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角度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多层原因|王安石变法内容和影响
时间：2019-01-12 03:29: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探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多层原因，对于当今政府改革创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失败原因
中图分类号：G4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9-0-02
北宋中期，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人民生活相当困苦。当时军队开支庞大，统治阶级奢侈浪费，国库空虚，由此产生“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形成了“积贫”局面。其次，朝廷对外无力抗拒辽、西夏的侵扰，长期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形成了“积弱”的局面。
1069年（熙宁二年），初继大统年仅二十一岁的宋神宗赵顼任用王安石变法，试图通过变法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但变法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代变法中最有争议的一次。虽然历史的脚步已走过了九百多年，但对其变法的褒贬议论,始终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笔者拙见，试以时代的观点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一、变法触犯了传统官僚的利益，新学与旧学矛盾冲突剧烈
王安石试图通过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中国古代王朝的官吏们却是因循守旧的多，锐意进取的少，可以说在当时根本就没有王安石变法适应的土壤。
如青苗法限制了私人高利贷的发展，它以“国贷”取代了“私贷”，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募役法向不服役的官僚地主收取免役钱；方田均税法按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均输法通过国营商业机构，对全国商品实行强制性收购运销，限制了商人操作；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这些措施新法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大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对，推行新法的过程举步维艰。
当变法向纵深发展之际，以学术派别为核心在政治上产生了新旧两党的分野，形成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态度是非常激烈的，他对神宗说：“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而王安石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他说，“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较量，是大宋政界一场极其激烈及其重要的政治斗争。
二、用人不当、官场腐败，新法难以良性推行实施
经济改革颇有见地的王安石，在用人方面却颇多短视。王安石擢拔启用新人，没有经过严格科学的甄选和考核，导致变法中“小人乱政”，“奸人坏法”。王安石重用的吕惠卿、曾布、蔡京、李定等人，后来都是声名狼藉。如吕惠卿在王安石的举荐下当上了参知政事，后来他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事不成，“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告王安石“欺上要君”,以逼迫王安石下台，这不免给变法抹上了浓黑的一笔。
王安石在地方主政时，有些新法试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全国推行时，却惨遭失败。新法中的市易法本意是为了打击垄断商人，稳定物价，帮助小商人，在新法实施的过程中，政府买进那些滞销的货物，以备在物资不足之时使用和销售。但是执行的官员则强买强卖其中的畅销物品，低买高卖，大肆赚取中间的差额，形成了政府垄断。遭殃的当然不是豪强兼并势力，而是包括无权无势的中小地主在内的平民百姓。
三、“利民之政”变成“扰民之举”，加剧了农民生活的困顿
从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来看，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是利国利民的。但王安石忽略了下级人员对上级政策的应变能力，导致一系列变法政策在执行时变了调、走了板，造成动机与效果背离，条文与执行偏差，使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以致民怨沸腾。
比如，青苗法的利率并不低，20%的利率，借100钱，一年到期后就需要还20钱，这个数字对只种地的农民来说算是相当高了。此外新法强行规定地方的贷款数额，因此在执行中地方官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放贷取息的任务，实行硬性摊派，致使农民生活更加困苦。青苗法的成功之处在于把民间高利贷收入转化为国家高利贷收入，增加了国家财政，除此之外，没有迹象表明贫苦农民的生活与生产问题得到解决，事实上农民的生活依旧贫困不堪。王安石相判江宁途中，沿途所经茶坊庙宇、坑厕土墙、草舍窗间、驿站粉墙、亭子壁间等等，居然到处都是诽谤新政之语，可见变法的合理性受到了广泛地质疑。
四、排斥打击反对派，政治上日益陷入孤立
王安石具有超出一般封建政治家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抱负，但却对变革环境的把握度存有缺憾。细察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他忽视了民众舆论支持的重要性，不断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使自己闭目塞听，日益孤立。
在新法实施的过程中，王安石对敢言的谏官和其他官员，对民间的议论都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中垂吕公著等论新法，一台尽罢。”于是在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对言官的高压政策，基本上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新法，熙宁五年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评新法。“潜遗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
熙宁四年(1071)七月，御史中承杨绘上疏说:“老成人不可不惜，当今旧臣多引疾求去，范镇年六十有三，吕诲年五十有八，欧阳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变法过程中，几乎所有元老重臣都成了变法的反对派，同朝的受到打击的同僚纷纷离去，“变法”的政治基础被大大削弱了。
五、变法急功近利，难以切中时弊
王安石对变法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缺乏充分的认识，没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在北宋所面临的严重财政压力下，王安石和宋神宗都着眼于解决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问题，以富国为中心，因此颁布的法令大多属“稍收轻重散敛之权,归之公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通过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干预来增加集权国家的财税收入。王安石认为“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共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也”。因而他的变法具有了明显的敛财色彩。
王安石变法中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在实施中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取财”的募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却是实施得非常坚决。元丰年间的枢密院检详官梁熹曾指责说:“青苗之钱未及偿，而责以免役；免役之钱未暇人，而重于淤田；淤田方下，而复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于保甲。是徒扰百姓，使不得少休于圣泽。”这段话，相当确切地揭示了王安石君臣当年急功近利、操之过急，造成社会动荡、百姓不安的弊病。在王安石变法的十几年里，由于新法颁行过急过甚，以致引起社会不安。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农民起义就有三十多次，由此反映出人民对新法的强烈反抗。
六、成也神宗败也神宗
在历史上，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一直被后来的士人所钦羡，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是新法得以推行的因素之一，新法的失败又与宋神宗的动摇、支持不力分不开。变法初期，神宗始终给予王安石巨大的支持，因为王安石建构理想社会的抱负与宋神宗富国强兵的雄心达到了和谐统一，于是君臣之间的合作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宋朝内部各种力量逐渐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反变法联盟，愈加猛烈地反对变法，再而有外部敌对力量的故意挑衅，内忧外患加在一起，使宋神宗对变法有了很大的动摇，对王安石的信任和支持也日益减弱。王安石的两次罢相无论是对王安石本人还是其推行的变法，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
宋神宗的动摇，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王安石没有通过变法建构起理想的社会秩序，这对于怀抱理想的北宋士大夫们来说是一种失败。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达到了国库充盈，兵力强盛，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由于过度征收，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相继崩溃。变法后，士大夫阶层待遇优厚，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救济，国富民穷，影响了社会稳定。
王安石变法对后世的政治改革影响及其深远，变法的失败也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九百多年以来，研究变法总结经验者众，但汲取教训者寡。在以和谐发展为主题的当今社会，分析并挖掘王安石变法运动失败所呈现出的多层原因，必能给后世为政者实行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新的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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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觏集:卷二八[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