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探讨中的政治博弈

时间：2021-07-06 08:02:2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当下，学术界近乎将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论战解释为一场纯粹意义上的学理论争，而忽略了论战的深刻异质性内涵和政治内容。实际上，在三民主义论战中，一方面，中共的确从学理意义上批驳了叶青的错误观点，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科学认识；但另一方面，中共也存在适应政治任务需要的内在诉求和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取向，从而窄化了其进行学理层面探讨的视野，限制了其理论思考向更深层次的拓展。总之，论战从未与带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政治意绪相隔梗。
　　〔关键词〕抗战时期；政治意绪；三民主义论战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6-0044-10
　　“话语”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在思想家巴赫金看来，永远都充盈着意识形态或社会情态的内容和意义，因而具有强烈的指向性、评价性和意愿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1]（359）在抗战时期，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共之间这两种主导“话语”之“对话”和较量，自两党合作伊始便几乎年年进行，其间鲜有间断。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随着蒋介石御用文人叶青若干著作的相继出版，国共之间更是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的三民主义论战浪潮。它与同时期兴起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一道，引领和规约着随后两年的国共理论动向。
　　在考察和审视三民主义论战的过程中，国内学者首先把焦点置于国共之间关于“三民主义”话语本身的涵义冲突上，其次放在中共旨在影响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进程的种种努力上。①面对国内读者，史学家们每每诉诸其兴趣与关切之所在，自新世纪以来围绕该论题所呈现的历史文本中，三民主义论战几乎被径直解释为一场纯粹学理讨论的尝试。其中，中共的“胜利”被视作是压倒性意义上的理所应当，而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就是叶青“反动论调”的一次全面失利。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最关注的是应当如何论证叶青言论的反动性和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学术研究、正式出版物以及官方宣传无不受到这一关注的影响。对多数读者而言，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三民主义论战史基本上成了一部“战”事输赢的记录、中共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记录以及对以叶青为代表的国民党大张挞伐的记录。
　　无论这是否全然出自政治立场和思想偏见，我们都无需拘泥于此。本文即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延续，即尝试拓展国共之间有关三民主义论战的历史记录，使之包含政治内容；通过分析国共之间对论战主要议题的阐释，来进一步探究双方各自的理论得失，以相对客观的还原历史面貌之复杂丰富特性。这对于全面评价三民主义论战，深入理解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史皆有裨益。
　　一、争论的前奏：抗战初期的
　　“对话”和较量三民主义论战的爆发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渊源，它直接导源于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围绕“中国化”展开的话语实践。抗战初期，国内思想文化界整体上已经泛溢着一种“中国化”情怀。在这一既定历史情境中，一方面，中共继承和延续了新启蒙运动参加者陈伯达、艾思奇等人的“中国化”主张，并最终使这一主张在党内取得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国民党也致力于以民族代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代言人自居，打出“民族性”、“中国道统”等旗帜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和中共“中国化”主张的传播。故从总体上看，在意识形态领域，国共之间的“对话”和较量在抗战初期已初现端倪。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12月
　　第31卷第6期吴文珑：学理探讨中的政治博弈
　　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如果说“五四”的时代精神是“世界化”，那么，抗战时期的时代精神便是“中国化”。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从“五四”到抗战时期的演进，遵循的正是从“世界”到“中国”的内在理路。在普遍意义的层次上看，抗战初期的“中国化”思潮，“指的是当时弥漫于中国社会的那种热切迫求‘中国特色’的心理倾向和思想共鸣”[2]。如在思想文化领域，社会科学家着重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实际，文艺创作者讨论着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哲学家思索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抗战建国的种种关系，而自然科学家则致力于研究医药卫生、国防工业等“中国问题”。除此之外，在政界方面，国共之间更是悄然展开了争夺“中国化”旗帜的斗争。中共理论家艾思奇等在继新启蒙运动中提出使“新哲学”具体化的主张后，1938年4月，他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又提出了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问题。艾思奇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但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3]（491）他大声疾呼：“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的一个号召。”[3]（492）几乎与艾思奇同时，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柳湜在讲述抗战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情况时，也强调中国既要吸收世界新文化，也要反对无原则的洋化和死硬的贩运洋货；既要欢迎一切人类劳动经验结晶的世界文化，也必须要融化它、中国化它。[4]不过，真正使“中国化”这一命题在中共党内取得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还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他的“中国化”命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5]（534）
　　在抗战初期各界要求恢复“民族自觉”、“民族自信”的声浪高潮中，中共上述“中国化”主张迅速激起了国民党的回应。国民党原中宣部副部长叶青就宣称，孙中山已通过三民主义实现了西方思想的中国化，“他完成了欧美底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之中国化。进一步说，三民主义适合中国，便于合中国需要的一切社会科学说来，有原则作用和方法作用。欧美底一切社会科学之输入，概应以此为标准，分别取舍”[6]。这就在污蔑共产党“中国化”主张的同时，树立起了国民党的理论旗帜。不但如此，蒋介石还曲解孙中山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亲睐，单方面凸显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特性。他用“三民主义渊源于中国文化”、“国民革命是中国文化的体现者、保卫者”一类的宣传，突出和强调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7]（29）在国民党的文化教育中，蒋介石一度抛弃新启蒙运动前夕实行的法西斯主义式的教育方式，转而强调“中国道统”、“中国固有德性”、“中国国魂”，强调灌输这些思想以造就“真正的中国人”。蒋介石声称，从前学校教育教出来的学生，只是盲目接受外国的一切，如今他们一定要以中国国魂做自己的灵魂，以中国国家的生命作为自己的生命，才算是一个真正中华民族的子孙，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8]为此，蒋介石号召反对所谓“外来文化侵略”，抵制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着重完善其“力行哲学”体系。总体上看，抗战初期，国民党尤其致力于以中华民族的整体代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继承人自居。他们屡屡打出“民族性”、“中国道统”等旗帜，即旨在抵制马克思主义和中共“中国化”话语的影响力，以利于其统一人心，巩固自身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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