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德者夏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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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德者夏仁德
——燕京大学外籍教授追忆（上）
侯馥兴 《 中华读书报 》（ 2013 年 06 月 05 日
17 版）
未名湖畔的夏仁德、赖朴吾墓园
司徒雷登关于组建燕京大学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信件（1940 年）
侯仁之夫妇看望夏仁徳夫妇︵1980 年︶
1940 年 6 月，为解决国难深重局势下学生生活中面临的困难，燕京大学将原来隶属于教务处的学生生活辅导科改组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一贯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深受学生敬重和爱戴的美籍教授夏仁德被任命为主席，我父亲侯仁之被任命为副主席以协助工作。学校拨付的“工资”不够了，夏仁德教授就从自己的月薪中开支，但除父亲外，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还用自己的钱帮助他认为特别应该给以资助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学生接受过他在经济上的援助，谁也不知道。
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北侧，有一块普通的碑石嵌在堆砌垒起的青岩顶处。向着湖水的立面上镌刻着三排漆红的大字：
RALPH LAPWOOD
RANDOLPH SAILER
GARDEN
碑石下方，两方天然青石上精心镌刻着放大的亲笔签名：
Randolph Sailer
Ralph Lapwood
Randolph Clothier Sailer (1898—1981) 中文名字是夏仁德，原燕京大学美籍教授。Ernest Ralph Lapwood (1909—1984)中文名字是赖朴吾，原燕京大学英籍教授。他们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赖朴吾在 1984年来华讲学期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燕京大学校友遵嘱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此，常年祭扫，并设立“夏仁德、赖朴吾墓园”以缅怀这两位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的事业从中国开始，他们的第二故乡在燕园，他们的精神在未名湖畔长青。
一
夏仁德 1898 年 8 月 24 日出生于美国费城，1919 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3 年获哥伦比业大学博士学位。1923 年 8 月他来到中国，执教燕京大学，曾任心理学系、教育学系教授及系主任。他曾讲授数门心理学课程，特别是为一年级新生开的必修课“心理卫生”享有盛誉，是外籍教授中最受学生们爱戴的良师益友。
夏仁德同情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争取进步的事业，爱护燕大学生。1935 年“一二·九”运动当天，天寒地冻，燕大学生队伍进城游行被阻在西直门。冻饿交加时，夏仁德、雷洁琼先生赶来送食品。1937 年初，以 Times 驻华记者的身份成为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讲师的斯诺从陕北红区归来，在夏仁德家客厅里向燕大二十多个学生介绍此行见闻，并展示刚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初稿和在陕北苏区拍摄的照片、电影。夏仁德的家成为进步学生集会的安全场所、躲避追捕的藏身之地和收藏进步书刊的书库。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夏仁德被日寇软禁，1943 年 3 月被
关进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同年 9 月美国和日本交换囚犯时被送回美国。1946 年他又回到中国，辗转到燕大任教。1948 年 8 月，在军警围困校园的险恶情况下，他掩护被通缉的学生出逃，奔赴解放区。
1949 年 10 月 1 日，夏仁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1950 年 8 月，因形势所迫返回美国。1973 年 4 月，他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再次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79 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夏仁德列名作为美中友好协会主人之一参加接待宴请。他在晚年深切怀念在中国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临终前在信中还向他的中国朋友致敬和告别。夏仁德于 1981 年 7 月 11 日病逝，享年 83 岁。在中国民族危亡的年月，他对中国抗日救国、争取进步的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是淳朴真挚、始终不渝的。他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
二
