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叶连根一同展现】 连根什么树
时间：2019-01-12 03:30: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林辰先生的《鲁迅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是众多鲁迅传记里不可多得的佳作。虽然林著因没有写完而成为学界一个极大的遗憾，但对有心的阅读者来讲，从“书”的角度来看，读林著，在“方法”上该有不少的收获。
写序的方法
序是孙玉石先生作的，虽然他谦逊的称自己的文字是读后感，但确实是少见的诚实、丰厚而切切实实的序文。我以为，著作的序文就是著作本身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序的职责应当帮助读者更好、更到位的走进著作之中。孙序虽长，近两万字，有25个页码，但读起来却有一种牵引力。在第一节里，介绍了林辰先生撰写《鲁迅传》的基本情况。第二节里，由林辰《鲁迅传》七、八章产生的推想。使读者可以明白林先生《鲁迅传》写作的一些情况。第三节（例谈林辰的考证方法）和第四节（例谈林辰对鲁迅辑失工作的研究）是序文最有分量的部分，孙先生没有泛泛的赞扬林先生的考证和研究，而是深入到林著的文本内部，有理有据的分析和阐明林先生的研究思路，读起来饶有兴味，让读者充分领略到林先生的学术敏感和严谨，也可以让有心人揣摩到考证的理路。第五节，从作家传记写作中必然涉及作家作品的普遍做法衡量，对林著作了估评，既从侧面指出了林著的欠缺，又中肯的评价了林著对作品有限的评价文字的准确。第六节，孙先生联系自己跟林先生的实际接触和所受到的教益，从学人的角度介绍林辰先生的治学精神。读来有切肤之感。大凡有书出版，多有序文，但我们见到的序文更多的是泛泛而谈，有的甚至顾左右而言他，跟著作本身毫不搭界。说孙序是“切切实实”的，主要在于序中对林著的深入研究和对读者恳切的导引上。读孙先生的序文之所以会有一种被吸引的感觉，原因是他作序的态度和方法本身就是学术性的！这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态度。
研究的方法
所谓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指林先生对资料的鉴别。当年，孙伏园、曹聚人等一致推举林先生是《鲁迅传》的最佳作者，理由就是林先生有《鲁迅事迹考》问世。无疑，林先生是在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组织不成片段，连一鳞一爪也不免被淡忘了”（孙伏园语）的时候研究鲁迅生平，首先有拓荒者的勇气，也是研究鲁迅生平以为撰写《鲁迅传》首先碰到的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他的拓荒，一开始就表现出极高的学术起点，不是那种“但开风气不为先”的草草。他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孙伏园先生在《鲁迅事迹考》的序文里有恰当的揭示：“传记作者必须对于材料有广博的知识，有的是他要选取的，有的是他要作旁证的，有的是他必须知道但未必有选取价值的。这三类材料，在这拱卫传记的数百篇论文中，必须尽量的罗列着。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里面，就包含了这三类材料。”孙伏园还说：“罗列材料之外，便是方法的说明。传记工作的初步条件，只是方法的细密与谨严。――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都代表了极细密谨严的方法。无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排列材料的方法，辨别材料真伪的方法，都是极细蜜谨严的。”
