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选官十年渐入佳境
时间：2021-06-12 16:02: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8年11月22日下午，历时4个多月的株洲市优秀青年干部“海选大赛”终于落下帷幕。约7000多名“80后”报名参加选举，“海选比赛”前10名可破格提拔到科局级或副处级领导岗位任职。
尽管这次“海选”引发媒体广泛关注，但它的雏形早在十年前就已建立。1998年的11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法律中明确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人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
经过十年的自我摸索和国际合作，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民主之路。
株洲海选曾引发作秀质疑
株洲“海选决赛”模仿了该省湖南卫视一挡节目“超级女声”的竞争方式：考场开放，电视转播，媒体采访、群众观摩、亲友团助威，个人才艺展示，即兴演讲。株洲市组织部长程绍光说，这样大范围的公推活动在全国都没有现成的经验，株洲将在摸索中前进。而在此之前，株洲已有过一次失败的探索经历。
2007年10月17日，《株洲晚报》刊登了《电视公开选拔女干部》一文，这则不足400字的消息，经互联网迅速传播和放大。“海选女干部”、“女干部超女”、“公务员选秀”等富有传播效果的词汇把这场原本旨在“创新”的地方女干部选拔活动冲击得难以招架。
“海选女干部”最终在各方重压之下不得不在4天后以“活动暂缓”逃离了是非场。
2008年的海选同样被扣上了“作秀”、“娱乐入侵政治”的帽子。不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翔却并不这么看。“这样的尝试还是值得肯定的，至少做到了以前干部人事任用所无法企及的公开性，给不同意见者一个表达和申辩的平台和机会。”但张翔也表示，在方式方法上仍值得商榷。“‘80’后这个群体即使进入公务员系统资历也很浅，以此为对象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整体的人事制度是值得怀疑的。人们只会关心海选结果，而对中高层的官员选拔和考察制度却成了关注的空白。”
从失败到阶段性的成功，这是株洲市坚持海选制度创新的结果，它把海选大张旗鼓地纳入中国基层民主革新的轨道，然而株洲，却不是这类尝试的首创者。
从吉林北老壕到四川步云
1987年11月24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据此，候选人的提名权从上级乡镇扩大到村庄，使候选人的产生具有了一定的民主基础。而候选人提名方式变革并非凭空产生，早在1986年，梨树县的北老壕村已经进行过一次民主程度很高的村干部选举。
当时，这个村在梨树县是有名的落后村，主要问题是村委会领导班子的领导极不得力。民意测验显示，有八成以上的村民要求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选举时，全村所有年满18岁的村民都领到了一张白纸，写上自己所支持的村干部候选人，当场投票。结果17年来一直在任的村长落选，生产队的一位会计靠村民的选票成功地取而代之。
北老壕村的这次偶然尝试，开创了村民直接提名产生候选人的先河，此后，海选模式在梨树县甚至吉林省被迅速推广开来。海选出来的梨树县平安村村主任陈永喜曾对一位美国记者说：“我们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程度高。你们选举克林顿时，参选率只有46%，而我们参选率在95%。”
不过，海选真正在全国农村全面推广开来却是十多年后的事。基层选举专家、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介绍说，2001年5月，云南将村公社改成村委会，完成村委会选举，至此全国范围内村委会选举基本完成。
中国有9亿多农村人口，近90万个村委会。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近日表示，十多年来，240多万名村委会干部基本做到了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观摩中国村委会选举长达十年，在他眼中，进步非常巨大。“第一就是海选，老百姓自己提名候选人，政府不指定。第二是秘密划票和公开唱票。”刘亚伟说，这些年，中国农村选举搞得异常火热，在福建的一个村，他甚至看到候选人在选举日发表竞选演说。
与此同时，乡镇长的直选也在悄然进行。1998年，四川省青城县南城乡和遂宁市步云乡一起迈出了第一步。“南城乡同时进行了乡镇党委班子直接选举，这在全国尚属首次。”李凡曾经对四川步云的乡长直选作过专门的研究，他对步云直选的好处赞不绝口。“在步云乡的选举中，由于是直选，乡长必须对选民负责。它可以减轻农民和乡镇政府之间的矛盾，改善乡镇政府官员的行为，解决地方治理的问题，减少村民的上访。”
此后，四川省成为中国基层民主的试验田，不仅乡镇长选举风起云涌，最早的县级党代表直选试验也在这个省展开。2002年12月20日到21日，雅安市区（县）党代表选举日。这也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一个印记——首次进行县级党代表直选。雨城区和荥经县党代表的名额共有325名，而实际报名参选人数竟达2000多。一位远在深圳打工的党员闻讯，专程坐飞机赶回来参选。时任区委副书记的蒲忠也参加了那次直选。区委书记看他初来乍到，担心选不上，善意地提醒：要不要做些工作？蒲忠婉拒。
