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提升执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
时间：2021-07-12 12:01: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网络声誉维护能力是指执政党对网络舆论关注的政党主体的理念、政策和形象的统一管理。具体来说，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加强能力建设：一是加强形象管理，密切党群关系；二是发挥理论引导，增强政治认同；三是规范权力运行，践行宗旨使命；四是树立阵地意识，坚持守土负责。
[关键词]执政党；网络；声誉维护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3-0077-07
[收稿日期]2014-04-22
[作者简介]薛小荣（1977—），男，陕西安康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党建与网络社会治理研究；陆旸（1980—），女，江苏东台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讲师，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课题“网络党建与网络社会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2CDJ008）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网络党建论：互联网时代政党的组织变革与社会适应”（项目编号：2011EDS001）的阶段性成果。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政治力量，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政治话语的符号表达不断地被人格化，由此导致政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均被赋予极其深刻的道德内涵。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其所肩负的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其道德使命感更为突出。正是这种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使政党声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稳固执政的重要方式。因此，注重和加强政党的声誉维护是中外主流政党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虚拟空间以及由此催生的消费至上、娱乐至死风格的网络文化，对维系传统政党声誉的一系列符号象征进行了销蚀和解构，迫切需要执政党积极应对，培育和增强网络声誉维护能力。一、把握网络声誉维护能力的内涵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客观存在，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早已超出了古板僵硬的组织范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离的“身边人”。无论是一党制国家，还是两党制、多党制国家，政党的声誉是政党获取、巩固执政地位，扩大政党影响的软权力。正是出于对这一“身边人”的关注，政党开始人格化。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政党人格化的原初意义。他指出：“政党主要是个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义。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名字及其自动的心智联想能引起感情反应。”[1]P54社会公众正是以一个特殊的“人”的角色来看待政党，从而赋予了政党与普通大众一样的“人”的道德内涵。政党的声誉问题即由此而来。那么，什么是政党声誉呢？笔者以为，政党声誉在内涵上讲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既包括体现政党价值取向的政治理念问题，又包括表现政党政治能力的政策实践问题，还包括反映政党组织成员的作风形象问题。因此，所谓政党声誉维护，即是指对舆论关注的政党主体的理念、政策和形象的统一管理。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政治理念
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政治理念的集中表现，是政党标榜自身价值的主要标志，也是社会判断政党性质的主要标准，更是衡量政党纲领社会适应度的标尺。对于政党来说，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维护政党声誉的关键所在，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反映了政党对社会发展总体规律和社会群体不同认识的根本态度和价值判断。在传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时期，政党的意识形态总是在维护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同时，而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具有相对的排斥性。正是这种排斥性保证了政党能够获得本阶层社会群体的绝对支持，并以此为政党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改造社会的政治权力。但是，当传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逐渐模糊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别与分歧时，意识形态固有的偏见和排斥就会给政党的执政带来挑战，即如何在保持传统政党社会基础的同时，使政党在政治理念上更具包容性，成为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代表者？如果无视社会剧烈变化带来的思想冲击，那么，意识形态就会脱离活生生的现实，成为一个外表的世界、一种纯粹的仪式、一种剥夺了和现实语义联系的形式化的语言，一种以伪现实代替现实的仪式化的符号系统。[2]P239这一深刻发展的社会现实，对执政党提出了巨大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其意识形态伴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社会转型，在应对国内外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冲击的时候，表现出了相应的高度调适性和包容性。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挑战的积极应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在采访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后认为，“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是一项全面的政党改革纲领，直接源自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失败和垮台原因的分析和评估，以及对自身弱点的三年内部评估。郑必坚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强调，“三个代表”试图从理论上应对影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三种现象：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社会、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需要。[3]P162-163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重建的实践表明：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迁要求政党必须通过重构意识形态，赋予其包容性内涵，才能广开渠道吸引更多其他社会群体，为政党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提供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并以此增强政党的声誉。
第3期薛小荣陆旸：积极提升执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二）政策工具
马克思指出：“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4]P13政党通过获取执政地位来贯彻落实自己的社会主张，其所制订的政策既是政党价值主张的具体政治体现，又是通过政策工具的实施来不断调适价值主张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裂痕，从而赢得社会民众的广泛赞同。对于政党来说，通过政策工具来维护政党声誉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张与政治实践的政策偏向之间寻求平衡。政党的意识形态属于信仰层面，具有理想性、抽象性和超现实性。政策工具则属于政治实践层面，具有可操作性、具象性和现实性。应该承认，如果说意识形态是政党维护自身声誉的信仰基础，那么，政党的政策工具则是维护政党声誉的利益基础。社会民众正是通过政党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实际利益来感受、判断并决定自己的价值选择。不过，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意识形态与政策工具之间往往不能够达到协调一致。因此，两者之间的矛盾平衡就需要一个中间缓冲力量来维系。这个起着润滑减压的中间力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意识形态功用的不断调整。事实上，就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对意识形态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改变。根据沈大伟的研究，他认为，“在此之前，意识形态和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演绎关系。也就是说，各种政策主要诞生于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原则，并因此获得合法性。邓小平和他的同僚彻底转变了这种关系。从此以后，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为经验辩护的劝诱手段。政策决策的依据是经验标准，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事后为政策决策论证和辩护的工具。这种角色的颠倒绝不是废除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毋宁说，这巧妙地削弱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把意识形态的角色转变为一种事后辩护和论证的工具。”[3]P162-163这个力量的另一方面就是发挥政党声誉的能力。政党声誉作为社会群体对政党的信任委托，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将意识形态宣传与政策工具实践的矛盾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从而有利于推动政策的实施。但是，政党声誉既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资源，又是一个容易受到损害的易碎品。一旦政策实施的后果越来越有损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时，则不仅会失去两者之间的短暂平衡而造成社会怨气的产生，而且更会耗费来之不易的政党声誉，给政党的执政带来巨大隐忧。因此，协调意识形态宣传与政策工具实践就成为关系到政党声誉维护的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