没有对材料的研究，就不可能有传记的写作。孙伏园先生对林辰先生在方法上的揭示启示我们，从排列材料、辨别材料、解决问题三个方面着手，可以进一步接近林先生的研究方法。首先，是问题意识。林先生的问题都是对理解鲁迅非常重要而当时又存在着种种误解和差错的问题。《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一文，是针对许寿裳和周作人各不相同的意见而作的；《鲁迅归国的年代问题》是针对鲁迅的自述、李长之的说法和许寿裳的说法各不相同相差竟有一年时间的情况下考证的；《鲁迅北京避难考》一文，是针对许寿裳、欧阳凡海、鲁迅著作中对这个问题很有出入的表述而作的。对《红星佚史》的考证，是由于世骥先生在《天下文章》第五期上说《红星佚史》是鲁迅翻译的。这些有明显分歧的问题若不解决，鲁迅的传记简直没有办法下笔。另外，有的问题是鲁迅生平事迹中重要的和无法绕过的问题，林先生也毫不含糊的作为问题来对待。他在《鲁迅的婚姻生活》里说：“研究一个伟大人物，有些人往往只从他的学问，道德，事业等大处上着眼，而轻轻放过了他的较为隐晦，较为细微的许多地方；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方法。因为在研究上，一篇峨冠博带的大文章，有时会不及几行书信，半页日记的重要；慷慨悲歌，也许反不如灯前絮语，更足以显示一个人的真面目，真精神。”这话，显示了林先生对学问之道的精明。到此，我们可以看出林先生选取问题的特点：（1）传记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论大小；（2）有疑难和误解的问题 ――不论有多大难度。
当问题选取后，研究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林先生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借助孙伏园先生的概括来说明，即排列材料、辨别材料、解决问题上辨证的过程。排列材料上的辨证特点，我以为首先是敏锐。敏锐使林先生能恰当的抓住当时条件下所能发现的材料。其次是不唯名家是取。第三，以事实本该有的逻辑来排列。排列材料和辨证材料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而辨别的过程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阶段，直接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在孙玉石先生的序文里，以鲁迅避难为例，作了很好的阐明。在此，我们再以《鲁迅在北京避难考》一文为例来说明。
林先生通过对许寿裳《鲁迅年谱》的记述和他的《鲁迅的生活》有关文字的对比，发现了不一致的地方，怎样断定这个问题？林先生的办法是“看他们的根据”。欧阳凡海的根据是许寿裳的《鲁迅年谱》，所以就自然在下一步的考断中排除了。林先生又排列了鲁迅《朝花夕拾》里的有关文字，才看出许先生在《鲁迅的生活》一文里的有关文字的根据是鲁迅在这里文字的记载。随之，林先生发现在鲁迅离寓避难的时间上，许先生和欧阳凡海的说法相差有一个月的时间。林先生再根据鲁迅《朝花夕拾》里“前两篇”和“中三篇”（鲁迅语）的写作时间来推，写作最迟的是《无常》，即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再根据〈无常〉是在“流离失所中写的”的话（鲁迅语），推定鲁迅避难结束回寓的时间“最早亦必在六月二十三日之后”，由此，发现了“两者相差一月”的问题。同时，鲁迅当时离寓的时间仍是一个问题。林先生根据鲁迅在三一八后参加悼念活动和《淡淡的血痕中》的写作时间，推定鲁迅离寓的时间应该是“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八日”之间，但是他在鲁迅《一觉》的文字中敏锐的发现写于四月十日的文字里竟有鲁迅自己家里情景的描写文字，也就是说，离寓之后他仍然在家，这显然解释不通，林先生被难住了。他解决的办法如孙玉石先生所言，注重现代手段――向当事人许寿裳询问。许先生的回答证明了那描写的文字确实是鲁迅家的情景，随后，林先生又在鲁迅《北京通信》里再得到证实。最终，林先生得出了鲁迅离寓的时间应该是“四月中旬”。本文认为，林先生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一）他敏锐的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方法。（二）解决问题，主要先排解和鉴定各种说法的根据所在。（三）重视鲁迅文章的写作时间，把它作为自己判断和鉴定的一个比较看重的根据。（四）以鲁迅文章中的文字表述做参照，对自己的推断再做限定。（五）注重向当事人请教。
