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家英共事的日子
时间：2021-07-12 12:01: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庐山风云
按照中央关于召开庐山会议的通知，我和家英、乔木一起于6月29日下午乘中央办公厅准备的专列去武汉，然后乘船去九江，上庐山。
同乘这一专列南下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他们各有一个公务车厢）以及中央若干部门的部长。上车后不久，乔木和家英要我向他们传达6月12日-13日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乔木因病住院，家英去四川调查，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我向他们详细传达了颐年堂会议的情况。会议由毛主席主持，讨论和通过陈云同志关于1959年钢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的情况。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我特别谈到，毛主席在会上对大跃进指标过高作了自我批评，他把1958年第一次抓工业打了败仗，比同于1927年秋收起义的头一仗打了败仗。毛主席强调现在要实事求是，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现在不要互相埋怨，而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搞经济建设。我还谈到，毛主席说，上庐山召开会议，大家平心静气来谈经验教训，要比上海会议（1959年3月-4月）和郑州会议（1958年11月）谈得好，互相交心。我特别谈到颐年堂会议上大家敞开思想，议论风生，思想活跃。
在传达过程中，大家发些议论。主要是乔木讲大跃进破坏综合平衡，不赞成用“平衡是相对，不平衡是绝对”的观点来指导经济工作。他形象地说，如果火车车厢的四对轮子老是不平衡，火车就会出轨翻车。家英主要讲他不久前才从四川新繁县调查回来，1958年那里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很严重。
家英详细介绍了他调查的那个大队两本账的情况。一本是应付上级的高产账，是假账；一本是实产账，只有大队少数干部才知道的。他还谈到罗世发（四川省的全国劳动模范）告诉他，那里没有按照上级布置的过分密植的规定插秧，结果丰收了；别的大队按上级的硬性规定插秧，结果歉收。瞎指挥实在害死人。家英再三表示担心，有些省的负责同志至今思想还不通，要同中央一致恐怕还得多做说服工作。
可以说，颐年堂会议开始的敞开思想、议论风生的气氛为庐山会议前期的好兆头。但是，庐山会议后来演变为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竟是家英的政治创伤。
庐山会议开始，毛主席就决定起草会议纪要，把大家总结的经验教训写成文件。因此，我们一方面也像所有会议参加者那样游山玩水，游览了白鹿洞、仙人洞、五老峰、龙潭、植物园……一方面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尤其是晚饭后议论起草会议纪要有关问题，即使在游山玩水，途中也离不开这些话题。记得有一次去白鹿洞游览，一路上对我国的法制问题议论激烈。家英和乔木都参加宪法的起草，对于我国至今只有一部基本法，其他为实施基本法所必需的法律差不多是空白，甚至连刑法和民法都没有，一切都是首长说了算，极为不满。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主席把他提交会议讨论的19个问题分为两部分，属于经济方面的7个问题，由李富春同志起草，作为向中央的报告，由中央批发；另外10个问题由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和我把会议的讨论整理成纪要。很快，毛主席又重新安排19个问题均起草成纪要，起草小组除原来的4人外，增加了家英和谭震林、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实际上谭、曾、陈、杨4人只在彭真同志主持讨论时参加，具体起草工作都由其他同志分工负责，胡乔木牵头。我们分工是：乔木和我负责起草读书、国内形势、今年任务、明年任务、四年任务、宣传问题、团结问题、国际形势等8个问题，家英和小舟负责起草有农村的公共食堂、三定、生产小队半核算单位、农村初级市场、学会过日子、农村党团作用、群众路线、协作区、体制等9个问题。
家英和我一上庐山，就住在牯岭东侧东沽河左岸的河东路路边的平房里。平房一共5间，家英住东边一间，我住西边一间，中间一间是饭厅，一间是会客室，还有一间是服务员宿舍。胡乔木和陈伯达则住在我们附近。他们除早饭外，中饭和晚饭都同我们一道。晚饭后大都在会客室里议论同起草纪要有关的事情，也交谈各人所在小组会议的情况。
在庐山会议前期，大家的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实质上是继续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的纠“左”工作。我们的议论，都同起草会议纪要有关，没有什么顾虑，都觉得是正常的。过去起草文件也是这样敞开思想议论，否则思想酝酿不成熟，文件是起草不好的。
在议论中，家英谈的最多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读书问题。家英从毛主席布置我们去豫北调查谈起，回顾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并结合前不久他在四川的调查，认为毛主席的思想，在农村问题上，具体体现在4月间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中，下层干部是感受至深、热烈拥护的。问题在于中层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有不少人还思想不通。他感到这次庐山会议，重点应当是让省委和部级领导人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懂得社会主义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特别在以落后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中国（他详细地谈到四川农村的经济状况）。因为现在不少高级干部还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具体表现主要不是大刮“共产风”，而是仍然主张“大干快上”，快点跨过社会主义这个阶段。他非常赞成毛主席提出庐山会议要务虚，认真读书，结合实际总结经验教训。
二是关于形势问题。家英指出，现在不少高级干部认为，经过这半年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已经纠正过来了，形势已向好的方面发展。家英提出，整个形势是否已经到了“沟底”呢？我记得我们中间是他第一个这样提出问题。家英认为并未到“沟底”，因为“左”的错误想法和做法，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并未到此为止。他从四川调查中感到有旧病复发的情况，搞不好形势会变得更坏。他赞成乔木提出的1960年不应继续跃进，而应调整，着力综合平衡。乔木认为社会主义也有经济危机，我国已处在危机中，整个国家经济严重失调，如果继续跃进，经济失调后果不堪设想。
三是自我批评问题。家英认为，毛主席从第一次郑州会议起不断作自我批评，承担了1958年工作错误的主要领导责任，直到上海会议提出《十年总结》（应当补充说，还有最近的颐年堂会议）。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后说：“这次我向大家交心，下次会议你们交心。”因此这次庐山会议上，各地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长应作自我批评，各自分担自己应负的责任，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总结经验教训。家英在毛主席7月10日讲话后，更加强调这点。他说，毛主席在讲话中已列举1958年的四大错误，现在大家作自我批评有谱了。
家英先后提出两个建议，一是由胡乔木在会下同有关的省委书记和部长接触，劝他们也交心。乔木这样做了，也收到一些效果。另一个是鉴于有些小组讨论比较沉闷，对谈1958年的失误阻力很大，谈这样问题的发言经常被打断、顶撞，谈不上总结经验教训。家英建议向杨尚昆同志反映，请他把这种情况报告少奇同志、周总理和毛主席。此事也由胡乔木同尚昆同志谈了。尚昆同志当时是以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负责联系各组的。
经过多次议论，会议纪要初稿我们于7月12日分头起草完毕，13日和14日由乔木主持反复修改，把19个问题合并为12个问题。然后送少奇同志。14日晚，少奇同志找我们谈话，说初稿还可以改进，不过现在可以先发给各小组讨论，然后集中大家意见再加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