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的军事地位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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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正式公布了十节度使的成立，其中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取得最为重要的军事地位。三节度使之所以获得最重要的军事地位，主要有地缘构成、制度变革和军事活动三个方面的原因。从地缘构成言，自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成立起，西北就是军事布防的重心；从制度变革言，府兵制之破坏及军镇、节度使制的成立，乃是三节度使地位之重的制度保证；从军事活动言，三节度使地位之重乃是唐前期(开元二十一年以前)军事活动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唐代军事；河西；陇右；朔方；节度使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083－08
收稿日期：2011－10－29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新世纪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专项基金暨江苏省重点高校建设项目(SQA080686)；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0JDXM046)
作者简介：李文才，男，江苏东海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唐帝国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整，调整涉及政治、军事两个层面：政治上，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权力，办法是将天下分为15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代刺史之职；军事上，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卫能力，即“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一共设置了10个节度使(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岭南五府经略使)、3个经略守捉使(长乐经略使、东莱守捉、东牟守捉)。
论者言唐代军事制度之根本性变革，每以此为说项，以为唐代军事制度由行军制总管制全面过渡为节度使制，即始于此十节度使之设置。揆诸史实，这个论点的确经得起验证。然而，开元二十一年创置十节度使所蕴含之意义，窃以为仍有许多待发之覆，诸如各节度使之战略地位及战略任务、彼此之战略协作、各节度区之军镇构成等方面，均有详加探讨之必要。
本文拟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检索考核，对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之军事地位及其形成原因这一问题稍作申述，为进一步探讨三节度使之间以及与其他诸节度区之间的军事协作关系等其他深层次问题，权充引玉之砖焉。
一、三节度使的兵力配置及其地位
笔者根据《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及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将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所辖之兵力、军马及每年军费开支等数据，制成表1：
表1中的数据，即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创设十节度使时，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的兵力配置及军费开支等情况。由此可以分析三节度使在当时的军事地位，特别是在野战军团中的军事地位。
先来了解一下其时唐帝国野战军团的构成情况。据《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
开元二十一年……又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自注：凡节度使十，经略守捉使三。)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匹。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匹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十万。(自注：开元已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天宝中至于是数。)
以上十节度使和三经略守捉使所辖兵马，约略构成其时唐朝野战军团的全部。为直观起见，兹据《旧志》将开元二十一年野战军团的组成情况，表列如下：
表2中的统计数字，与前引《旧志》所说基本相符合，即有野战军49万人、战马8万余匹，每年“衣赐”1196万。这是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野战军团数量及每年的军费开支数。综合以上表中的统计数字，即可大致了解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在当时的军事地位。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所辖之军镇数，共31个，约占全国总数(80个)的39％；野战军兵数为213700，约占全国野战军总数(49万)的44％；战马43 700匹，约占全国总数(8万匹)的53％；“衣赐”等军费开支630万匹／段，约占全国总支出(1 210万匹／段)的52％。
以上数据充分表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成立节度使时，河西、陇右、朔方三个节度使在唐朝国家军事战略上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其所辖之野战军团，在军镇设置、兵员构成、战马配备、军费开支四个重要物资性指标方面，分别占用了唐帝国全部野战军团的39％、44％、53％、52％。
不过，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形成的原因。三节度使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认为要准确把握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在当时野战军团中的重要地位，首先要对唐代前期国家战略有所认识。为此，我们先从宏观的战略方向，将唐朝边境军事防区划分为西北、东北、东南、西南四个军事战略区。其中西北战区下辖安西、北庭、朔方、陇右、河西共5个节度使；东北战区下辖范阳、河东、平卢3个节度使；西南战区下辖剑南节度使；东南战区下辖岭南五府经略使。在这四个战略区中，西北、东北二区和东南、西南二区在军事力量的配备上，呈明显的不对称状态，西北、东北二区远远强过东南、西南二区。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历史传统方面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唐朝国防力量的重心落在西北、东北，乃是历史继承性的结果。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的军事布防基本上沿着东起今山海关、西至今甘肃嘉峪关的一条贯穿东北到西北的弧形战线展开。这是因为能够对中原王朝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力量，一直就是游弋在这条弧形战线附近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就唐朝来说，还有更为现实的原因，陈寅恪先生曾说：“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策略(见下论高丽事节)，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循陈先生所论，可知首都长安所在关中地区既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之中心，保卫京师及其近畿之安全，从开国起，即已成为唐帝国的基本“国策”，由此决定了在西北战区布防重兵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必然选择。
不过，仅从上述国家战略和历史传统两个因素诠释三节度使军事战略地位之重要性，毕竟显得过于宽泛。事实上，开元二十一年创设十节度使时所形成的这条重心落在西北的军事防线，更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我认为，正式形成于开元二十一年的重心落在西北、东北(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军事布防形势，既是府兵制破坏背景下唐帝国对军事部署进行调整的结果，更是唐朝前期一系列军事活动的结果，其形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