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的中国图景及其“中国化”路径
时间：2021-07-08 16:02: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21世纪初至今，国内掀起了两波治理研究的热潮，分化成分析治理理论本身的“本体论”与侧重治理实践的“方法论”两个取向。先后形成了城乡治理、公共管理、和谐社会、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等十个研究热点；在“城乡治理、项目治理、运动治理、治理评估”等“中国化”研究方面有所创新。但是，国内治理研究还存在“捕获性逻辑、选择性研究、思辨性研究占主流”的缺陷。应当探索治理理论的“中国化”边界，做好立足于中国实践的“过程性研究”和“差异性研究”。
关键词：治理研究；国家治理；中国化路径
作者简介：吴晓林，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南 长沙 410083）
李咏梅，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3）
1989年，世界银行赋予了Governance一词治理的概念。21世纪初，中国大陆学界就对其进行了引介，治理理论随后成为国内政治学、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实际上，治理一词在中国早有应用。但是，传统语境中的治理就是统治和管理的意思，与学界现在理解的治理语义并不一致。那么，治理是如何更新了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语义体系，进而进入实践的？中国内地的治理研究谱系是如何演进的，继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中，治理研究应当如何做好“中国化”这篇文章，无疑是需要回答的问题。为此，本文主要以中国知网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所收录的相关文章，借助文献分析方法和相关统计软件来进行分析。
一、中国治理研究的正本清源
1. 从物理环境的“整治”到社会负面现象的“管制”
从文献检索来看，以“治理”为标题的文章在1949年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此类文章大多以治理黄河、水土、流域、污染等为主，本意是从“硬技术”层面寻求应对物化环境的方法，局限于“对物质环境整治”的意涵，研究也大多从属于“农业科技”和“工程科技”学科。
从CSSCI收录的文章（见表1）来看，自1980年开始，人文社科对治理的研究开始占据主流，其中经济与管理学科的研究占主要部分，治理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企业治理、公司治理相继成为主要研究主题。因为经管学科与政治学、行政学理解的治理意义有所差异，接下来将主要以CSSCI期刊中收录的“非经管”类人文社科文章（以下简称“社科类”）为样本。
从社科类文章来看，1980年之前大部分以治理黄河为标题；1982～1988 年，则以“综合治理”的文章为主，大约占了样本文章的73.9%；1988～1990年，“治理整顿（经济环境）”成为一个新兴主题；1990年后，治理研究开始丰富化，涉及“犯罪、高校、民族区域、边疆、腐败”等等内容，大多从属于法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见表2），其本意是“对社会负面现象的综合管控”。
总体而言，2000年前中国学界对“治理”的理解，经历了两个阶段。1980年代以前，自然科学界将其理解为“技术层面的整治和管控”；1980年代之后，人文社科界开始掌握“治理”的解释权，研究者将治理视为解决或管控社会负面现象的过程，特别是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治理经济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突出了其“系统性、综合性的管理、管制”的特点。但是，政府系统之外的主体力量并未得到重视。
2. 治理理论的引介及其扩散
中国大陆对“Governance”一词的引介始于1995年左右。部分学者最初将其翻译为“治道”，他们认为，治道比传统的“统治”等概念更为优越，因为它更动态、更具体，也因此免受意识形态争论的困扰{1}。因而主要从“权力的运用”层面来抽象西方公共管理变革，希望通过“治道”（治理术）变革影响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但是，这种解释只强调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应用{2}，却忽略了社会力量的作用。在“新公共管理运动”这样时髦的词汇面前，“治道”并没有获取足够的吸引力。
1997年，徐勇教授将“Governance”译为“治理”，尽管他部分纠正了“治道”的偏差，引入了社会互动的词汇，但是并未对“治理”做出明确界定{3}。1999年，《国外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陆续发表治理研究的译文。俞可平先生发表的《治理和善治引论》{4}一文，首次在国内展示出“治理”的全貌。该文与其2002年发表的《全球治理引论》一文，成为国内治理研究引文频率最高的文章（见表3）。同年，唐贤兴介绍了刚刚兴起的“全球治理”理论{5}。这些文章开始更新国内学者对治理的认知。
治理理论一经引进国内，便迅速捕获了政治学、行政学学者的眼光。2000年，CSSCI期刊收录的社科类文章中还仅有3篇符合治理的本意。2001年起，符合治理本意的文章就已经占据主流，到2014年，符合治理本意的研究则占了所有文章的84.2%（见表4）。
二、本体论层面的治理研究
2001年之后，国内掀起“第一波”治理研究，并且分化出本体论和方法论两类研究。在本体论层面，学者们将“治理”视为一种理论模型，还原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社会背景，分析治理理论本身的优缺点。
1. 挖掘治理产生的背景及其价值
治理理论的最初引介者，引用和梳理了西方学者对治理的概念，并且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政治学、行政学范式。学者们在认同治理“元理论”，即：在主体上，政府与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相互合作依赖；在过程上，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动、沟通、合作来完成对公共事务的管理{6}的基础上，挖掘了治理兴起的背景。他们认为，西方治理理论的兴起大致有国内和国际双重影响。在国内层面，西方国家“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并且认为有效的治理可以弥补国家与市场的失灵{7}，将其视为对国家传统的官僚制和市场形式的批评的回应{8}。在国际层面，学者们则发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遍及全球，模糊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界限，许多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的规则和价值影响社会发展的走向，并且形成了一些新的公共管理问题与主体，甚至“决定了当代地方治理的目标和行动方向”{9}，挑战传统的管理权威和治理结构，因而推动了治理理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