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与社会:当代中国国家构建历史的新解读
时间：2021-07-10 00:01: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梳理了现代国家构建的相关理论,并借鉴财政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对新中国国家构建历史作一个宏观勾画,从新的角度阐释了当代中国经历的由国家一体化向理性化、民主化,由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预算国家,由控制型政府向调控型政府、治理型政府,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型社会、和谐型社会演化的历史脉络和时代趋势。
关键词:国家;税收;财政;政府规制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2-0025-05
一、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回溯:侧重于历史过程的解释
现代国家,通常指现代以来形成发展的、以民族独立国家为主要载体、包含着若干现代因素的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的构建进程与政治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过程方面。
1. 国家一体化——民族国家:以民族为载体构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国家一体化,即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统一完整,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初始阶段,其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是继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之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反思性监控”的全面化以及对于特定空间的控制能力是其显著特征,“民族国家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 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是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的。”①许多学者认识到,“民族”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政治权力的推动和保障下构建的,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国家就没有民族,以至于民族具有“国族化”的特性②。为此,国家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是交叉融合的,二者呈现出复合性和模仿性双重特征,“国家构建”为“民族构建”提供了政治保护和领土场所,“民族构建”则为“国家构建”提供有效的合法性资源支持。当然,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在目标与途径上的区别与排斥也是存在的。蒂利把民族与国家视为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并认为国家构建先于民族构建,前者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后者表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参与、承担义务和忠诚等③,而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也是两面的,“它把世界引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和谐的,一条是动荡的”④。“即使在立国已久的国家里,随着新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语言和文化同一性问题的出现,政治共同体内已解决了的边界问题也会再次被提出来”⑤。
2. 国家理性化——民生国家:以组织结构优化提升国家权力运转效能
国家的理性化,即国家统治行为的合理化和高效化,是国家一体化的后续阶段,其政治目标以“民生国家”为主导。韦伯认为,理性国家具有自主性、具有“成本—收益”的“计算”能力以及制度化和程序化等特征,它合法地垄断暴力工具、制定理性的法律、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分工、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并依靠章程和规则进行统治⑥。为实现国家理性化的目标,现代国家主要通过外部关系、内部结构功能、国家行为方式及信仰体系的理性化来实现,其中,政党政治与官僚阶层的出现发挥了巨大作用。国家理性化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国家统治行为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增强上,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供给效率大为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显著改善,“民生国家”的特征日益显现。
3. 国家民主化——民主国家:以广泛的政治参与扩大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
政治合法性,就是指国家权力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它提供了国家权力稳定和持久运转所必需的情感文化与信念支持,其来源建立在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宗教信仰、法理制度、道德影响等不同基础之上,而国家理性化在改善民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有效性也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亨廷顿指出:“由于传统权威合理性缺乏现代合法化过程,其合法性只能依赖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施政的有效性,一旦这些条件丧失,其合法性也开始动摇。”⑦ 然而,统治的有效性与政治的合法性之间并非等同或正相关关系,对此,李普塞特认为,有效性不一定带来合法性,而合法性也并不必然需要有效性,从短期来看,效率很高但缺乏合法性的社会,要比效率相对低但合法性高的政权更不稳定,因此,“决不能在政治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划等号”,因为政绩的持续性受外部风险制约,并且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公平正义⑧。现代民主制度,无论是作为一种价值目标,还是作为一种制度手段,在构建政治合法性方面都具有终极意义和现实功能,特别是选举体制的推行,从根本上把国家合法性与政府有效性、政治合法性与与政策合理性区别开来,政府和政策是可以批判和更替的,而国家主权则是至高无上并可以持久认同的,为此,民主制度增强了政治制度的弹性,分摊了政治决策风险,制约了国家的官僚化与社会的暴力化倾向,由此产生的动态稳定的政治效果优于任何其他渠道和手段。把政治合法性来源建立在民主制度支撑的坚实基础之上,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重要标志。
国家的一体化、理性化和民主化,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三大基本目标,三者之间在总体上存在着某种历史与逻辑上的递进与传承关系,但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具体的国家构建进程中,现代国家的一体化、民主化和理性化进程并非线性演进关系,而是表现出历时性与共时性、交叉性与复合性的多重特点,三者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复甚至跳跃往返的情况。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国家建设总是存在着主要与次要矛盾之分,国家构建行动总是与特定阶段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构建的阶段性目标和特征仍然是清晰可辨的。
二、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演进:财政社会学的新视野
1. 现代国家构建的经济视角
马克思较早地意识到经济因素在人类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根据我们的历史观,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⑨熊彼特倡导历史研究和利益分析相结合的学术传统,进一步关注了国家收入活动对国家发展及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的危机,研究财政可以“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⑩国内学者刘云龙也认识到,“财政是个大问题,财政是政治,是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与政府体制的核心”{11}。
2. 财政社会学对政治学理论的拓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财政社会学,主要集中在国家收入生产行为特别是税收行为的政治分析方面,从而大大拓展了传统的政治研究领域,深化了对于国家构建历史的解释方法和工具,并开始构建新的理论模型。
一是自产国家的解释模型。根据国家财政收入来源特点,高西德将现代税收国家(译赋税国家)之前的财政国家形态称之为“公产国家”,公产国家控制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产,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家自有财产形成的收益,因此,公产国家也被坎贝尔称之为“自产国家”或“所有者国家”{12}。出于收入最大化的动因,自产国家倾向于依靠垄断的暴力扩大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所有权,包括采取强制手段征用或取消私人性财产权益。在竞争约束比较小的地方,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国有产权比重来扩大自己讨价还价的权力,从而节约收入生产中讨价还价的交易费用。在自产国家中,国家收入生产是按一种行政集权的“等级制”模式来进行的,主要运用行政命令调拔国家财产,同时,收入生产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官僚系统的管理效率。由于在激励与约束方面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制度性缺陷,公有产权多层级委托—代理的管理体制面临着十分高昂的监督成本,因此,虽然从短期来看,建立自产国家是一个财政收入最大化的最佳策略,但从长期看,却是一种低效率的选择,相反,选择税收国家的收入方式将更为理性和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