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华:从全能政府过渡到“有限政府”
时间：2021-06-12 12:04: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退出后的政府成为“小政府”，但“小政府”绝对不是“弱政府”，你只要小了才能足够强，才能够在必需的领域中做得出彩，因此，政府应该主动退出，给社会让渡一个自由生长空间。
今年8月，深圳民政局长刘润华履新，调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这一变化被一些业界人士称为“大事件要发生”了。
作为前民政局长，刘润华以“改革家”、“微博控”赢得了很多粉丝的拥戴，“既有想法又能干事”。
2009年，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授权深圳民政部门登记基金会，鼓励深圳探索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体制。2010年年底，他在深圳“请”进李连杰的壹基金，备受关注，2011年6月14日，他又将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深圳市慈善会“送”了出去。一请一送，都是刘润华在既有的行政体系框架内，创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他而言，能让社会领域一些体制、机制有所改变，是一件让人非常着迷和激动的事，他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民政局与一般慈善组织的关系改变。
在微博上，刘润华给自己的标签是“老知青”、“曾是爬格子动物和乡镇干部”。在一个公开场合，他曾声称，要以自己的方式“献身”慈善事业，如果为此受了处分，那就当为慈善“认捐”。
在民政界摸爬滚打多年的刘润华，今年8月8日突然调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下简称“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随着省社工委职能、高规格领导配置等举措的公布，加上省委省政府频频释放的关于社会建设的政治信号，更是使省社工委备受关注。刘润华履新职，引起人们对这位昔日“既有想法又能干事”的民政人产生某种期待。
只要政府不该管的事务，
政府应该大部分退出
中国财富：在社会建设中，政府是靠“管”呢？还是要放手给社会？
刘润华：这里涉及几个问题，要明确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就是一切，那是全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建立政企分开的机制后，终于找到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即政府培育市场主体，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调节的作用。目前来讲，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已经明确。随着改革的深入，应该界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了。
在计划经济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府是全能政府，只要能管得到的地方，希望都能管起来”，全能政府的行政权力往往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只要能管得到的都想管，即使管得不好，即使管的绩效很差，都要管。
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认为应该倒过来，只要政府不该管的事务，政府应该大部分退出，只要可以不管，都应该不要管，哪怕原来干得不错，但属于社会事务，也应由社会去做，这跟以前的做法是完全不同。
这里面涉及到政府让渡空间的问题，从全能政府过渡到“有限政府”，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从那些政府机构干得不错，但社会机构也能干的领域中主动退出。退出后的政府成为“小政府”，但“小政府”绝对不是“弱政府”，你只要小了才能足够强，才能够在必需的领域中做得出彩，太大了以后多数事情反而做得不好。因此，政府应该主动退出，给社会让渡一个自由生长空间。
让更多人回归有组织的状态
中国财富：政府退出，社会自主，意味着什么？
刘润华：从社会组织架构来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中的人是单位人，每个人都在单位管理下开展社会活动，这种紧密型社会结构中，每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寄存于整个国家这个大机器里，非常有组织性，属于高度严密、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原来由单位管理个人的事务开始放开，原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开始进入非组织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得到了解放，这种解放是原子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疏离。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人主义开始上升，公民意识、非组织化参与需求开始迸发，如果不予重视的话，就会像一堆堆流沙一样冲击着河堤，此时社会需要一个再组织化的过程。
中国财富：如何进行社会再组织化？
刘润华：这是由政体决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党、团、工、青、妇等基层组织提供条件，让松散的社会人组织起来，实现党政工作区域化。在基层建设中，将社会人纳入，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组织化。因此，我们提出了“以组织多样化来满足公民的组织要求”，如果你有特殊的想法，可以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或找一个跟你志趣相通的组织参加，这都可以，主要是为了让更多人回归有组织的状态。
有了组织的承接，加上政府让渡空间，政府从微观事务当中退出，让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但在这过程中，不是说政府就完全不管了，政府在公共领域当中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当然会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在社会再组织化之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就有了新的界定边界。
中国财富：省社工委的第一个专题工作是扶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这是否意味着在放开社会组织登记注册上会迈出大步子？
刘润华：大家都在说，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应该进一步放开，可是有没有人想过，放开之后，如何做到“放而不乱”呢？鼓励发展社会组织是我们工作的方向，但要有序地推进，明确“分类指导”，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经济类、科技类、公益服务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
事实上，如果一下子放开的话，社会组织会越来越多，谁来监管呢？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现实问题。
中国财富：那么省社工委现在对开放社工组织，持有怎样的态度？
刘润华：如果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只负责业务指导，不再承担主管责任的话，那么就需要构建社会组织与业务主管单位的新关系，要求各部门得各司其职。我的看法是，要逐渐构建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与社会组织的新关系，就像工商管理局和企业的关系一样，让民政系统不再为社会组织承担太多的责任。
举例说，比如一所注册为民办非企业的幼儿园失火，烧死了人，谁主管谁就得担责，因此，负责登记的主管单位受到追查。但实际上，这是属于消防防范问题，幼儿园的消防系统是经过消防部门验收的。“谁登记谁负责”会影响负责登记的主管单位的积极性。
而对于一些有可能违反公共安全、交通安全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当然希望“少登记少责任”，因为一旦违反了公共安全，登记机关就会被追究。因此，要从思想上、制度上重新界定登记部门的责任。
对放开社会组织登记这块，我认为，还是要给社会组织一点耐心，带着扶持的心态，让社会组织成长，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如果不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反而会压制了民间生长力量。但这不是搞革命式发展，而是渐进式改革，不能一下子放开，慢慢试着来吧。
省社工委着力
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
中国财富：当初设立省社工委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刘润华：广东的社会工作发展很迅速，开展工作的方法与思路都走在了全国前列，但也碰到了一些难题。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部门能站在宏观角度思考问题，能构建新的工作方法，部门领导也未必能进行全局性考虑。
很多政府部门没有人专职去解决宏观层面问题，很容易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夹带着部门的意见，带着部门行政的痕迹参与进来。如果宏观政策过多受到部门意见的干涉，毕竟从部门的模子里出来的意见，抹也抹不掉，那么宏观决策与部门的意见就容易产生矛盾。
如果专门有一个部门，站在宏观的角度，按全省工作安排的角度去调研，对省委省政府开展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那么就能避免多种部门意见的干扰。而我和我的同事起到的作用是秘书的功能，宏观决策则由省委省政府来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