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评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谈判问题
时间：2021-06-05 08:00: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笔者曾借《中国西藏》杂志发表过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多篇,今日又评,故取名“复评”。既然要重复评论,自是有其由头,近日见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2001年10月24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关于“西藏问题”的演讲一篇,一个自称是对宗教“具有修持经验”,“一生对佛法研习修持”的“普通比丘”,竟然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打诳言,有些话便是不发不快了。
我不得不说达赖喇嘛的政客生涯已经是炉火纯青。任何一个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缺少了解和观察的人,都有可能被达赖喇嘛的言词所蒙蔽。笔者无意与达赖喇嘛针锋相对,只是想在中央政府与他接触商谈问题上,摆出一些事实,以正视听。
在与中央接触商谈问题上,国际社会和国外藏胞都不会忘记,1977年,当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发表广播讲话,欢迎流落国外的藏胞返回家园时,使许多梦寐以求回故土的藏胞潸然泪下。
1978年12月28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斯蒂尔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明确表示了中央政府对广大国外藏胞的手足之情,同时,也表明了对达赖喇嘛的态度。
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回国,就达赖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问题与中央进行接触。3月12日,邓小平副主席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邓先生说,“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现在是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以邓小平的此次谈话为标志,达赖与中央隔绝20年的坚冰被打破。时至今日,又一个20年过去了,为了促成通过接触商谈,解决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一些人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回归祖国的问题,中央政府进行了种种努力,体现了充分的诚意和耐心。
自1979年以来,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曾多次接待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和他的亲属回国,认真听取来人向中央反映达赖喇嘛的想法,来人受到了中央政府有关领导的接见。除了达赖喇嘛本人以外，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几乎所有亲属都曾回国参观、探亲。来来往往的国外藏胞更是不绝于途。
1988年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的走廊上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散发了他的所谓的“斯特拉斯堡建议”。“建议”强调西藏历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未丧失过“主权”,提出了所谓西藏成为一个“由他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央保持所谓的“联合关系”的主张。对此，中央政府当即表明立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此后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为了表明与达赖喇嘛接触商谈的诚意,曾经表示谈判的时间、地点可以由达赖喇嘛提出后商定。就在中央政府正拟就有关准备工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磋商时,达赖喇嘛却在未与中央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抢先向媒体公布了谈判的时间、地点和人员组成。这种明显的以谈判为借口,搞宣传造舆论的做法,阻碍了双方的接触。
1989年l月28日,第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中国佛教协会特邀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佛协会长赵朴初先生亲自将一封邀请信交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邀请其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这次纯属宗教事务的邀请,给达赖喇嘛提供了一个在流亡30年后,同国内佛教界见面的机会。当然,如达赖喇嘛确有诚意与中央政府对话,这也是一次进行接触的绝好机会。但是,达赖喇嘛拒绝了邀请,他失去的可能是一次历史的机遇。当时中国佛教界有人议论说,在达赖喇嘛的天平上,政治远远大于宗教。
199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前夕,总理李鹏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当被问及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否有变化,李总理明确答复:“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现在也没有变化。我们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央政府一贯表示愿意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但是达赖喇嘛必须立即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它问题都可以谈。”
1992年、1993年,中央政府根据达赖喇嘛的要求,两次接待了他的私人代表。这位代表返回后,达赖喇嘛方面认为中央政府态度僵硬,单方面宣布中止接触,派出的私人代表也被认为出师不利而被迫下台。
据笔者所知,1997年3月,达赖喇嘛去台湾之前,中央政府曾通过联系渠道向他阐明了中央的立场和原则,希望他放弃与“台独”势力的联系,达赖喇嘛对此置若无闻。
1997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有人向他提问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谈判问题。江主席明确地阐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原则立场:“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此后,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中美双方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泽民主席面对世界媒体和亿万通过电视收看转播的民众,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不仅如此,江泽民主席在他接待外国政界要人和应邀出访的过程中,多次介绍了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接触问题。
达赖喇嘛在“10.24”的演讲中说,2000年9月他与中国驻印度使馆联系,表示要派代表转交一封信给“中国领导人”。并说中国政府至今也没有同意他派代表。事实是2000年7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曾经接待过达赖喇嘛的一位代表,这位代表向中央政府转达了达赖喇嘛的一些意见,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后,将一份谈话备忘录交由代表转给达赖喇嘛,进一步阐明了中央政府的原则立场。此后中央政府不曾见到达赖喇嘛对中央谈话的任何表态。有消息说他们内部在由谁来充当达赖喇嘛的代表的问题上发生争执,此事便不了了之。
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会从这些重要的决策和作法中体会出中央政府的诚意和耐心。