1940 年 6 月，为解决国难深重局势下学生生活中面临的困难，燕京大学将原来隶属于教务处的学生生活辅导科（只有一人）改组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作为校一级的咨询机构，直接隶属于文、理、法三学院的院长会议。教务长担任院长会议秘书，兼生活辅导委员会秘书。辅导委员会的委员由三学院各派一名教师担任，主席和副主席由校长直接委派，都是义务兼职。一贯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深受学生敬重和爱戴的美籍教授夏仁德被任命为主席，我父亲侯仁之（按当时的拼写，姓名为 Hou Jen-chih）因刚从研究院毕业留校任教，和学生接触多，遂被任命为副主席以协助工作。在师生中享有重望的洪业教授，对这次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酝酿改组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辅导委员会负责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每两周开一次会，日常工作由夏仁德教授和父亲承担。当时不少学生家庭遇难或是和家里联络断绝，经济困难的
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为资助贫困学生，学校拨出一笔经费，由辅导委员会把分散在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的一些工作分配给学生做“自助”性的劳动，实际带有勤工俭学的性质。后来室内工作不够分配，户外草坪修剪也包括在工种之内。开始时夏仁德还亲自参加这项劳动，以示鼓励。夏仁德教授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动，积极筹划，到处联系，自己亲手设计并绘制表格。他每天列出一个单子，登记学生的姓名，谁去打字，谁去抄写，谁去拔草，谁去修路。根据工种定值计算工值，按小时付酬，管理得井井有条。学校拨付的“工资”不够了，夏仁德教授就从自己的月薪中开支，但除父亲外，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还用自己的钱帮助他认为特别应该给以资助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学生接受过他在经济上的援助，谁也不知道。
夏仁德教授在个人生活上自奉之俭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和蔼可亲的夏夫人Louis 就是在这样窘迫的条件下操持着家务。面孔清癯、身材消瘦的夏仁德教授穿着一身蓝布大褂，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人长车矮、在燕园里奔忙的身影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办公室在贝公楼，从 1940 年秋到 1941 年 9 月，父亲有幸和夏仁德教授在同一办公室整整相处一个学年，目睹他兢兢业业忘我劳动，深受感动。不过，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却不是在办公室内进行的。父亲任职不久，司徒校长就提出一项任务：如果有学生要求学校帮助离开，不是为了转学，而是为了参与抗日救国的工作，无论前往解放区还是大后方，都应该给以支持，由生活辅导委员会负责办理。这项工作就落到了父亲的肩上。
夏仁德有三封信父亲保留至今。其中第一封信写于 1940 年 6 月，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酝酿成立时：
Dear Mr. Hou,
I presented your ideas and plan to Dr. Stuart carefully, and he was in full agreement. This morning the plan for the committee came before the joint Administrative-Deans Committee. They approved its appointment as an Advisory Committee, a Fu Tao Wei Yuan Hui, to be responsible to the Deans’ Committee. This I think is far from ideal as a permanent arrangement, but I think that if we can prove our value, the status can be changed later—the important thing to show what we can do. I wonder how you feel about this. They wanted to appoint you as Vice-chairman rather than Secretary. This was partly my own suggestion, as it seemed to me somewhat more in keeping with all you said the other day—am I right？
As to personnel, the only question raised was regarding the Science College, Dean Wu wondering why Dr. Ch’u was chosen rather than Mr. Ts’ui, for example. I would trust your own judgment on this much more than my own—would you mind dropping in and giving Dr. Stuart opinion on it？
We leave early tomorrow morning. Would you consider yourself officially in charge of the office until we can organize the committee after I get back around the middle of July？ Mr. T’ien finished by July 1st. I do hope this will be convenient for you. Our address at Peitaiho will be “Pyke Cottage, E . Cliff, Peitaiho Beach.”
I do hope that you will feel we have enough basis to go ahead. You certainly have a very broad and clear view of the whole problem.
