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现代世界

　　（山东省烟台广播电视大学 26400，山东省临沂师范学院 276001）
　　据有关资料记载显示，截止到1988年，《圣经》（或其部分经卷）已被译成1884种文字或语言，成书后几乎每年都有新译本行世，总发行量难以估算。一位名叫麦克非(Mcafee)的现代学者曾说：“假如所有的《圣经》都被销毁了，仅仅从各城市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收集其他书中引用过的《圣经》字句，就仍能把《圣经》的主要部分重新拼凑起来。”这种说法是切合实际的。假如没有《圣经》，一部西方文化史将是另一种面目。自中世纪以来，《圣经》在西方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要了解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不了解《圣经》是不可能的，这就有必要知道《圣经》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以及《圣经》对现代世界的影响。
　　
　　一
　　
　　《圣经》，英文名称为The Holy Bible,汉译为《新旧约全书》，简称《圣经》，主要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有时也把“次经”或“后典”包括在里边，这视不同的教派而定。
　　《旧约全书》陆续写成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编订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最初是犹太教的经典或“圣经”。所谓“约”，是指“盟约”或“约法”。“旧约”是指古时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出埃及记》提到，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后到达西乃山，耶和华神降临西乃山并将摩西宣召上山，帮助摩西给以色列人制订了一系列律例典章。随后摩西向耶和华献祭，耶和华则把刻有“十条戒命”的两块法版赏赐给摩西。摩西命人做了一个“法柜”，并将两块法版放入其中。这个柜即通常说的“约柜”，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柜。根据约定，以色列人如果遵守耶和华的戒命和律例，耶和华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神”，保佑并赐福于他们，以色列人成为耶和华的子民。 《旧约圣经》就是围绕着这种关系，记叙了以色列人从部落到立国及其衰亡的历史。
　　《旧约全书》共有39卷。大体可分为“律法书”5卷，或称摩西五经；“历史书"12卷，或称叙事著作；“诗歌书”5卷，或称为宗教文学著作；“先知书”17卷。主要内容就是律法、诫命、规条以及以色列民族各时期的历史、先知的教训、各种史诗、战歌、情歌、格言等，原文除个别段落外，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
　　《新约全书》是基督教的经典，成书时间要比《旧约全书》晚得多。“新约”即上帝通过耶和华和信者世人订立的“约”，它是相对于犹太教的“旧约”而言的。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同上帝的约定而受到惩罚，上帝便结束前约，即结束同以色列人的约定，另派圣子基督以人的形式降临世上，施行救赎，约定“新约”。
　　《新约全书》27卷。“叙事著作”4卷；“使徒行传”1卷；“教义著作”21卷，或称保罗书信；“启示书”1卷，即“启示录”，也称“约翰启示录”，原文用希腊文写成。
　　除《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外，还有“第二次正典之书”，通常称为次经、外典或后典，共计14卷，所记多为犹太人的历史与风俗等。对于“后典”的看法，因人而异。16世纪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博士不承认这些作品是《圣经》，而把它们看成是有益的读物，因此他翻译的德文《圣经》里，将这部分作品置于《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间，并且标明是《后典》。比较普遍一致的看法是，认为这些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其生动地反映了纪元前数世纪里犹太人的历史、生活、思想、礼拜和宗教习惯等极有价值的情况。循着这条途径，人们才有可能对于耶稣生活并接受教育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基督教产生后，接受了犹太教的经典，即《旧约圣经》，并根据基督教的观点作出解释；《新约全书》是基督教的经典，二者合称为《圣经》。随着基督教的发展，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以后，对《圣经》的看法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在现代尤为明显。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对《旧约圣经》卷数的异议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一些教会使用的《旧约圣经》卷数要多一些。新教不承认“次经”具有同《圣经》一样的权威，但认为它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所以有些教派将其附入《圣经》。天主教和东正教则将其中的一部分列入《圣经》中。天主教《圣经》比新教《圣经》多出的部分经卷就是《后典》。在中文译本中，新教《圣经》称为《新旧约全书》，不包括《后典》。天主教圣经包括《后典》，其中多比传、犹滴传、以斯帖补篇、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巴录书、耶利米书信、三童歌、彼勒与大龙、马加比传(上、下)，以上诸篇皆散见于《旧约全书》里。
　　总体上来看，各派对《圣经》主要部分的看法是一致的。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现代社会生活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伴随着《圣经》的广泛传播来实现的。
　　
　　二
　　
　　《圣经》何以会对现代世界产生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呢?这是与《圣经》自身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圣经·旧约全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它毕竟是一部宗教经典，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