注释的方法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林辰的《鲁迅传》，就会发现它的注释很有特点。大的方面分两种。一是随文注释，主要是注释行文中引文的出处。另一是文后注释，在每一章后面都有一定数量的注释，也正是在这里的注释，显示了林先生的与众不同处。八章里共有45条注释，数量上并不算很多，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推敲，这里的注释确实是一种典范。本文认为，林先生的注释，首先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要，并且把读者设定为有研究兴趣和能力的读者。而注释的文字，是亲切而攀谈的口气。如在第二章对《天演论》的注释为：“《天演论》木刻本，出版于一八九八年，故鲁迅于一九00年即可得见，那时是刚刚出版一两年的新书。”（35页）再如第134页里对 正文的“《李斯》是在厦门作的”的注释：“《汉文学史纲要》，为厦大及中大讲义，故编著时代应为一九二六年下季至二七年上季。但《鲁迅三十年集》纸函上‘著作年代’所注为‘一九二七至二九年’。兹据《两地书》以下各条：‘我对于编文学史讲义，不愿草率，现已有两章付印了’（十月四日函）；‘讲义已经一共做了五篇’（十一月一日函）；‘现对于校事，已悉不问，专编讲义，作以结束’（十二月十四日函），故我断定至少前五篇为在厦大时作。”这种注释，其实表明了一种研究的过程。
对后学来讲，读这样的注释文字，不仅能受到一种学术道德的熏陶和提升，还可以从林先生的推论过程中学到一种考证的方法。这在今天出版的许多学术著作中是很难看到的。今天的学术文本，在注释方面，常见的是对所引文的出处性的注释，再细致一些的话，是在意思上延伸性的注释，绝难见到像林先生这样方法性的注释。更有一些在注释上糊弄读者的做法，已经属于学术腐败的层次了，不说也罢。另外，林先生的注释还有诚实的特点，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即使在他当时无法确断的事实，也连自己的存疑和盘托出。典型的是在115页里的“注五”里说鲁迅校《嵇康集》的事情时，林先生老老实实的道出自己并没有亲眼见过鲁迅所依据的黄刻本和丛书堂抄本的实情。也承认这是一种“冒险”。林先生老实的学术态度，一是承认自己确实没有见过原刻本。二是由此看出如果他当时有条件看到原刻本的话，他会以原刻本为根据，对鲁迅所校再作校对。看出这一点，我们难道不更佩服林先生的学术操守吗？
传记的方法
林辰先生考证、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写《鲁迅传》。从他这半部《鲁迅传》的写法来看，对今天的鲁迅传记写作也颇富教益。关于鲁迅的传记出版，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中最多的一位。但是，没有一部叫人完全满意的。有的极尽铺排；有的史料出入很大；有的难于和传主接近。林先生作《鲁迅传》时，国内有欧阳凡海先生的《鲁迅的书》问世，但是，正如当时的《中学生》（月刊）（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第一八○期）上刊登的署名“Y”的文章里说的：欧阳凡海先生的《鲁迅的书》“还只能算是一些研究资料的分类累积，这些资料又大部分采自鲁迅先生自己的回忆和杂文，而且又只叙述到大革命为止。”小田岳夫的《鲁迅传》，虽然是写的最早的鲁迅传记，但是“确实比较简陋，收集资料不够完备，有些地方用引文代替了艰苦的著述，使人读后有欠缺之感。另外，作者对杂文的时代意义的估计，对鲁迅先生幼年生活如何影响后期思想的理解，对鲁迅小说的分析和认识等等，都有欠缺之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四卷第三页）曹聚仁先生对当时的鲁迅传记的评价是：日本的佐藤春夫的和小田岳夫的、竹内好的，因为“他们都不十分了解鲁迅之为人，所以写的都不十分好。可是，最坏的鲁迅传，反而是王士箐写的那一部，简直不是传，全传有三十多万字，最多也只有四五万字值得保留，他简直不懂得剪裁。”（林辰著《鲁迅传》第二百八十页）从以上的评价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鲁迅传记主要有以下不足：（1）偏于资料分类。（2）所用资料缺乏传记作者的考证。（3）资料相对不够完备。（4）在表述上，传记文字的引文与著述文字分离，没有很恰当的融合。（5）对鲁迅作品的理解不到位。（6）不懂得剪裁。
