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已土改地区减租减息工作问题探析
时间：2021-03-24 20:08: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已进行土地改革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在主要任务、方式、内容方面与未进行土地改革地区都有较大差异。由于边区政府政策比较切合实际，使得已土改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安定，进一步激发了边区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达成的共识，并在抗战大后方推行。因陕甘宁边区是在原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建立的，故许多地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已进行过土地改革，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只有一部分，这就使得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工作显得较为复杂。虽然当时减租减息工作重点在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但在已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区也做了许多相关工作。学界对陕甘宁边区未进行土地改革地区的减租减息问题关注很多，而对已进行过土地改革地区的减租减息活动关注探讨较少。本文根据自己所搜集的资料对此做一些探究，望学界予以批评指正。
早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前，1934年11月，陕甘边地区在刘志丹等领导下，在南梁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正式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工作，依据《井冈山土地法》的原则，结合西北地区实际和过去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当时的土地革命方针：重点放在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上，“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它财产，以及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贫雇农或中农。地主家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分给一份土地”。并在陇东的华池等地开始进行土地改革。1935年1月，陕北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建立，在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正式颁布了《土地法》。并在陕北的绥德、清涧也开始了土地改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6年1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决定：在已分配土地的地区，“即进行土地登记，登记后发给农民一种土地证”，“确定农民对于他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明确表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并在根据地内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故在一些新区和统战区，土地改革并未大规模推开（如三边分区，以及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等县，关中分区的赤水、淳耀县的大部地区，陕北富县等）。据调查统计：在全边区共213个区中，有81个区未进行土改，所占比例为38%；全边区的1238个乡中，有468个乡未进行土改，所占比例为36%。所以，在陕甘宁边区已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占多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团结全民族抗战，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改为减租减息。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减租减息又被列入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战时土地政策法》，通过了《战时土地政策大纲》，除提出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外，也明确提出要调整农村租佃关系，减轻人民负担，实行减租减息。这样减租减息就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认同的解决农民负担、调动农民抗战积极性的基本政策。据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边区的庆阳、合水等少量地区，开展试验推行减租减息工作。1939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并停发了原给八路军的经费补助，边区经济开始面临严重困难。为反对国民党的封锁，保证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抗战的顺利进行，就需要大力发展边区的经济。但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边区“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在这种背景下，1940年后边区减租减息工作开始全面铺开，各县参议会相继通过了减租提案，规定了许多具体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以前的减租减息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不减和明减实不减，以及个别地方违背减租政策的“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规定了“二五减租”（从战前租额中减去25%），和“分半减息”（即年息1分5厘）的额度。在同年10月，中共西北局发布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在同年12月出台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将中共中央的减租减息政策结合边区实际进一步具体化。
但在已经过土地改革的地区，农村土地所有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在新宁县二区三乡，土改中有44户的土地没有动，对20户地主、豪绅的土地进行了分配，获益的农户有110户。全乡土地达到了较均衡的状态，最高的1户为原来的乡绅，人均耕地7亩；最低的1户为原来的富农，人均耕地5亩；26户中农人均耕地6.62亩；139户贫农人均耕地为6.4亩；16户佃农人均耕地5.5亩。再以延川县某区为例，以1938年秋的土地占有状况比例来看，土地分布状况与人口的比例也较合理，富农、中农人均所占的土地比例略高些，原来的地主占有的土地明显被降低（参见表1）。到了1943年，据对延安县中区二乡的蟠龙村调查：全村24户人家共有土地830.5垧，户均土地34.6垧。其中5户富农占有土地430垧，户均土地86垧；3户富裕中农占有土地125垧，户均土地41.66垧；12户中农占有土地266垧，户均土地22.16垧；4户贫农占有土地9.5垧，户均土地2.375垧。较多的土地掌握在了农业生产能手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手中。显然，在陕甘宁边区已进行过土改的地区，地主封建剥削经济的基础基本被摧毁，大量的普通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增，“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亦有很大的改善，农村富户增多。”
但因小农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等方面原因，在已土改地区内，贫富差距以及富农经济依然存在，特别是土改后上升为新富农的农户不少。据谢觉哉等人调查：“边区的富农经济，大多数是在国内和平以后发展起来的；革命以前所遗留下来的，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一些农民在土改后有了较好的生产条件，他们把节余的粮食拿到市場去出卖，然后用这笔钱去买牲口，再用牲口贩盐、跑运输等，积蓄了一些资本后，又去扩大生产。如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原来是个雇工，1935年冬翻身闹革命，1942年发展成为有5头牛、2匹马、1头驴、200只羊，经营77垧土地的新富农，雇有长工1人、拦羊娃1个、拦牛娃半个。延安县蟠龙寨马家沟的申长林是雇工的儿子，1935年翻身，共产党员，自家种地76垧（其中种各种杂粮52垧，小麦21垧，洋芋、瓜、菜地3垧），还安伙子种地30垧（又称伙种，东家提供土地、籽种等生产资料，甚至部分生活资料，收获后双方分成），年收粮食69石左右，有牛、驴各2头。志丹县五区一乡赵石洼村王荣怀，他家是抗属，种川地40垧，山地90余垧，雇长工4人，1942年产细粮29石余。家有羊120只、牛6头、马2匹、骡2匹、驴9头。还开毛作坊1处，雇工3人，成为当地的富户。_10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