　　《旧约全书》实际上是以历史为中心的，它所记载的主要是古希伯来人(犹太人或以色列人)的历史活动。“巴比伦之囚”及其之后以色列人的历史，除《圣经》外很少有文献涉及，《旧约全书》对此则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希伯来人生活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公元前1900年前后离开此地辗转迁徙到迦南(今巴勒斯坦一带)，公元前1704年前后逃荒到达埃及，在这里一住就是400多年。公元前1250年左右重返迦南。《旧约全书·创世纪》提到以色列民族的由来，如果剥去宗教的外衣，这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创世神话并无区别，只不过是有一个尽人皆知的上帝，使人感到不好理解罢了。希伯来人的上帝，起初不过是被当成一个部族神来崇拜，即与腓力斯丁人的达贡和摩押人的切莫什之类的外帮神相对应的以色列人的雅赫维1。这对处于文明前夜的民族来说，并非不可理解。至于说到“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神从世界各个民族中挑选出来的一个民族”，则不免使人觉得这是一种现代人的说法，“在这里，相反的方向更加重要，却没有引起注意：以色列民族从当时宗教幻想所熟知的很多超自然物中替自己挑选了一个神，如果认为神的选择在历史上真有其事，那么就可以说选择是相互的。但在这里，只有人们的选择才能是真实的，因此可以说被选择的是神而不是民族”^[1](p.52)。如此说来，以色列人的上帝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希望而已。上帝活动在人类的舞台上，干涉人类的生活，为人类带来祸福。这样的上帝与其说是一位神，倒不如说是更像一位具有超常能力的君主。正如拉肯比尔(Luckenbill)所说，“历史开始于君主的虚荣心”^[2](p.1)。即作为统治者想记录下他的军事征服，以及他对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治理。《旧约全书》中的部分内容是可以这样看待的。
　　《旧约全书》中的许多记载已逐渐为考古学所证实。如埃及“默内帕塔碑”(Mernepta Stele,公元前1230年由埃及法老默内帕塔所立的记功碑)的发现，足以说明《旧约全书·出埃及记》所记的以色列人曾臣服埃及人一事，“确有历史根据”^[3]。《旧约全书·约书亚记》详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征服迦南，进而对占领的土地进行瓜分的情况。这可以看作是处于文明社会前夜的各部落之间为改善生存环境而发生的冲突。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以色列人实现了国家统一，大卫成了全以色列人的国王，定都耶路撒冷。《旧约全书·撒母耳记》则详述了这段史实。公元前930年，统一的以色列王国一分为二，北部称为以色列王国，南部称为犹大王国^[4]。北部以色列王国，从公元前931年起，经20个王，历209年，到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王国；南部犹大王国，经19王，历时345年，到公元前586年亡于新巴比伦王国。这段历史很少有文献记载，特别是“巴比伦之囚”前后的史实，我们所知更少。而《旧约全书》中的《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记》等则有翔实的记录，且在波斯的古籍中得到了佐证。
　　此外，《旧约全书·列王纪(上)》提到，以色列第七任国王亚哈曾建造过“象牙宫”，“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并建筑的一切城邑，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纪上”。1908—1911年，美国哈佛大学考古队，在古以色列王国首都撒马利亚（Samaria）找到了这个象牙宫的遗址。《旧约全书·历代志(下)》记载，犹大国王希西家（Hezekiah）堵住基训（Gihon）泉水的上游，引水直下，流入耶路撒冷。1880年，考古学家从西罗亚池（Siloam）一端的石穴进入水池中探测，发现沟壁上有一铭记，为六行希伯来文。经考证，是希西家王在世时(公元前8世纪)所刻，记述了挖池开沟的方法和用途。它是在公元前701年开挖的，目的是把基训池水引到耶路撒冷城墙旁边。现在这条西罗亚水渠的旧址已经找到。
　　关于古代犹太民族的阶级关系，《旧约全书》中也有较多的记载。《旧约全书》中常提到奴隶耕田，奴隶像牲畜一样是奴隶主的财产。如《创世纪》谈到亚伯拉罕的财产时说：“耶和华大大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关于奴隶的情况，《出埃及记》中提到：“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隶，他必服从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若另要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之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她行这三样，她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关于主奴关系，当时还有一些规定，如奴隶六年劳动期满，“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酢之中多多的给他。”(《圣经·旧约·申命记》)并规定，“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 就可以不受刑， 因为是用钱买的”。“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旧约全书》保存了大量有关地中海区域各民族的历史资料，有关古罗马及近东地区一些民族的情况也有所反映。当然这些都是间接的，多数都是放到以色列人的敌对面上提到的。如有关埃及的情况，以色列人征服迦南时，迦南当地居民的情况，以及“巴比伦之囚”前后以色列人周边各民族的情况，都有涉及。类似的资料《旧约全书》中还有许多，只要细加分析，是可以作为史料引用的。
　　以色列人的历史应当像其他任何古代民族重建自己的历史一样来重建。在这一点上，《圣经》能够给予很大的帮助。当然，《圣经》不可能提供重建历史时需要的全部详细资料。考古发现也证实，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圣经》并没有记载。显然，《圣经》的记载是有选择性的，这对重构过去的历史是不利的。因而在重构以色列人的历史使用《圣经》时应当谨慎对待。
　　数世纪以来，《圣经》记载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圣经》是一部宗教经典，一些人对其记载的真实性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然而从19世纪以来，考古学上的一些发现却逐渐证实了《旧约全书》中某些记载的真实性。需要说明的是，“考古对《旧约圣经》的意义不在于把它变成千真万确的历史书，而在于能辨析其中的历史投影，从而开拓古代希伯来人的集体回忆中的文化价值”^[3]。这里强调考古学证实《圣经》某些记载的真实性，也不是要捍卫《圣经》，只不过是试图理解《圣经》，以便在重构以色列人的历史时能够加以利用。
