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受贿罪的立法
时间：2021-04-10 00:02: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众所周知，"受贿罪"这个概念在我国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近代以来我国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所以说它并不是我国首创，我国古代对受贿罪的规定是如何的呢？可以肯定的是其并不是现在刑法所所的那样，为了以历史为鉴，我们就以中华法系的顶峰时期唐代为研究时间段，看看古代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当然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古代法律中并无“受贿”一词，所以唐律中有关受贿罪的规定是有其实而无其名，我们就必须运用现代诠释的方法，用现代刑法学的体系和思维来解读唐代的律令格式，通过现代的刑法学思维来解读唐代的受贿罪体系，对于我的研究和理解是很必要的。
【关键词】唐代 受贿罪 立法
《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而唐律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主要规定在《唐律疏议》中，其中包含的受贿罪类型主要有受财、乞物、强取、借贷、买卖有剩利、役使等这些实质上构成唐代受贿罪的典型行为，当然其类型远不止这些，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非典型的行为。受财，是指单纯的接受财物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只是单纯的向受贿人给予财物，并未设置要求对方为其牟取利益的前置性条件。律疏中称“监临官员，不因公事而受监临内财物”，其意指监临官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收受财物，而非因公事而受财。乞物，指乞取财物，也就是索要财物，《唐律疏议》首次将其规定为受贿罪，在“受所监临财物”条中规定，“乞取者，加一等”，其实，“乞取”之意就是索贿的意思，即主动向对方索要财物，也即是监临官员利用其地位向监临部属索要财物。借贷，是指借贷钱财，《唐律疏议》中首次规定借贷为受贿罪，其规定在”贷所监临财物”条，将监临官员借贷监临区域内的部属百姓的财物的行为规定为“贷所监临财物罪”，并进一步将其细化为百日内未偿和百日外未偿，同时加以区别定罪处罚。卖买有剩利，是指通过做买卖来获利的行为，“贷所监临财物条”将其规定为犯罪，根据当时估价有剩利的，便构成“于所部卖买有利罪”，官员及其亲属在其所辖区域内做买卖，外为正当交易，内则行贿受贿，故而唐律将其规定为犯罪，虽然有些武断，但是其进步意义不容置疑。役使，是指通过非法的遣用所属吏民而获取利益的行为，唐律中以役使为犯罪的行为的受贿罪的有“私役使所监临罪”，“收供已驱使者庸值罪”等等。强取，即是强行索要财物，“受所监临财物条”规定了若强取被监临之人的财物构成“强乞所监临财物罪”，并将其界定为凭借官威或者暴力强行索取。
既然是犯罪，其必然要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也即是犯罪者必须为其行为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唐代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唐律律令格敕，其主要包括主刑和从刑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一个受贿罪必处主刑，但不一定要处从刑，唐律中的主刑包括笞、杖、徒、流、死加役流，决杖等，“笞刑”是唐代“五刑”中最轻的刑，分为笞一十，笞二十、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共计五等，在《名例律》的“笞刑五”条规定，“笞刑五”：笞一十，赎铜一斤。笞二十，赎铜二斤。三，赎铜三斤。笞四十，赎铜四斤。笞五十，赎铜五斤。“杖刑”是五刑中次轻的刑罚，分为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共计五等。在《名例律》的“杖刑五”条规定，“杖刑五”： 杖六十，赎铜六斤。杖七十，赎铜七斤。杖八十，赎铜八斤。杖九十，赎铜九斤。杖一百，赎铜十斤。徒刑是“五刑”中的自由刑，即以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并强制其服苦役为内容的刑罚，分为年徒、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共计五等《名例律》的“徒刑五”条规定，“徒刑五”：一年，赎铜二十斤。一年半，赎铜三十斤。两年，赎铜四十斤。两年半，赎铜五十斤。三年，赎铜六十斤。流刑是“五刑”中以让犯人远离家乡远配并在配所服苦役为内容的刑罚，分为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共三等，《名例律》“流刑三”规定，“流刑三”：二千里，赎铜八十斤。二千五百里，赎铜九十斤。三千里，赎铜一百斤。三流皆配役一年，流刑是唐代许多受贿罪的最高刑。死刑，是剥夺犯人生命的刑罚，分为斩和绞两种，《名例律》“死刑二”中规定，“死刑二”：绞、斩。赎铜一百二十斤。加役流刑，并非唐律“三流”之一，而是死刑的替代刑。决杖，是指律外施刑，也即是不按律疏杖打被处刑犯人的刑罚，唐律对于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决杖刑惩罚犯人均有明确规定。
关于唐代受贿罪的适用刑方面，戴炎辉教授认为，唐律对犯罪的官员处罚的原则是“原则上不科以真刑”和“予以除免”， “原则上不科以真刑”是指“将真刑易以官当、赎铜之刑”，“予以免除”是指若有犯法定罪，则以除名、免官或免所居官责之”，唐律中虽然规定了受贿的主刑和从刑，但是在实际的裁判中，往往适用议、请、减、赎、官当等制度，将受贿罪的法定刑替换成另一种形态来执行，次一形态便是受贿罪的适用刑。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唐律受贿罪立法“不厉”的特点，所谓“不厉”，是指在追究受贿罪的法律责任时，并不一味求重，不滥施酷刑，用刑有度，处罚适中。也即是在刑罚的适用和执行上，尽可能维护官员的体面和尊严，唐律通过议、请、减、赎、官当等制度的配合使用，使得笞、杖、徒、流等法定主刑在大部分情况下均可替换为官当、赎铜而执行，受贿罪应断之法定刑与实断之法定刑截然分开。从实践上看，对受贿官员贬官而不加刑，是贯穿于唐代的普遍现象，这说明贬官不仅构成了律疏除免当赎制度的补充，而且事实上在一定范围内取代了除免当赎制度而适用。所以，可以确定的说，唐代立法对受贿罪用刑时，不重不滥，适可而止，这既是刑不上大夫，以礼责官法律精神的体现，也是恤刑主义法律法律特质的反映，其对当今受贿罪立法偏重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谢红星.唐代受贿罪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2]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