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的“孤独”？

时间：2021-07-06 12:00:2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tgwx/tgwx201606/tgwx20160633-1-l.jpg

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tgwx/tgwx201606/tgwx20160633-2-l.jpg

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tgwx/tgwx201606/tgwx20160633-3-l.jpg

　　他们用梦支持着生活，追求着早已从这世界上失落或早已被人类谋杀、酷刑、囚禁和问吊的理想。也许他们都聪明过人，但他们都那样独来独往，像打破玻璃杯一样轻易地毁掉生命……
　　——陈映真：《哦！苏珊娜》（1966）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本土化思潮勃兴，使陈映真带有批判性格的文化、社会、思想评论迅速被边缘化，与七八十年代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但他60年代以来的文学写作（特别是小说）仍魅力不减。关于陈映真的解读，分别在“诗”与“思”两方面出现了裂痕，两岸学术界对陈映真的解读，均有类似的现象，但因历史脉络的差异，对于陈映真的欣赏、接受、评价，在取舍上又有所不同。只有将陈映真放在东亚近代史的脉络中去定位，将他的文学和思想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整理和总结，思考陈映真50年代以后的文学写作和文化、思想、社会评论与战后东亚社会、历史诸问题的关联，方能更为完整地呈现陈映真的思想和文学的面貌，解释上述这种充满了困惑和分歧的现象。这与仅将陈映真放在台湾的统独论述中去为他“着色”，或者仅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运用里去判断他是否“教条”，是不同的思考角度。
　　陈映真先生在其散文《汹涌的孤独——敬悼姚一苇先生》中，提到姚一苇先生这样战后“怀璧东渡”的一代理想主义者，在50年代以来的冷战高压环境中，不敢公开谈论其社会理想，却在看到了青年陈映真小说作品中那无以言明的“内心和思想上沉悒的绝望和某种苦痛”之后，“平静地谈到了他少年遍读和细读鲁迅的历程”，“在那即使亲若师生之间鲁迅依然是严峻的政治禁忌的时代，我也第一次向他透露了我自己所受到的鲁迅深远的影响。”姚一苇先生以自己所理解的鲁迅为例，谈到鲁迅的晚年“不能不搁置创作走向实践的时代的宿命”，但他却鼓励陈映真写小说，而委婉劝他远离险恶的政治，说“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陈映真在姚一苇不避讳的鼓励之中，“听懂了先生不曾明说的语言，而先生也了解了我不曾道出的思想和身处的困境。”他感受到姚先生关爱的温暖，更体察到姚先生与自己类似的孤独感。正是这种“孤独感”，使陈映真比同时代人更敏感于战后台湾的重重问题所在，意识到这个时代在冷战格局中形成的新的社会矛盾，意识到台湾与朝鲜半岛这个1日的日本殖民地社会一样，在旧有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的前提下，又被编入新的国际化冷战和民族分裂之中，而台湾所有的精神病患，都源于这种新的后殖民地·冷战·民族分裂结构之中，这是怀抱着社会主义理想并意欲以此理想来超克台湾社会的“后殖民地·冷战·民族分裂”等多重矛盾从而重建一个新的理想社会的陈映真，不见容于战后的台湾社会及其主流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也正是他终其一生都怀抱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而如鲁迅般彷徨于“无地”之间的原因。
　　1945年8月回归以来的台湾，在思想探索、社会批评、政治实践、文化·文学活动诸方面都卓然独立、自成一家的大师级人物中，陈映真无疑是最具有理想性、实践性和争议性的。但如果把陈映真仅放在台湾的范围内去理解，则很容易受限于台湾内部的复杂的政治光谱的影响，使陈映真仅被定位为“左翼”的“统派”，甚至把他90年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批评，贴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标签而加以轻视，而忽视了他的文学与思想的更为深广的价值。在我看来，只有把陈映真放在战后东亚地区的历史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上，才能理解“这一个”陈映真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东亚地区、在第三世界对几百年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史脉络里的真实意义。
