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劳动教养制度浅析
时间：2021-04-29 00:04: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阶段，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政治生活日益民主，法治进程不断加快，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社会转型 劳动教养 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052-02
一、引言
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例：犯罪嫌疑人张某是一名公安人员，某日，他的一个朋友徐某把人家车子的窗户砸坏后准备拿车内的公文包（数额未达巨大），却在此时被人发现，于是逃跑。事后，张某得知了这一事实，并为其提供了藏匿的处所，公安机关以其涉嫌窝藏、包庇罪移送起诉。本案认定的关键在于犯罪嫌疑人必须明知其窝藏、包庇的对象是犯罪的人，但是本案中徐某的盗窃行为并未达到既遂，且没有数额巨大、盗窃金融机构等严重情节，根据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应当定罪处罚，即就盗窃而言徐某不是犯罪的人。但是当问及犯罪嫌疑人是否知道他朋友盗窃未遂、不构成犯罪时，他却辩称即使徐某盗窃不构成犯罪，故意毁坏财物也构成了犯罪，也就是说他坚持认为他知道他的朋友是犯罪的人，在此，他的朋友是否真的构成犯罪不是我所关注的问题，真正让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这个犯罪嫌疑人非要称自己有罪呢？后来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得知，他之所以想自己被判刑，是因为不想被劳动教养！这无疑是对中国法律制度的一种讽刺，刑法作为所有的法律中最为严苛的规范，竟然还不如劳动教养令人畏惧。究竟是劳动教养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还是该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法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主题，因而有必要在此背景下展开对中国特有的劳动教养制度的研究。
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争议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之争
劳动教养制度自产生至今已有五十余年，指的是强制处在犯罪边缘的违法人员进行劳动，进而达到对他们教育培养目的的制度。近年来，学术界对该制度的存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作为法律人，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这些争议。苏力老师曾经说过：“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应该得到后来者和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
劳动教养制度是否合理，我认为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1.历史维度的考察
列宁曾经说过：“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政治意见所迷惑……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这一论述启发了我首先从劳动教养制度的产生来论证它的合理性。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新中国刚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新政权建立之初必然有一大部分残留的敌对分子，因此，为了解决革命的遗留问题，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
毛泽东同志对于不造反的“反动分子”的态度是，通过强制劳动、教育宣传来积极改造他们，也即对他们进行劳动教养。因为建国初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极为低下，社会上又存在着大量虽不造反但用不务正业方式反对新兴政权的“反动分子”，国家对他们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因此采取“劳动教养”是当时的时代需求。
2.现实视角的剖析
虽然从历史上考察某种制度的产生能为我们理解该制度提供充足的材料，但社会处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因而我们必须进一步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之下讨论劳动教养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停留在劳动教养曾经创造了巨大利益的历史年代。据统计，劳动教养自创办至今全国已收容教育了300余万违法人员，这些人回归社会后，90%能遵纪守法、自食其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一批产值超亿元、利税超千万元的劳教场所。
由于制度是社会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考察劳动教养制度所依托的社会条件。当今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正在由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西方的现代化理念正在冲击着中国的传统观念，在这样一个“暴风骤雨”的时代，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各种差距不断拉大，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异等等。因此，当社会底层人士、进城务工的农民、东南飞的“孔雀们”的需求得不到合理满足时，他们一方面有可能陷入生活困境，另一方面也很容易产生不平衡心理，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此同时，从近几年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处在边境线上的地区极易受到外国敌对势力的煽动，发生暴动。中国之所以被称为大国，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总量大，更是由于中国人口多，幅员广，一旦有一定比例的人口一定发生动乱，则会形成大规模的暴乱或者一定时期内的高频率动荡，甚至还可能发生国家的分裂，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新旧矛盾交替，社会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中，所以更需要稳定，更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否则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法实际执行。
可能会有人问，刑法的威慑力难道不是可能而且应当比劳动教养制度更大吗？诚然，刑法是最有力的社会保护屏障，但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它只能是最后的保障，不是所有的危害行为都应当诉诸于刑法；其次，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刑法的机能正在由社会保护向人权保障倾斜，定罪量刑有了更加严格的标准，由刑法处罚的危害行为逐渐减少；最后，由于法定犯日益增多，因数额等因素不能受到刑法处罚的违法行为越来越多。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对刑法边缘行为的增多有影响，如果劳动教养制度不能填补这部分空缺，则会使得法律控制社会的机制失效。那么，能否通过降低起刑点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呢？我认为不能，因为修改刑法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普遍地降低起刑点不仅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会使监狱等刑罚执行机构不堪重负，这样高的成本远远不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所能承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