Most sincerely，
Randolph Sailer (签名)
另两信虽然具体日期不详，但可以推断是写于在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共事期间。
三
随着日寇不断进行大扫荡，局势日益恶化，更多的学生酝酿放弃学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当时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在四川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把内地分散的手工业组织起来，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扩大生产、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宋庆龄、斯诺和罗斯福夫人积极参与了发起“工合”的活动。
1939 年暑假的一个夜晚，在数学系任教的英籍教师赖朴吾突然约父亲到他的临时住所燕南园 59 号，很冷静地说，第二天凌晨他就要徒步爬越西山到四川去，协助路易·艾黎做“工合”的组织领导工作，因此特地告别。赖朴吾去四川的情况后来在教师和学生中颇有传闻，不断有人想投奔“工合”。父亲和夏仁德教授商量后，就去见司徒校长想办法。他主动提出应该资助学生南下，并建议学生先去上海，由那里的燕大校友林永俣和梁思懿帮助转往内地。1940 年冬，父亲将十来个学生送上开滦煤矿的煤船，他们绕道上海进入内地。曹天钦、刘适（石泉）、钱淑诚（钱行）等就是这样走的。那时形势混乱，上一批走时通的路线不通了，要设法联络新的接应，随后走的几批，每批走的路线都不一样。这些学生走后，又有学生要求去解放区。
父亲送学生到解放区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进行的。1933 年入学的陈絜曾在学生自治会担任领导，也是 1935 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记。本科毕业后他去了延安，1940 年又返回燕大，以历史系研究生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活动。陈絜不止一次对父亲讲过解放区的情况。父亲以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关系帮助第一批学生南下时，陈絜就和父亲说，还应该送学生去解放区。说解放区就在西山里面，去也方便，而且那里很需要知识分子。父亲表示赞同后，陈絜建议去见司徒雷登校长。司徒校长完全同意这样做，要陈絜和父亲共同负责这件事。随后陈絜嘱咐父亲，他们两人之间是“单线联系”—— 这是父亲第一次听到这种联系方式。他意识到，这是不同寻常的信任，必须秘密行事，父亲恪守了这一原则。
送学生到解放区是绝对机密的。遇到有必要请夏仁德教授帮助时，不必告诉他原委，他总是欣然承诺，从来不多问一句话。1941 年初陈絜传话，要父亲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学生都必须预先注射白喉、伤寒等预防针，以避免将传染病带入解放区。父亲接到指示得知燕大校医院吴继文大夫是自己人，便请他亲自为学生注射。但是
校园里四处潜伏着敌伪的密探和特务，到校医院公开注射太引人注目。父亲考虑再三，认为夜深人静时在位于水塔近旁的夏仁德教授家里进行是最安全的。于是父亲向夏先生说：要借用他家中的一间房，在夜间办一件事，请他把这间房的钥匙交给父亲，他本人不必在场，也不必了解房间里在做什么，以免万一失事，遭到追查。父亲的请求得到夏仁德教授毫无保留的支持。注射就这样一次又一次静悄悄地办妥了。
1941 年夏，燕大学生孙以宽、陈培昌、方大慈前往太行山林县的北方抗日大学。10 月秋季开学不久，到解放区的孙以宽忽然回到学校，要父亲为他和司徒雷登校长以及夏仁德教授分别约定时间面谈。面谈内容他不能讲，父亲也不应该问。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父亲和以宽见面时，他们一起回忆，互相补充印证，才知道是组织上派以宽前来见司徒校长，希望燕京大学能把图书馆有副本的部分书籍赠送给林县的北方抗大。司徒校长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具体办法需要直接和图书馆馆长田洪都联系。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组织上认为不能直接找馆长，因此再未联系。以宽提出见夏仁德教授，是因为夏先生准备了一批特效药（青霉素等）和其他医疗用品，要以宽带回解放区。那个时期，在夏仁德教授的帮助下，燕京大学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多次输送了急需的医疗器械、药品、照相印刷器材、钞票纸张、无线电元件以及炸药等。
1941 年 12 月 7 日（北京时间 12 月 8 日）日寇偷袭珍珠港，日美宣战。8 日早晨六点半，从广播中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后，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和班维廉夫妇四人立即驾司徒校长的汽车出西校门直奔西山，进入了平西解放区。他们走后一小时，燕京大学被封。燕大的全部外籍教职员，除了瑞士籍的王克私教授和日籍的鸟居龙藏教授外，全部被日军监视起来。夏仁德教授本可逃走，但是 8 日上午，当日本宪兵队在贝公楼宣布占领燕京大学时，他正打电话到学生宿舍找 1940 级的学
生赵凤章（俞林），因为地下党有满满一柳条箱、近二百本的“禁书”藏在夏仁德家小客厅的壁橱里。这是一批“一二·九”运动时留下的书籍，地下党员赵凤章管理这个“书库”已经一年多了。电话里听到赵用英文答话后，夏开门见山地问：“你的书我可以销毁吗？”赵立刻回答：“当然可以，我正想取回销毁。”夏说：“这样多的书你如何能取走？我正在烧自己的一些东西，就在我家把它们一起烧掉吧。”赵想前去帮忙，但为了不暴露，夏回答说由他自己做。在最危急的时刻，夏仁德教授为掩护学生，不顾自己的安危留下来亲手销毁了这些书籍。
12 月 9 日上午，住在学校南门外海淀军机处的父亲绕道到西校门，想试着混进去。学校已在前一天被封，日本宪兵正在驱赶学生离校。父亲亲眼目睹在明晃晃的刺刀下，夏仁德教授正气喘吁吁地帮助女学生们把行李连拽带拉地搬运到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