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汉字理论与教育研究看民主参与精神
时间：2021-07-03 20:03: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现在国内有人提倡民主参与精神，而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我国语言文字学界就一直有人在坚持民主参与精神。例如：
《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1-10）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至1989年连载），署名袁晓园、徐德江。该文的撰写缘于我国语言文字学界，长期以来充斥着“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和“拉丁字母万能论”。鲁川先生（2010）分析认为：“正是缺乏对汉语汉字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再加上灵魂深处的‘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的创伤，导致一些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的学者和政治家产生了‘要用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的想法。”（132页）他又说：“即使在‘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影响下形成的重灾区的语言文字学界，也有一批有识之士始终坚持高瞻远瞩地研究和大声疾呼地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这些有识之士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陈寅恪先生、季羡林先生、钱伟长先生、安子介先生、袁晓园先生、徐德江先生等。其中最执著、最深入，把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因而也取得重大成果的，当首推徐德江先生。”（133页）徐先生在袁晓园、安子介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明确简约”是衡量语言的科学性的客观标准。《十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分别论述了①汉语声调的优越性；②汉语意义单音节本质的高妙；③富于理性的灵活的层层组合构词；④一词多性是优点；⑤词序严格的长处；⑥汉语贵在无形态；⑦写意文字的国际性最强；⑧联想是一切发明之母；⑨“方块”是宝贝；⑩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此外，就繁简字问题徐先生也曾撰写了文章，他认为繁体字和简体字都是正体字。他同意袁晓园先生所提出的“识繁写简”的意见。在长期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出版了《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2009）一书，为首部用细胞分析方法研究语言文字理论的创新性著作。能提出上述与主流相左的观点和意见，这些人的勇气和胆识着实令人钦佩，要知道，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人就因为反对用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而被打成了“右派”。时代虽然不同了，而徐德江的做法却还曾被有人说成是“干扰党的语言文字政策”。甚至有人针对徐德江而组织签名，组织批判，罗织种种罪名，施以语言暴力。有人说针对徐德江的斗争已超越了表面的学术之争，涉及了政治斗争。正因为如此，很多对于“反右”“文革”等心有余悸的人，对于这些所谓的“是是非非”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于在下看来，这个所谓的“徐德江现象”的确已经超越了纯学术范围，实际上也已经的确涉及了公民的表达权、人格权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同时，的确也已经涉及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如何让人民的批评真正产生实效的诸多政治问题。
建于1167年的英国牛津大学，已培养出以数十位英国首相、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代表的杰出人才。其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表示，牛津崇尚学术论战，营造并维持“公开、自由、激烈”的学术论战氛围是学校办学精神的灵魂。汉密尔顿说：“大学的研究成果和价值观要走出教室和实验室，去影响政策的制定、增加社会财富、让知识传播得更加广泛。”（见《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什么》，《北京日报》2011年4月25日） 在下有理由认为“去影响政策的制定”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无论在大学还是在民间研究机构，都应该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目标，作为学术研究应当产生的一个社会作用。而语言文字前沿研究当然也就不应该被看作是“干扰党的语言文字政策”，正相反，它却恰恰应该作为相关政府机构制定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陈红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撰文《中国民主政治新思考》，文章在大字标题的上方用黑体大字写着：“温家宝总理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能否解决我国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钱权交易和权力乱用等腐败问题，真正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建立科学发展型政府，这确实不仅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否有效和正确，也将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否可持续，并最终将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
该文语萃：
○西方现代民主的经验特征就是把古典民主的公民“多数决”制度改造成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多数选”制度，并且政治权力始终在精英阶层当中转换。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有效执政”和“有序参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要超越“多数选”，也不仅仅限于“多数决”，而且要把最广大民众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作为落实和贯彻民主制度的本质。
○“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必需条件。
陈红太研究员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主要标准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具体说来，主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否真正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人格权、监督权、选举权、自治权以及权利救济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需要，这些政治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陈红太研究员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奥妙应到政治领域中寻找。这集中体现在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有“四大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为“集中效率优势”，二为“政治组织优势”，三为“制度创新优势”，四是“文化包容优势”。第四点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优势，既具有超越个人私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理想主义，又具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在日常生活中寄托理想和追求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也就是荀子所主张的“义利并举、王霸并用”。这比较符合中国人的理性定位，也是中国能够借鉴并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资本主义市场优势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优势的文化基础。
在下认为：这个“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文化包容优势”说的多么好啊！具体到当今，那就是不分朝野，各种语言文字研究都应当被尊重，而不能以为只有学院派才有资格发表意见，而在野的民间研究者统统就被视为票友，“票友”们所谈若与自己及前辈们的意见和研究成果或知识结构相左，甚至就径直斥之为学术骗子。
陈红太研究员还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有效执政’和‘有序参与’”。关于“有效执政”，在当下我们普遍有深切体会。在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改革开放正向纵深发展，各项政策深得民心。单就我们语言文字学界来说，对于语言文字学界出现的某些问题，有关领导部门采取审慎态度，妥善处理。例如，此前有部分权威专家耗费国家巨额科研经费，闭门造出了一个所谓的繁简字使用新规范条例，并想鲁莽公布施行。值得庆幸的是有关领导部门随即广泛征求意见，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多数人对其持否定态度。最终这个新条例未能在社会上实行，避免了造成新的混乱。鲁川先生尖锐地指出：制定这个新条例的人身子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而头脑却还在工业化时代。关于“有序参与”，在下认为对于新提案，有关领导部门广泛征求意见，群众充分表达意见，群众的正确意见能够通过组织程序得到采纳，并付诸实施，真正产生实效，这就是实现了“有序参与”。已故各位前辈曾经做的，以及徐德江先生现在仍然坚持率领他的团队，做的大量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族发展的大事，诸如：发起成立“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在北京社科联、社团办的领导下开展各项研究活动；刊行《汉字文化》杂志，进行学术展示；组织“语言文字大论坛”，为同行们就热点问题充分讨论、激烈交锋搭建平台；著书立说，正式出版多种语言文字学术著作，等等。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有序参与”的精神。由于历史的原因，徐德江及其团队在重重阻力下，始终顽强斗争，并没有被打垮，反而日益壮大，逐步取得骄人的成绩，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发展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够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人格权、监督权、选举权、自治权以及权利救济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需要，这些政治权利也能够得到有效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陈红太研究员思考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制度创新。因为破解市场经济机制与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相结合的问题只能靠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走上了一条经验性的发展和探索之路。 一般的规律是：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是基层和地方根据当地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发展压力，进行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探索，形成了创新经验，这些经验被上级和中央重视，然后再在其他地方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结果决定政策的制定和是否在更大范围或全国推广。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政府报告及政策，包括一些具体的表述和规定，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路径。这种以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为依据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可概括为“星火燎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