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比较研究
时间：2021-07-12 00:01: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艳阳天》和《石溪邑的新春》，分别是中朝两国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代表作之一，特意把在前线中饱经磨练的复员军人设置为主人公。本文将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比较研究作为重点，结合时代特征、作者的文学思想、创作目的，来考察中朝两国农业合作化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异同点及其原因。
关键词：《艳阳天》《石溪邑的新春》 农业合作化主人公比较研究
中国和朝鲜在共同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经历了很多类似的发展阶段，其中农业合作化是以农村为对象的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虽然当时因为片面追求超时代的发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农业合作化成为两国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丰富了文化领域，在两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千世峰的长篇小说《石溪邑的新春》，分别是中朝两国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两部作品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背景，也出自不同民族的作家之手，但因为两国的社会背景和两位作家文学观的相似，导致两个作品中出现了很多类似之处，因此具有比较的可能。本文将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比较研究作为重点，结合时代特征、作者的文学思想、创作目的，来考察中朝两国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主人公形象的异同点及其原因。
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箫长春和金昌赫都是来自前线的复员军人，他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乐观豪迈，不惧怕困难危险，敢于与艰苦的自然环境做斗争，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在前线战斗中饱经磨练的‘复员军人’特殊身份，代表着他们能够自觉积极地拥护党的政策，具备了不屈的战斗精神，为以后克服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一切困难奠定了坚实基础。
小说《艳阳天》中的主人公萧长春牢记前线战斗中牺牲的老班长的遗言，“不论大事情，小事情，都得想到几万万人”、“要永远作硬骨头！”这些话，深深地印在萧长春的心上，伴随着他走过漫长的战斗行程，用“硬骨头”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东山坞。去年秋天，东山坞遭受一百年不遇的大灾荒，全村人都变得消沉，对合作社失去了信心。这时候，萧长春这用他的身心实践了烈士的坚决革命的遗言，充分调动全村人的积极性，团结力量克服困难，最终顺利度过难关，打开了新的天下。在这个过程中，他充分展示了对党的炽热忠心，对自己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对未来的浪漫主义志向的性格特征。
同样，小说《石溪邑的新春》中的主人公金昌赫牢记在前线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的嘱托，“把祖国建设成幸福富强的国家”这些话，深深地印在心里，时刻提醒着他。因此，当敌对势力残酷地制造亚砒酸事件等事端使合作社面临极其严峻困境的时候，被污蔑贪污合作社的财产的时候，被怀疑和敌对分子的妻子锦兰私通而受到严重道德伤害的时候，他都没有灰心，仍怀着对社会主义胜利的坚定信念，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由此可见，长篇小说《艳阳天》与《石溪邑的新春》里，刻意把在前线中饱经磨练的复员军人刻画为主人公。所谓‘复员军人’，一般都具备以下的共同点，即对党忠诚的党员，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们在前线中的战斗经验，成为合作化建设中能够突破逆境勇往直前的推动力。也就是说，两位主人公的这种特殊身份，充分预示了，他们以后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引领合作化建设走向成功的可能性。他们面对问题，耐心合理地解决，并且十分注重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不仅在政治上教育启蒙思想落后的群众，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群众们倍受感动。
两部作品具有这样的共同点，和当时两国相似的时代背景和文艺政策是分不开的。 1953年 8月 5日第6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金日成发表《一切为了战后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报告，确立了战后经济恢复建设的计划。为了迎合这样的党的政策，那年9月召开的全国作家艺术家代表大会中，大力提倡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到战后经济恢复建设当中去，并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了新的讨论。会议中规定，要创造出劳动阶级中最先进的典型人物，给经济建设中的全国人民赋予胜利的信念，发动人民群众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战斗精神全面投入到战后经济恢复建设中去ⅰ。也就是说，文艺作品要迎合战后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创造出‘模范和典型’。休战以后，其实朝鲜的经济恢复建设的重担，大部分都落在了复员军人和战争中生还的人们。小说《石溪邑的新春》的创作始于作家千世峰被选为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的第二年1955年，因此对于开始迈进朝鲜文坛中心的千世峰来说，‘真实’地反映朝鲜的这种文艺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艳阳天》的创作完成于1965年，因此也被称之为《17年文学的幕终曲》ⅱ。回顾中国文学史，不难看出中国17年的当代文学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년-1966年文革之前)受到了主流意识的强烈控制。1949年 7月在北平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大会确定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也就是说，明确指出“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文学艺术家首先应该学习政治和各种基本政策，然后把政策宣传到人民群众中去ⅲ。更何况浩然开始创作《艳阳天》的时候，正好是文革临近之际，面对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对1959年已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浩然来说，配合国家方针政策，创造出富有政治性的文学作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外，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箫长春和金昌赫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贫农出身。箫长春的家坐落于东山坞贫农聚集地沟南，住在矮小的土屋里，与沟北聚集的富户成鲜明的对比，并且箫长春的父亲是解放前受到地主剥削的佃农。由此，不难推断出箫长春是贫农。金昌赫在前线的时候，他家遭受了敌人的炮击，房子和家人都消失在浓烟中，唯有女儿晶玉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从失去一切的这种情况来看，不难推断出金昌赫也是贫农。两个主人公之所以有这样的共同点，与当时两国“依靠贫农”的阶级政策ⅳ是分不开的。从两国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对农业合作化最赞成和支持的是贫农阶层，因此两国都把希望寄托在贫农阶层上。把箫长春和金昌赫设置成贫农，就是迎合这种典型时代背景的结果，为他们在农业合作化建设过程中能够受到广大贫农阶层的支持，提供了基础。
此外，在箫长春和金昌赫的形象塑造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是失去妻子的单身汉。没有妻子的共同‘缺陷’，为他们将面临的复杂爱情关系做了铺垫。两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主人公的三角爱情故事。隐藏于农业合作化宏大历史叙事中的爱情故事，为小说增添了几分色彩，成为一道亮点。
箫长春和金昌赫的人物形象虽然有很多共同点，但他们也存在着鲜明的不同点。箫长春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理想化﹑神圣化的人物，而金昌赫则刻画为既有缺点又犯错误的平凡的人物。首先，从外貌上就可以看出鲜明的差异。小说《石溪邑的新春》中对金昌赫的外貌没有刻意进行具体的描写，然而在《艳阳天》中对箫长春的外貌特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特意强调他的健壮和英俊。
萧长春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子，穿着一条蓝布便裤，腰间扎着一条很宽的牛皮带；上身光着，发达的肌肉，在肩膊和两臂棱棱地突起；肩头上被粗麻绳勒了几道红印子，更增加了他那强悍的气魄；没有留头发，发茬又粗又黑；圆脸盘上，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深沉的眼睛；特别在他说话的时候，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很引人注目——整个看去，他是个健壮、英俊的庄稼人。ⅴ（第一部，7页）
箫长春在东山坞农业合作化建设的过程中，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是都以卓越的判断力和警惕性都做出了圆满的解决。贫农马连福受到反面人物马之悦的指使，在干部会议上主张按土地分红，甚至还借着酒气，高腔大嗓地骂箫长春。 尽管如此，箫长春为了顾全大局，用一种年轻人少有的抑制力，压住了被冲激起来的火焰。因此，马之悦想挑拨离间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箫长春形象的神圣化，在儿子小石头失踪的时候达到最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