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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分权促进了城投债规模扩张吗?

    时间:2021-07-05 04:00: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中国财政分权的核心在于分散化经济分权和对上负责行政体制的二元叠加,本文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特色下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城投债规模。利用两个理论模型的推演,发现在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大背景下,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大会造成城投债规模的扩张,而地方支出结构偏向是实现这一逻辑路径的重要桥梁。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的基础上,2005—2015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支持了财政分权对城投债规模的正向影响。因此,要寻求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管控之道,核心在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财政分权体系和官员任期内的债务融资考核与责任追究制度;稳步推进多层次城投债市场的发展,实现城投债的转型发展;配合供给侧改革,企业部门去杠杆和政府部门加杠杆并举。
      关键词:中国式财政分权;城投债规模;支出结构偏向
      中图分类号:F812.2;F8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1-0064-0010
      Tiebout(1956)和Oates(1972)的研究構建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着力探讨如何在多级政府间划分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8)则通过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以及这种激励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构建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在前两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者又加入了对中国财政分权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中国式行政特征:即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权威和地方官员在政治激励下的晋升锦标赛(Baicker,2005;周黎安,2007),从而提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理论。
      大量的文献主要就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否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也有文献针对中国财政分权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了文字性阐述,但鲜有文献研究中国财政分权如何影响了中国城投债规模,尤其是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同时总结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机理。在中国,城投债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投融资平台通过发行城投债帮助地方政府实现了以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这种发展目标在经济现实中呈现为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即地方政府财力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过度倾斜但在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上却严重不足。而促使地方政府确立这种发展目标的背后因素恰恰就是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中国式财政分权。
      本文尝试探讨,在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大背景下,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如何影响辖区内城投债规模的变动,而地方支出结构偏向这一经济现实又如何成为沟通财政分权与城投债规模之间的桥梁。本文以中国的政治经济特征为出发点,构建了两个理论模型,分别研究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地方支出结构偏向以及地方支出结构偏向如何影响城投债规模,并构建2005—2014年覆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城投债规模进行实证研究。
      一、理论模型一:从财政分权到支出结构偏向
      本文的理论模型建立在Oates(1972)关于财政分权的部分理论假设上,并对Barro(1990),Greiner(2000),严成樑等(2009、2010),马光荣等(2010)和张义博(2015)的模型进行了适当改造与简化,以确保模型对中国政治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
      (一)模型基本设定
      1.居民
      假设每个省级地方政府i(1≤i≤31)的辖区内均有一个代表性消费者,该消费者的私人效用函数为Ui(Ai,Bi),其中,Ai为辖区内的私人物品,Bi为辖区内的公共物品。该效用函数符合其在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假定,即边际效用为正且递减。
      2.厂商
      首先,假定辖区内的私人物品由完全竞争下的厂商提供,政府部门不直接参与私人物品生产。其次,厂商生产私人物品需要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为突出模型分析重点,本文将除资本以外的所有生产要素视为固定数量生产要素,这也符合短期视角下研究厂商生产行为的微观经济学传统,因此各辖区内的厂商生产函数可写为fi(ki),其中ki为辖区内厂商投资额。
      资本在各省辖区内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天然规定。与此同时,各省级地方政府都会有原始的资本禀赋ki′,因此有全国原始资本禀赋K′=∑31i=1ki′。与效用函数相似,厂商生产函数也符合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资本ki的边际报酬为正且递减。当然,现实中不同省级辖区内的生产函数形式也必然存在个体差异,例如生产技术的不一致,但对此不做统一处理并不影响模型本身推理,所以各辖区内的生产函数可以不同质。
      3.地方政府
      首先,辖区内的公共物品Bi由省级地方政府i提供。而依据财政支出结构理论,消费性支出与生产性支出最终分别形成了消费性公共品与生产性公共品,两类公共物品构成了辖区内的公共物品供给Bi,其中前者包括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后者主要是各类基础设施。同时,消费性公共品可以直接进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而生产型公共品由于改善了厂商的投资环境、提高了厂商的投资能力,可以直接进入厂商的生产函数,但并不构成效用函数的自变量。
      其次,在梳理从中国式财政分权到地方支出结构偏向的逻辑线条时,本文暂不考虑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渠道,而是认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完全依赖于税收渠道提供的财力,该税收在本模型中体现为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企业征收的资本所得税,各省辖区内税率为ti(?坌i,j∈1,2…31,有ti≠tj)。其中,本模型认为ti≠tj是基于中国的税收经济现实,在我国,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区外企业到辖区内投资,会为企业提供形式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竞相打造税收洼地。这一政府行为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我国各省存在不同的实际税率,虽然我国宪法只赋予中央政府税收立法权,但在税收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便造成各辖区之间的企业税负水平存在差异。
      再次,本文假定整个经济提供1单位公共物品需要耗费1单位私人物品,即边际转换率MRTAB=1,这一假定是为后文分析均衡状态下的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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