反教育的，我们绝不能使他这样下去。”他明确提出，“我国电影与播音事业应归国营，并把他隶属于教育行政机关，在整个教育政策之下，确定统筹供应与集中管理的原则，利用国家庞大的资力来经营发展，这样才能使电影与播音成为真正的教育工具，而不致落于商人之手，成为一般商品，而趋于下流，这是我国应有的电教基本政策。”
杜维涛制订的电化教育基本政策是在吸取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而提出的。我国教育电影之肇始商务印书馆教育电影业务的衰败亦是因为“所制各片，难免有与教育本旨稍忤”。杜维涛提出的电化教育国营走向与教育定位是媒介与教育有效耦合、互相促进的契点，不仅符合电化教育发展规律和我国本土国情，也是顺应时代发展与需求的正确选择。
3 电化教育改名之议：国际视野与本土创新的磨合
“电化教育”于1936年正式定名后，一直存有争议。至1947年，电化教育领域又掀起了一场关于“电化教育”的名称讨论。孙明经[22J主张用“影音教育”，并把期刊《电影与播音》改为《影音》。舒新城“对影音、视听和电化三词都认为应待商榷”。杜维涛以及赵光涛、司徒慧敏、吴纳逊等部分旅美人士的观点是：
第一，对“电化教育既未拥护也未反对”。杜维涛等认为“电化教育未必一定合理，但大家一用惯了，皆明白它的意思”，电化教育“含有历史意义”，且带着教育革命和新文化革命的意味，“自有它存在的价值。”杜维涛专门论述到，“西洋的Audio-visual Education一词，现在几乎是专指电影与播音教育而言，而且这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为应用便利计，便也把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合并在一起，称它为电化教育。这原是杜撰的，现在既已应用开来，大家都已明了，就不必改弦更张了。”
第二，认为孙明经提出的“影音教育”不妥，有“捕风捉影”和“空谷来音”之嫌。杜维涛认为“这(影音教育)固然是好，但若不加解释，显然听到这个名词还是不易明了，倒不如电化教育这个名词含有革新教育方法的意味，来得更妙。”
第三，认为如果要改名的话，使用“视听教育”较好。杜维涛及部分旅美人士讨论提出了电影播音教育、影音教育、影声教育、视觉教育、视听教育、形声教育、视听教具等十几个名字，并最终通过了杜维涛提出的“视听教育”。
可以看出，杜维涛对“电化教育”的本土历史价值与时代革新价值是充分认可的，同时鉴于其旅美经历与背景，他更主张与国外接轨，便于国际交流。这样的国际驱动力亦是九十年代电化教育改名教育技术的因素之一。我们暂不对此进行正误评判，因为“技术”这个变量是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名称之议其存在本身就是合理的，也是这个领域发展与进步的表现。我们要讨论的是，名称之议反映出国际视野与本土创新的磨合过程，正是因为杜维涛等人坚持的国际视野以及基于本土的不断创新，才使得我国早期电化教育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大跨步前进。
三 杜维涛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贡献
1 作为我国首位专职的电化教育行政领导者与执行者，杜维涛发挥了重要的行政引导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于1940年成立专司电化教育的第三科，杜维涛是首位科长，并具体负责电化教育各项事宜。杜维涛主持或参与制订了电化教育政策、法令以及各项法规，在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行政引导作用。因而，杜维涛对电化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电化教育的发展方向。前文对杜维涛电化教育思想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并得出“教育现代化”、“国营走向”、“教育定位”、“国际视野与本土创新”这些重要关键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关键词也可以作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的关键词，因为它们不仅是杜维涛个人思想的体现，更是我国第一代电教人的思想体现。
2 作为电化教育的研究者，杜维涛首介了戴尔的“经验之塔”，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经验体系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杜维涛不仅是早期电化教育的行政领导者与执行者，也是电化教育理论研究者。他跟随戴尔、芬恩等美国学者学习， 对同时代美国教育技术发展有着比较深入和全面的了解。特别是他把戴尔著名的“经验之塔”引译入我国，对于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理论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研究的经验体系逐渐形成，杜维涛以及陈友松、赵光涛等具有留美背景的学者为早期电化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国际视野与理论支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3 在中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杜维涛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考察与学习历时一年多，是早期官方组织的最大的电教交流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与美国视听教育，特别是与美国视听教育理论研究的泰斗戴尔及其弟子芬恩等著名学者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杜维涛曾计划邀请戴尔访华，尽管因种种原因没有成行，但是反映出早期电教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理念。值得注意的是，杜维涛等人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理念、紧跟世界前沿的同时，也对自身的特色、优势与定位有着清晰的认识和自信。比如杜维涛在选修俄亥俄州立大学“动片摄影”课后称“并不稀奇，教师所讲我都已知而且做过的了”。
杜维涛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有着重要影响，对杜维涛电化教育思想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我国电化教育历史财富，为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在新世纪中国道路的探索提供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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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