　　我过去在《台湾的忧郁》中论陈映真时，曾说他的身上有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他所理解的试图以“社会革命”来完成以色列人的解放的犹大，一个是以“博爱”为救世真理的耶稣。这两个人在他的身上分裂为两种互相联系又有矛盾的人格，表现为实践其理想的两种不同的方式。现在，可以比较准确地说，陈映真的身上，有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内在于他的精神、血肉的充满了感性力量的耶稣，这个耶稣使他可以借艺术作品进入人的灵魂深处，挖掘人内心的神性和罪性，写出了人最深刻的不安和慈悲；另外一个则是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据有知识和理性的高度的马克思，借助马克思，他试图解释并解决人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困境或人性桎梏。如果说，耶稣构成了“想象的陈映真”之小说的血肉和感性，那么马克思则成为“现实的陈永善”之知识和理性，这两者结合，难分彼此。
　　我在重读陈映真的时候，一直在反思有些人经常提出的问题：早期的陈映真比晚期的陈映真更有魅力；艺术的陈映真比思想的陈映真更让人觉得亲近。为什么“作家陈映真”受到欢迎，而“思想家陈映真”却遭到冷遇？难道只是因为“作家陈映真”的小说作品的充沛的感性经验，与读者更容易引起共鸣？而“思想家陈映真”的那些理性思考，却是“过时”的“教条”？“作家陈映真“在他的作品里所表现的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与“思想家陈映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诸问题所思考、反省和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是和谐一致的还是相互矛盾的？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与战后东亚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诸问题有何内在关联？“统独”在陈映真所思考的问题链中，又处在什么位置？
　　作家陈映真与思想家陈永善：自始至终是一对无法分开的双胞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民间文化界，有《自由中国》（1949年创刊）、《文星》（1957年创刊）在争取言论、思想自由方面撑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文学杂志》（1956年创刊）、《笔汇》（1959年出革新版）、《现代文学》（1960年创刊）、《剧场》（1965年创刊）等则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倡导方面独辟蹊径，这个时候的陈映真只是一个从莺歌镇来到台北淡江英专读书的浪漫、充满激情而似乎有些忧郁的文学青年，算不上场面上响当当的人物。然而，他也已经以其作品和论述，表现出与同时代人“同情不同调”的特异性。
　　第一个《面摊》（1959）摆在尉天骢主编的革新版《笔汇》第1卷第9期上时，陈映真将台北街头辛苦辗转的一家三口，置于“法律”与“人情”相冲突的场域，而刻意于描绘常被人所忽略的小人物们的细腻的内心世界，这是包裹在坚硬的社会“果壳”中的最柔软的“仁”，是小人物家庭于最艰难的情境中仍能勉力扶持、勇敢生存下去的“爱”。后来在陈映真笔下常见的疲倦而温柔的人物在《面摊》中首次出现，他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腼腆的警官。来自执法人员的善意和温暖，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一点微弱的帮助，都能让从乡下到台北来的一家三口感恩难忘。这篇小说令人想到赖和的名作《一杆秤仔》（1925年写，1926年发表），同样的场景，不一样的结局。如果说，赖和是以写实主义的手法来写“强权横行”的土地上，警察以“法律”的名义逼迫小民，使之走投无路而不得不起来反抗的悲剧，那么，陈映真的《面摊》则显然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陈映真之“怀璧”，早于此篇见其端倪。这是陈映真高度理想化的歌颂人性善的短篇，他早已意识到警察作为公共权力和法律的执行者，对于细民百姓的普通生活所具有的高度影响力。因此，我们也不妨把这篇作品解读为在经历了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之后，年轻陈映真在鲁迅的影响之下，对理想化的“政治与人民”关系的象征性描写。

推荐访问:思想者孤独

思想者的“孤独”？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