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外交部“呐喊”第一人
时间：2021-07-10 00:04: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文革”时期，中国外交受到很大破坏。“文革”后，如何打破围剿僵局？程瑞声，一位普通的外交工作者，时任驻印度参赞，经过深刻思索，在外交务虚会上“放了一炮”，并呈给胡耀邦一封“完言书”。他的“呐喊”，犹如重磅炸弹，促使中国政治高层新的思考，并逐步调整外交政策，从此中国外交呈现多元化局面——]
(作者简介：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印度使馆参赞，外交学会副会长，驻缅甸大使，驻印度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迟来的庆功宴
1998年11月，我率领中方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11月12日晚，驻俄罗斯大使武韬在使馆宴请了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宴会上，武韬大使对我说：“你采莫斯科，我是一定要请的。你是对中俄关系有功的。”武韬接着说：“1979年驻苏联使馆认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已成熟，专门派了马叙生参赞(按：后任驻南斯拉夫大使)回国，想找个途径对党中央进言，却苦于没有门路。结果你在那年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务虚会上放了一炮，解决了这二难题。”他所说的“放了一炮”，是指：1979年5月，我在外交部召开的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务虚会上作了《对苏联问题的一些看法》的发言，对我党关于苏联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建议积极改善中苏关系，从而推动了党内对苏联问题和中苏关系的探讨和反思，使我成为主张调整外交政策的一名“马前卒”。我对武韬说：“我不主管苏联，对谈苏联问题没有什么顾虑，人家没法给我戴什么帽子。”大家都笑了。那天晚上的宴会就成了在时隔将近20年后，驻俄罗斯使馆为我举行的一场“庆功宴”。
70年代以来，我国以苏联为主要敌人，提出“一条线”的战略，推行“联美反苏”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外交工作方面拨乱反正，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然而,外交上的拨乱反正比国内工作要困难得多。国内工作只涉及中国自己，纠正错误相对容易一些。外交工作就双边关系来说，涉及中国和对方国家两家，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情况下，我方有错误，而对方也有错误，甚至更多更大。而对方的错误又往往掩盖了我方的错误，使后者不容易被察觉。同时，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也使问题更难于解决。
以苏联问题来说，在粉碎“四人帮”后，尽管我们党对国内工作中的失误逐步进行清理和纠正，拨乱反正，但对苏联的强硬观点和方针却没有变化。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又发表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二文。文章再次强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比美国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威胁来进行扩张”，“苏联的官僚垄断，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变为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为法西斯专政的政权，这就使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容易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把整个国家机器军国主义化”。文章强调，“在看到了上述一切情况以后，我们如果仍然把两个超级大国不加区别、等量齐观，仍然不指明苏联是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策动者，那就会麻痹世界人民的革命警惕性，淆乱反霸斗争中的首要目标”，“在世界范围的革命斗争中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击主要的敌人，这是国际无产阶级一贯的革命政策”。
这篇长达37000字的文章从理论上论证苏联已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论证我党以苏联为主要敌人的方针的合理性，增加了当时就苏联问题进言的难度。
在这之后，1979年2月，中国又对越南进行了自卫还击战。2月1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将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紧张。由于中国边防部队从3月5日起从越南撤回中国境内，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4月3日，中国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议。同日，黄华外长将这一决定通知苏联驻华大使时，表示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建议，中苏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对多年来被“左”倾指导思想歪曲了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并要求按马克思主义观点予以澄清。会议进一步打破了思想战线的僵化状态，使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多年没有过的活跃气氛。
我看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文件，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在这次会上，苏联问题也有所涉及。有的同志谈到，苏联问题也是一个禁区，建议对苏联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作为一名外交工作者，现在是就苏联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讲真话的时候了。
1979年5月，外交部召开了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务虚会。在5月9日讨论苏联东欧问题的第三次会议上，我就苏联问题作了发言，并于当晚按会议简报组要求整理成文字稿，次日交给简报组刊载于会议简报。在发言中，我着重指出，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苏联并非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在内外路线、政策上犯了一些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使中苏关系得到较大的松动和改善，条件成熟时可考虑恢复党的关系。
我的发言打破了苏联问题这一禁区，观点同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针锋相对，这在务虚会和整个外交部确实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事后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对我说：“你的发言是一颗重磅炸弹。”
在其后的务虚会上，只有一位同志支持我的发言。他是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主管苏联的同志。他在会上作了《研究苏联要实事求是》的发言。他说，周总理讲过，我们对苏联情况若明若暗。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对苏联的调研工作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列举事实，说明我们过去说苏联是“法西斯统治”，产生了“特权阶层”，苏联是“各民族的太监狱”等，都是不实事求是的。关于经互会问题，我们习惯的说法是，苏联通过贱买贵卖对东欧进行剥削，应该说是互相有利。
而在会外，有很多同志包括一些老同志对我的发言表示赞赏。有的说：“还是年．轻人敢讲话。”
在务虚会上，也有个别老同志对我的发言进行了批评，认为我的发言“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根本问题是三个。世界的理论问题。否定苏修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难道是坚持四项原则吗?我们的外交是搞世界革命，总得有个主要的敌人。”对此，我进行了批驳，指出他没有谈对苏联问题的看法，没有摆事实，讲道理，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