历史学家陈供禄说：“记载是死的，历史是活的”，而林辰先生的鲁迅传记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有历史科学的品格。他根据自己当时所能够掌握的鲁迅的资料和自己的考证辨析所得到的成果，通过传记这种文体表达方式，要达到复原和展现鲁迅一生的目的，以对鲁迅为人方面的整体把握为基准，以鲁迅当时身处的社会时代特点为背景，使一个个死的资料在鲁迅身上复活了。尽管没有最终完成，但从现有的章节来看，足以表明他的人物传记水平的高超。从林辰的《鲁迅传》中，我们可以看出，写好一部《鲁迅传》，起码要做到（1）要十分了解鲁迅的为人。（2）懂剪裁。（3）对作品有恰当的理解。（4）有过硬的史料考证作基础。（5）行文浑然一体，不能有割裂感。
整理的方法
林辰著《鲁迅传》在埋没六十多年后于今日能出版问世，整理者王世家先生功不可没。王先生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退休干部，多年来他一直尽心尽责操持着《鲁迅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成绩斐然。编辑是为人作嫁的差使，只有富有奉献精神且有出色学术水准的人，才能胜任编辑这一帮衬别人成就其学术建树的职务。对鲁迅研究事业而言，煌煌宏论是贡献，默默无闻的编校工作更是值得称道的奉献。林辰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何以以九十高龄的人生没有完成《鲁迅传》？何以几十年来一直在鲁迅研究界供职却只有七十多万字的研究文章？何以在生前只出版了两本鲁迅研究的薄薄的著作？原因应该是把大多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了。学术是薪火相传的事业，没有编校者兢兢业业的考校和编订工作，就没有今天鲁迅研究和普及的成绩。王世家先生正是以林辰、孙用等老一代学者对鲁迅著作的态度和精神，来精心整理林辰先生的《鲁迅传》。从下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整理者为此书所付出的巨大劳动。
（1）一丝不苟的撰写“整理者校记”二十条
（2）附录三部分（是从林辰的其他著述中特意选择的，目的在于弥补《鲁迅传》原稿中遗失了的第六章的缺憾。）
（3）96幅插图（另外，在书前还有13幅照片等）。每幅下都有恰当的说明文字。
（4）一篇编后记（详细给读者交代了整理出版这半部《鲁迅传》的初衷等原委）。
我们且看看“整理者校记”：首先，编校者对编入文字出处的详细交代，如第一章是根据作者的修订稿编入的。第二章是根据《民讯》上刊登的文字编入的。第三章九、十两节是据手稿编入的。第四章是根据手稿编入的。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是根据手稿编入的。这些交代，使读者明白现在出版的《鲁迅传》和《民讯》的发表稿、作者的修订稿、作者手稿之间的渊源关系。其次，使读者明白《鲁迅传》的文字根据和整理者的用意，不妨举例说明。在115页“整理者校记”（1）里说：“本章及第七、八章均据手稿排印。此章原稿未拟题目，现题系整理者代拟。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每章分若干节，均有节序数码，至第五章共计二十小节。因第六章原稿已佚，不知第六章共设几小节，故第七章、第八章各小节的序码无从相接，原稿各节以空行代之，现从原稿。”再此，对林辰先生行文的补充性说明。如说到鲁迅的旧诗创作时，就《鲁迅传》33页里的“可惜现在只知道题目，无从见到原作。”的话，在35页的“整理者校记”（2）里写到：“这几首旧诗均记载于周作人日记中，其时，周作人日记尚未公开发表，故“‘无从见到原作’。”为前人整理和编校旧作，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抱病为瞿秋白编《海上述林》，朱自清为闻一多编全集，都传为学术佳话。这其中既有一种献身学术的精神，更有精编精校的负责态度和严谨作风。我以为，在林辰的《鲁迅传》文本里，读者也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无论林辰先生《鲁迅传》的写作还是王世家先生的整理和编校，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服务对象都是读者。读林著《鲁迅传》，我感到，作者和编者，都以自己的真诚、谨严和学力，在表达自己丰茂的学术枝叶时，连同“根”都展现给读者。现在的这本《鲁迅传》（整理稿），当有足够的学术示范价值。这是学术的幸事，也是读者的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