那么，达赖喇嘛又是如何对待与中央政府的接触商谈呢？在以往的接触中，达赖喇嘛的代表曾经向中央提出种种涉及“西藏地位”问题的主张。诸如“要求以对待港澳台的办法，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建立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在内的所谓“大藏族自治区”等，一直在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此次达赖喇嘛在“10.24”演讲中提出的所谓“名符其实的自治权利”，笔者认为与其近年来提出的所谓“高度自治”如出一辙。
曾有评论认为，“高度自治”是达赖喇嘛对“西藏独立”的修正，表明达赖喇嘛已经放弃了独立。事实并非如此，达赖喇嘛不过是在争取独立无望的情况下，把一步实现的“西藏独立”变为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所谓“高度自治”，恢复达赖对西藏的统治；第二步实现“西藏独立”，正如他自己所说，要实现“向独立发展的自治”。对达赖喇嘛的主张，中央政府方面明确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央政府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提出的指导方针。西藏与这些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西藏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获得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民族区域自治权利，西藏各族人民参与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证。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西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一国两制”，西藏实行什么制度？西藏人民是不会答应回到野蛮、残暴的封建农奴制度中去的。“大藏族自治区”，是一个根本不现实的想法。
对于中央政府的耐心解释，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无心听取，他们一边进行辩解，继续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一边利用中央政府允许他们回国到西藏和其他藏区参观、探亲的机会，在西藏和其他藏区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1987年9
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发表了一份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计划。这个“计划”在指出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使整个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和平区’和‘缓冲国’”，在此实现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少量的防御性军队，此后，则要“把其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这个国家撤走”，“让在藏区定居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同时要求与中央“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举行谈判”。此话讲出后的6天，即1987年9月27日，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就在拉萨策划煽动起“9.27”暴力骚乱事件，此后两年时间，拉萨发生大大小小的暴力骚乱闹事事件几十起。据参与闹事的人员供认，均为境外分裂势力所策划。
1989年6月，北京政治风波，此后，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同年，诺贝尔委员会将本年度的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这种误导使达赖喇嘛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预言”中国可能在3至5年内发生像苏联一样的变化，声称中国的领导层不稳，中断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在领取和平奖的记者招待会上达赖迫不及待地说：“获得这个奖有助于促进建立一个独立西藏目标的实现。”年底，达赖喇嘛在他写的《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附了一份地图，把中国的版图肢解成了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几大块。然而中国没有像达赖喇嘛所预料的那样“解体”，相反，短短一年多时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一派欣欣向荣。这时，达赖喇嘛又提出与中央政府恢复中断的接触。此后，便是上文提到的1992年、1993年中央两次同意他的代表回国，他们又以中央态度“僵硬”为由，再度宣布中断了接触。
1995年历经6年的十世班禅转世进入到关键阶段。正当扎什伦布寺按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对访得的灵异男童进行严格筛选，并准备报请中央政府通过金瓶掣签进行认定时，达赖喇嘛突然擅自非法认定一男童为转世灵童。达赖喇嘛的此举并不高明，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从中看出这是在有意与中央政府对抗。这一明显违背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的作法，完全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是达赖喇嘛将纯粹的宗教事务政治化了。
近年来，他竟指认藏传佛教的一尊被信奉了几百年的护法神“杰钦修丹”为“亲汉”的护法神，要求信徒不准信仰，并砸掉。这种专制的举动在流亡藏人中引起强烈的不满乃至思想和行为混乱。由此而引发的矛盾，竟使一些人付出了血的代价。更有人满怀不解地问，达赖喇嘛不是一惯自称“圣识一切观世音菩萨”吗？不是一贯标榜“信仰自由”，反对“宗教压迫”吗？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神灵如此深恶痛绝，必要斩尽杀绝。
达赖喇嘛在“10.24”斯特拉斯堡演讲中说，“要使中国政府改变现有的西藏政策，除了国际社会连续不断地施加压力外，没有其他的途径”。这是达赖喇嘛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重要手段。因此近年来他每年都要利用大量时间在世界各地活动，游说他的观点和主张，采取哀兵战术，赢得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就是在达赖喇嘛高喊谈判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用所谓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点》统一他内部的思想。《要点》明确提出“北京当局退出西藏”，“西藏恢复自由”，实行由达赖本人操纵的所谓“总统制”。《要点》完全是一个西藏独立的行动纲领。近年来，一些“热心”的说客一再以达赖喇嘛已经不搞西藏独立为名，向中国中央政府施压，要求中央政府与他谈判，然而，达赖喇嘛却在讲演中抑制不住他的“独立情结”，多次称“中国政府入侵西藏”，“西藏目前仍然是一个处在中国政府暴力统治下遭受压制与苦难的国家”，并一再声称自己是“西藏人民的代言人”，其自立国度，统治西藏的诉求可见一斑。
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在接触商谈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央政府而言，西藏的地位早己为历史所确定，为西藏人民所选择，为国际社会所公认。这个问题不需要，也不能够谈论。达赖喇嘛之所以流亡，之所以流亡40年不回来，之所以迟迟不与中央政府坐下来谈判，就在于他始终不愿放弃重新统治西藏的幻想，放弃西藏独立的幻想。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双方20年的接触过程中，达赖喇嘛在不断调整他的策略，当他认为局势对他不利时，就要求接触，要求谈；当他认为局势对他有利时，就中断接触；既使在接触的过程中和他“诚恳”地要求接触时，也从没有停止过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分裂的活动。
中国有句俗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毕竟是达赖喇嘛自己跑到外国去的，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也毕竟要由他自己作出选择，中央政府将以充分的诚意和耐心，等待达赖喇嘛在他的有生之年，放弃独立幻想，结束流亡生活，回归祖国。这是中央政府要与他谈判解决的唯一问题。希望达赖喇嘛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