　　其次，《圣经》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这可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一是《圣经》为历代作家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较典型的如：但丁的《神曲》是以基督教天堂与地狱为题材，把基督教神学思想作为最高的指导思想；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传世佳作《失乐园》和《力士参孙》以及《复乐园》；散文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当代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号称20世纪经典的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基督的最后诱惑》，选择了耶稣的故事作为创作的素材，他将耶稣写成真正的“人之子”，写成人类的缩影和象征，让他经历“挣扎中的人类经历过的所有阶段”。读这样的一本书，《圣经》故事总是要作为参照物出现的^[5]。以上所列作品都取材于《圣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圣经》成了欧美文学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还有，某些作家的作品名称便直接取自《圣经》。如丁尼生的《圣杯》、托尔斯泰的《复活》、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戈尔丁的《蝇王》、欧文·肖的《水上的粮食》等。
　　二是《圣经》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家们提供了数不尽的成语典故、意象，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作家(乃至东方作家)似乎都在通过引用、化用、借用、隐喻等方式，汲取着营养。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狄更斯、丁尼生、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戈尔丁以及当代卡赞扎基斯等众多的西方作家无不在分享着这笔财富，于是便有批评家进行了统计：莎士比亚引用《圣经》400多次，涉及的经卷达42部之多，平均每剧引用《圣经》14次；乔叟的作品提到亚当23次、摩西8次、耶稣300次；勃郎宁的《圣诞前夜》和《复活节》共引用《圣经》130多次；《指环和书》涉及《圣经》500多次；丁尼生的《圣杯》引用《圣经》文句或典故400多次，等等^[6](p.340)。
　　不只欧美文学，对欧美以外地区的作家也不无影响。如《圣经》被译成中文后，其典故在中国也日益流传开来，现代名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闻一多、郁达夫、许地山、郑振铎、冰心、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艾青等，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娴熟地引用《圣经》中的箴言或故事。茅盾的小说《参孙的复仇》和《耶酥之死》分别取材于《旧约·士师记》《新约·福音书》。
　　以上的统计并非没有意义，不少西方作家，如乔伊斯、艾略特、托马斯·曼、莫里亚斯、西洛内、帕斯捷尔纳克、福克纳、海名威等人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对后世产生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就在于其作品中充满基督教的象征，其寓意远不是宗教意义所能阐释的了的。
　　再次，《圣经》对后世或对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其文化价值¹。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源于古犹太民族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那种独特思想和心态，即把现世无法实现的希望寄托于来世，寄希望于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对自然界和人世中的苦难与压迫进行干预，这主要体现在《圣经·旧约》中；二是《圣经》 所启示，“又经过时代和人类不断体验、思索和发展而形成的基督教精神”^[6](p.340)。这两方面恐怕是《圣经》（或者说是通过《圣经》所体现的基督教精神）在现代世界上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前者主要体现在民众中，他们确实希望能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进行干预，以便实现他们的愿望。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所爱所憎，他们冀求的一切都与那个冥冥之中的上帝联系在一起，他们得到的要感谢上帝，他们得不到的要祈求上帝，而这一切都仅仅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关!在他们那里， 《圣经》与十字架几乎就是上帝的化身!
　　后者主要集中体现在一些文人知识分子当中。他们所关心的已不单纯是自己，而是整个人类，即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处境以及人的归宿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经过历代知识分子体验、思索和发展而形成的，显然这已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现代世界文化中、特别是源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宽容、博爱、救赎的精神，所关心的更多的是人类的未来，这也不单纯是能用宗教阐释得了的!
　　正是因为《圣经》具有上述价值，它才在现代世界上经久不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不同民族所接受!
　　【收稿日期】 2002年2月6日
　　【作者简介】兰君萍，女，1963年生，山东乳山人，山东省烟台广播电视大学政法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及中外文化比较的研究与教学。
　　鲁运庚，男，1963年生，山东济阳人，山东省临沂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教师，主要从事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史的研究与教学。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参考文献：
　　[1][苏]约·阿·克雷维列夫著、王先睿等译：《宗教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Daniel.D.Luckenbill,The Annals of Sennacherib,Chicago;Unv.of Chicago Press,1924。
　　[3]陈超南：《考古发现与〈旧约圣经》》。《百科知识》，1991年第11期。
　　[4]鲁运庚、尹明明：《犹大称呼起源考》。《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
　　[5]余斌：《“人之子”的还原》。《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29日，第6版。
　　[6]杨慧林等编：《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济南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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