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的缘起及其误读根源
时间：2021-06-27 12:01: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近年来，基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引发的“威胁论”此起彼伏，西方世界从中国政治制度、军事力量、历史惯例、文化差异、资源紧缺和人口数量等方面，假设中国将对世界构成各种“威胁”。“中国威胁论”源自西方文化传统下的思维惯性与历史推导，很难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 思维惯性 历史推导
我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西方国家对此一片欢迎，他们认为中国很快会演变成另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当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中国威胁论”。
从历史事件中推断“中国威胁”
一些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举出1991年独裁体制的苏联最终由民主政权取代而垮台的事例，推断中国作为最后的共产主义大国代替苏联，他们一厢情愿推断中国会发生变化。对于西方人来说，社会主义不再是可行的政治制度，中国继续抵制西方民主制度令他们难以接受。在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看来，“民主国家间绝无战争”，①即民主意味和平、独裁意味战争，像中国这样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国家对地区和世界都是个威胁。
西方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说“不”》一书的出版发行，代表中国民族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更具有象征意义。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也相信，中国领导层对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很强掌控力并能使其合法化，中国政府利用了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和2001年4月美国侦察机与中国战斗机海南岛撞击事件掀起民族主义情绪。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一些亚洲国家最为担心的是，中国一旦把民族主义情绪扩展到海内外华人中间，则会提升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力量。
此外，西方学者还用“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崭新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战略。他们列举新中国与邻国发生五次冲突和战争作为分析案例，得出中国“决策制定过程”和“对外行为”的三种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革命辩证法和社会主义革命辩证法。说明中国介入战争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才进行，外交政策具有“不可争辩的自卫性”，“中国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政治制度、政治目标和价值观……，总之，主要目标是‘国家安全’，保护社会主义革命不受外来干涉”。②
从理论上推导“中国威胁”
西方学者分析、解释、推断“中国威胁”的主流理论主要有历史方法、现实主义学派、文化习俗视角三种。
历史方法。用历史研究法研究“中国威胁论”的学者，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模式中推断中国：像中国这样大国崛起是毋庸置疑的，威胁世界稳定也是必然的。学者们参考了18世纪崛起的英国、19世纪崛起的德国以及20世纪崛起的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史料，说明大国兴衰的起因、过程和结果，确信新兴大国崛起往往使全球动荡不安，迫使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一个新兴的中国同样会挑战现有西方建构的国际格局，威胁当今大国既得利益。经济贫困时，中国对邻国依赖程度较高，较为安全；一旦实力强大起来，中国将行动大胆，会对邻国强加其意志，而不会是与他们平起平坐商量事务。一旦实现目标，中国将会成为20世纪英国、苏联、纳粹德国、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和21世纪的美国。历史研究法往往用普遍性代替特殊性，其结论因缺乏理论上的严密性而备受批评。
现实主义学派。传统现实主义认为，民族国家间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完全由人性特点支配，诸如自私、贪婪、追逐权力等。依照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说法，控制欲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控制欲无所不在。民族国家通过力所能及的方法和手段追求政治权力和国家利益，追求国家利益是所有民族国家首要关心的，获取利益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权力这一手段。在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追求权力、为权力而斗争的行为是理性的、自然的。由于国际体系中超级权威（世界政府）的缺位，国家往往通过增加和使用权力获取利益。当国家利益只能通过权力获得时，权力追求本身就成了民族利益，政治家依靠权力确定其利益，现实主义认为，在世界政治范围内权力追求被视为自然和正当的事情。“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们断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追求并将追求和增加权力，进而彰显实力。作为国际舞台上权力博弈的后来者，中国不满现实全球权力结构，为了实现地区和全球霸权地位，中国注定通过制定帝国扩张政策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文化习俗视角。用文化解释国际关系是一种新颖视角，在此之前，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流学派，實力成为现实主义学者分析问题的立足点，权力成为国家行为体追求的目标，作为软实力的文化没有立足之地。由于用文化分析国家关系缺乏科学范式，也缺乏明确性，因而用文化分析国家关系缺乏说服力，一度被忽视。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把文化分析与外交政策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新建构主义理论。该理论用文化分析考查国际关系中各种问题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探求基于各种国际行为体和国际机制下的社会与文化认同，坚持只有“发展一种把各种理性行为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框架，即复合文化逻辑，文化理论才有解释力。”③复合文化逻辑理论出现以后，文化威胁论者认为，文化也可以作为一种战略具有威胁、扩张意义。
“中国威胁论”的误读根源
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中进行的各种解读，归结起来都是西方人士以西方历史和传统为出发点认识和评价中国。
第一，用西方中心论的惯性思维方法认识中国。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强权即公理”是西方列强信奉的实力准则，落后即意味着受制于人，特别是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实力依然意味着发言权。在西方社会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美国争做世界领导的野心一日也没有停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给西方人巨大的优势感，这些国家在多方面占有世界主导权的同时，始终坚持自己的中心地位，有相当数量的西方人士不情愿接受东方人和西方人平等的地位，更不愿意看到东方国家可能比西方国家强势，甚至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也不愿承认。他们认为21世纪是亚洲的想法是怪念头，没有美国保护的亚洲就不可能发展。④当今，作为东方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逐步增强，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这就自然让西方国家难以容忍。
第二，用历史经验类推法类推中国。纵观世界历史，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既是与挑战国进行扩张战争的历史，也是征服和掠夺别国的历史。在世界民主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之际，美国先后提出“门户开放”、“民主自决”等原则，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国际影响。两次世界大战是列强围绕重新瓜分世界而展开的，美国以坐山观虎斗方式任列强们厮杀，使其两败俱伤，从而削弱美国争霸世界所遇到的阻力。二战以后，美国利用社会主义苏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借机巩固资本主义阵营，强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控制，坐上了世界霸主之位。⑤“崛起必通过战争，战争才能崛起”的思维观念在西方人头脑里非一日形成的，大量战争崛起的事实教会他们崛起必有战争的逻辑推理。
第三，用西方文化传统类推中国文化传统。美国等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强调个人作用，素有信奉自由平等和个人独立，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等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在中国儒家思想中信奉的则是：强调群体意识，注重做人修德，尊重权威和等级，反对强调个人和遇困境走极端，崇尚中庸与关系和谐。如果用西方文化传统理解和类推中国文化传统，势必会拿西方赞成制衡鼓励竞争的个人主义思想类推中国人赞成中庸鼓励孝贤的群体思想，结果只能类推出中国人也会走极端、嗜张扬的结论。
“中国威胁论”的各种论调都是西方社会基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事实而进行的攻击或误读，也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敌视。上世纪90年代，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抛出“文明冲突论”，不再是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分析国家矛盾，而是从文化差异上探索冲突的根源，尽管“文明冲突论”还存在不足，很难证明文化差异与冲突的必然关系，但是其对中西方文化区别的洞察和对世界各大文明存在极大差异性的发现，有助于生活在不同文明中的人认识自我、了解异己，以更加宽泛的视野理性地分析外界文化，实现和谐共处。（作者为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本文获“校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注释
①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 no.3(1983):213.
②Gurt Melvin & Hwang Byo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17.
③Marco Verwij,“Whose Behavior is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Anarchy?”,in Michael Thompson, Gunnar Grendstad, and Per Selle, eds, Cultural Theory as Politics Science(New York: Routledge, 1999),28.
④［美］乔治·希克斯：“亚洲世纪神话”，《亚洲华尔街报》，1995年10月26日。
⑤阎学通等：《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