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男户主及其产生原因
时间：2021-04-09 20:01: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在唐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中，户籍主人遵循男系主义继承原则，在家中有年长女性的情况下仍以二三岁小男为户主，这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尊长主义形成巨大反差。小男户主的出现受到传统宗祧继承制度的影响，旨在保障家产不止于流失。同时，基于在法令上多受田地等考虑。
关键词：唐代；小男户主；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010-03
1964年，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纳35号墓（史玄政墓）出土了唐神龙三年（707）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1]，详细记载了当地的户籍及受田状况。引人注目的是，一户之中明明有年长女性（如寡妻妾等）健在，仍以二三岁小男为户主，这种现象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2]不仅神龙年间如此，在唐代前期也存在这种现象，如开元四年（716）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户籍资料显示：户主王孝顺小男，其他应受田口一寡……[3]；户主宋捌子小男，其他应受田口一寡……。[4]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明令规定：“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二十亩。”[5]在法律上承认小男可以为户主，并有相应的田地授予作为物质保障。针对上述情况，有的学者认为，“在敦煌、吐鲁番唐代户籍中有这样的规律：凡是寡妇为户主之户，户内均无男子；户内有寡妇之户，只要有男子，均以男子（包括丁男、老男、小男等）为户主。……”[6]这并非空穴来风。小男户主并非个案，它存在于唐代不同时期，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尤为普遍，该现像值得研究。
一、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中的小男户主现象
笔者统计了一下，该户籍资料中的45户（实际户数53户，8户残缺，不纳入讨论范围）。其中小男户主共8位；黄、小、中女，丁寡、老寡等女性户主共12位；丁男、老男等户主共25位。具体情况如下：
表1：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所见小男户主现象
表2：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所见女性户主现象
从中可以看出，一户之中凡有男性，皆遵循男系主义的继承原则；凡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家中皆没有男性。这也与前文的论述统一。唐《户令》规定：“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7]故暂可将家长与户主合二为一，即小男户主为当户之家长。显然，这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年长者为尊形成巨大反差。然而《唐律疏议》又规定：“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8]因此，唐代似乎还存在着尊长主义的土壤，这也令人对小男户主能否真正行使一家之长的权力产生怀疑。对此，日本学者堀敏一指出：“日本的家庭制度研究者认为：与其说中国的家长不拥有大权，不如说拥有大权的是尊长，尤其是直系尊亲属的祖父母、父母。……家长不拥有固定的权力，其权力大小，是由担任家长者在家庭内部的身分、地位决定的。”[9]他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名为户主的小男实则权力不大，但是，作为卑幼，其在家中地位低下，很多时候要听从尊长教导，包括年长女性尊长的教导。这种案例不胜枚举，例如《资治通鉴》记载，武宗在位时，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三子景让、景温、景庄皆举进士及第。景让官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10]元和二年，“李公（架）为户部尚书，莫，夫人遂专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养嫁娶如一。……御懂使，治居第生产，皆有条序。”[11]前人在这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故不赘言。
二、唐代小男户主的产生原因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开放时代之一，女性地位较前朝已有了显著提高，且法律明文规定以长辈为尊。在这情况下，许多地区反其道而行之，秉承男系主义继承原则，这与当时的社会诸因素相关。要者如下：
第一，宗祧继承，保证家庭门户传延。
宗指祖庙，祧指远祖之庙，这种起源于宗法制度的宗祧继承在唐代臻于完善。宗祧继承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以嫡长子为主要继承人，优先承受被继承人的身份和主要财产，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唐律·户婚律》规定：“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以长，不以长者亦如之。”《疏义》云：“立嫡者本拟承袭，嫡妻之长子为嫡子，不依此立，是名违法，合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谓妇人年五十以上不复乳育，故许立庶子为嫡，皆先立长；不立长者，亦徒一年，故云‘亦如之’。”由此可见，唐代立嫡之法必立嫡妻之长子，无嫡子则立嫡孙、嫡子同母弟、庶长子、嫡孙同母弟、庶孙之长者；违反立嫡原则者要受法律制裁，这是唐以前罕闻之事。而一旦继承了门户，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传宗接代，继延门户。有时出于保障门户传延的目的，家长也会选择家中其他合适的男子继承其位，并赋予其相同的责任及义务，以保证门户传延。例如《旧唐书·李勣传》载，李勣临终前对其弟李弼说：“我自量必死，欲与汝一别耳。……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指其子），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又说：“（丧）事毕，汝即移入我堂，抚恤小弱。”敦煌文书残卷还记载了无子立嗣继承门户的事例。例如吴再昌《立养子文书》记载，“百姓吴再昌先世不种，获果不圆，今生孤独一身，更无子息。忽至老头，无人侍训养。所以五亲商量，养外甥某专甲男，姓名为如。自后切须恭勤，孝顺父母，恭敬宗诸，恳苦力作，侍养六亲。……”[12]也是很好的旁证。
第二，守财，保障家产不外流。
唐代析分家产，通常遵循诸子均分原则。《唐律疏议》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兄弟在继承财产上，没有嫡庶之别。若“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13]，这使得每个儿子都获得了支撑门户的物质基础，以确保形成诸多独立的门户。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家长也有一定财产处置权，女性家长亦然。例如《元稹集》卷五七《河南元君墓志铭》中有其太夫人“当家货卖女奴之权”一事，“贞元初，蝗且俭，我先太君白府君货女奴以足食。君泣曰：‘太夫人专门户，不宜乏使令。’取新妇氏媵婢以给货。”[14]《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观017《潞国太夫人窦氏墓志》说其：“内柔外壮，统家有制。……粪土货财，宝重仁义。分散家产，散给宗亲。”前书109《太原郭氏墓志铭》亦云：“当家鞠子，能尽慈也；御物率下，能尽恩也。……财有毕捨，敏窮赒给。”记载的都是依女性家长之意处分家产的事例，而非家长的女性尊长对家产的处置权相对较小。《全唐文》卷六九一《犀浦县令杨府君墓志铭》记载，成都府户曹参军杨鸥，虽太夫人在堂，族居百口，犹为似已分家之从祖父破鬻田产，以赀赎其罪。仁井田陞先生认为，唐宋时期家长处分家产时具有绝对权力，家长可以“将参与家产之人除外，或任意决定分割额，或自由处分家产。”[15]戴炎辉先生也认为，父母可以“任意处分家产，或不依法定应有部分而分与子孙。”[16]上述情形应是家长与尊长身份合二为一时的现象，若就小男户主和非家长女性尊长而论，这种权力则大打折扣。但是不可否认，小男户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年长女性随意处分家产的权力，变相保护了家产。另外，唐代多有寡妻妾再嫁现象，法律在承认这种做法的同时[17]，也对原夫家的财产予以保护，“若改适，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皆应分人均分”，以保障夫家财产不致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