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
时间：2021-07-05 08:01: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社会养廉，是通过自发的非正式制度建设方式，建构“合法性”廉洁信仰的世俗化行为模式。基于东方社会母体和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华民族营造了民间治理腐败的“小传统”及其本土方法论。当前，实现社会养廉传统机制的现代转型，乃是摆脱制度反腐困境、共建“国家—社会”双本位治理格局的应然选择。作为新的转型策略，“制度化”强调超越以往的社会参与腐败治理策略，紧紧围绕社会养廉的 “三驾马车”（制度环境、动力保障和协同体系），对其非制度性因子实施制度化的处理：立足于“中国政治”，确保机制转型的制度空间和供给总量；健全政府驱动型动力机制，调适社会养廉自在自为的运行状态；完善政治文化系统，建立“理一分殊”型社会协同机制，走出现代转型的结构性困境。
关键词：社会养廉；本土方法论；清廉社会；机制创新；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8-0004-04
一、社会养廉：非正式制度建设的“小传统”①
社会养廉，实质上就是一种世俗化养廉的行为模式。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或民间团体机构，在国家正式制度建设之外，自发启动非正式制度建设进程，形成某种世俗化的集体规范和价值系统，最终促使个体树立“合法性”廉洁信仰和自主养成清廉的风尚习惯。全球范围内，因历史发展的时空区别和民族种姓的文明差异，社会养廉亦各有千秋。其中，中华民族营造了独特的社会养廉传统和机制模式（如“因俗养廉”等），形成了治理腐败的本土方法论。[1] 散布于中国各地的廉洁“小传统”（如家族养廉、宗族养廉、行业养廉等），就是地方社会长期开展非正式制度建设的杰作。这样一种在中国民间社会长期积淀形成、甚至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优秀传统，拥有自身独特的结构层面和治理意义。
首先，从中国政治发展史上来看，在传统帝制时代，因其国家控制、行政力的强弱差别，古代中国始终存在一个“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要么演绎成“强国家—弱社会”格局，要么呈现为“弱国家—强社会”形态。但在廉洁信仰层面上，二者并未因为双边政治实力和政治关系的倏忽改变，而彻底颠覆各自的信仰系统和运行机制。相反，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江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始终维系着一种趋于和谐的信仰平衡，二者之间的某种张力结构，一直让士大夫的“清官梦”和廉政理想，与民间庶人的清风信仰，虽互有交接渗透，但总体上依旧各行其道，并行不悖。换言之，一方面，古代中国政府为了实现仁政式的“帝国梦”，一再强调和巩固以儒家伦理为政治内核的国家“大传统”；另一方面，在官方主流信仰文化之外，广大宽阔的江湖社会，亦始终与帝制相伴而行——虽然它们那些非文字记载的“知识—信仰”系统很难进入官方及其精英们的视野，也很难得到正统观的合法认同，但江湖中的廉洁知识与廉洁信仰充足且多元，长期性地潜滋暗长，终于让一种以民间信仰文化为主体构成的地方“小传统”，[2]维系和支撑了另一个与“大传统”相对应的廉洁“信仰圈”——官方精致化的“吏学”之外，传统中国始终都存在另一片世俗化的“社会养廉”空间。
这一状况，迄于近现代时期，借助于民族国家的现代意志力和方便发达的交通网络新技术，才始能得以改变。但这绝不是说，社会养廉及其“小传统”已然走到了历史尽头。事实上，受城市化进程等多端侵蚀与无情冲击，民间廉洁“信仰圈”整体性地被挤压和被重叠，及至于扭曲变形和萎缩不振，但它终未能放弃或抛空民间原有的社会资本、象征力量、自组织机构和“地方性知识”。[3]廉洁“小传统”仍旧是牵制“大传统”的致命因子。
其次，从理论上来讲，“国家—社会”二元传统结构下的制度空间和权力关系、小农经济的有限规模和稳定性保障、世俗化儒学及其支撑的社会多元“统系论”、民间信仰与乡土观念的差异性发展、“守穷”精神的伦理强化和社会宣教、东方宗族组织的长期演绎等，总体构成了中华民族坚持社会养廉的共性机理，且始终规定了这一传统机制的运行基础、层次结构、动力系统、功能效益。而且，古代中国边陲社会的行政格局、族群关系和国土安全等地缘政治因素，又为这一普遍存在且长期运行的本土方法论，添加了更多的中国特色。[4]这就为基于中国区域多样性而开展差异性的治理设计，提供了丰厚的参考资源。
总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社会养廉，虽然它采取的是非正式制度建设方式，但依旧是基于中华民族政治发展史和治理传统的一种本土方法论，本身蕴含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历史逻辑，是现代中国惩防权力腐败、建构廉政新机制的合理继承。
二、“国家—社会”双本位腐败治理的现实需求
反腐败是一个历史性课题，更是世界性难题。建国以来，中国式反腐进程大体切合“政党建设→行政改革→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各个时段上的主题性需求，分阶段地拓展了内外空间，且先后选取“运动反腐→权力反腐→法制反腐→体系反腐”等治理路径，[5]发展至今，已达成新的共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打击腐败是标本兼治的系统性社会工程，既要注重预防和源头治理，注重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更须充分调动、集中社会各界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继续加大反腐力度，成绩不凡。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建立健全惩防体系是国家战略，必须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6]其中，如何创建一种社会高效协同的治理机制，已是一个新课题，引人深思。
不过，目前制度产品供给量和容量仍显不足，制度系统的适应性总体依旧偏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还未能实现协调发展，制度执行力也多不够强大深入。尤其是，制度反腐的成本趋高、有效性偏低、可持续性较差等缺陷，常为大众诟病。所以，有些学者就指出，强化国家治理力度的同时，改革公权腐败治理体系，着重建构社会腐败治理系统及社会全方位的协同治理机制，已不无必要。[7]
当然，古今中外采用过以德养廉、俭以养廉、教以养廉、高薪养廉等多种养廉方式。其养廉对象的特定性——官员干部群体，似乎决定了现代养廉路径选择之“国家本位”倾向。然而，朝向于摧毁腐败根基的养廉活动，不仅仅只是政府敦促实施的政治任务，它更深浸于全部社会的日常行为之中。同时，政府行政的公共性也必然吁求社会多元主体的合力担当和积极参与，所以，养廉本身就是一种倾向于社会化运行的治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