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
四川省大胆的基层民主试验吸引了海外的目光。2006年7月下旬，由越南共产党河内市委组织部一行12人组成的代表团造访四川。而从1997年开始，美国卡特中心几乎每年都会邀请大批美国官员学者和记者到中国观摩村委会，乡镇长以及区县人大的选举。“其他国家没有村委会选举，中国的村委会选举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主要是给西方人讲中国的民主故事，消除他们对中国的偏见。”刘亚伟说：“美国人看了之后都很吃惊，他们从来不知道中国农村候选人提名可以公开和竞争。”
中国官员也在走出去。从1998年开始，在卡特中心的协助下，中国民政部官员已陆续去美国观摩过两次大选、三次中期选举，去东帝汶观摩过一次全民公决，去印尼观摩过一次国会选举。这只是卡特中心和民政部合作项目中的其中一个内容。“村委会选举规范化项目是我们合作的重点，比如选举官员培训、民主程序规范化、网站建设等等”，刘亚伟说，就培训而言，主要建议民政部门在培训时用案例教学取代“以会代训”的模式。“比如说，村委会选举后，村民对村委会主任有意见，搞罢免如何办等等。”而在公民教育上，卡特中心也提供了许多解决方案，比如赞助国内学者出了很多选举的书，加强民主知识的普及；加强公民民主教育，提高村民选举的热情。
与卡特中心相比，欧盟跟中国民政部的合作项目更大。1998年，中国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和欧盟委员会签署中欧村务管理培训项目的《财政协议》，欧盟为项目提供1066.7万欧元的技术援助，中国政府也为项目投入相应的配套资金。
中国民政部和欧盟驻华代表团是分别代表中国和欧盟的项目执行机构。民政部选派中方主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德国ICON公司分别签约聘用欧方主任，提供技术援助。项目管理工作由总部设在民政部培训中心的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项目办实行中、欧双主任负责制，民政部培训中心是项目的中央级培训基地，同时项目还同江西、云南、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南、甘肃7个省合作，分别设立省级培训基地。
主要难题不在贿选
然而，尽管中国基层民主改革不断深入，但问题却也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贿选。近年来，村委会候选人拿钱买票的消息一直没有间断过。不过，这在刘亚伟看来并不严重。“2005年，民政部和社科院做过一个全国性基层选举的抽样调查，结果，村民对基层选举的熟悉程度、参与程度、支持程度等都很高，接近80％。”
即便是有贿选，刘亚伟认为，这也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不够清晰有关。“给50块钱的东西如果算贿选，那么，发一根烟算不算。”刘亚伟说，只要选举牵涉到切身的利益，就有候选人去串联，投入自己的资源。“关键是怎么管理，怎么界定。千万不能把竞选和贿选混为一谈。”他预计，2009年两会期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时可能会有更详细的规定。
在刘亚伟看来，目前最严重的其实不是贿选。“很多村里青壮年、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都在外边打工，导致没法选出优秀的领导者。另外，比如广东那边好多外省打工者聚集的超级村，这些打工者因为本身不是当地的村民，没有选举权。”刘亚伟说，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有所改变。“像黑龙江的一些村已经在实施，只要在本村住满两年，其他村民不反对，对村子有贡献，就有选举资格。”
刘亚伟说，农村基层选举下一步的关键是在“选后”怎么办。“选举完之后，监督、决策、管理如何落实，这很关键。”刘亚伟说，现在中国政府救市的4万亿元中就有很多钱进入到村里，这些钱怎么花，管理不好会出现资金滥用和腐败现象。
未来十年还需不断深入
十年间，中国村一级的基层选举已覆盖全国，且成效显著。下一个十年，中国的民主之路该怎么走?“如果再过十年，按照那时的市场经济发达程度，贫富差距的扩大程度，以及老百姓对权力的诉求，中国的选举还停留在村一级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刘亚伟说，中国政府应该把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集中在乡镇、县市级领导的选举上来。
在刘亚伟接触的中国民政官员中，他们都坚信中国的民主之路会不断深化，但同时，他们也强调，中国不可能走西方一样的路。“中国一定会找出适合自己国情，同时又能让所有老百姓都参与的选举方式。”刘亚伟说，中国的选举法律其实做得很缜密，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走，老百姓怨气会更小，对政府的认同会增大。
中国民主发展不仅对中国国民有利，对世界也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如果到时中国的确给世界提出一条不同的民主发展模式，将会极大改善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经济不但搞得好，而且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模式。”
（2008年11月27日《国际先驱导报》，作者分别为该报记者及实习记者。标题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