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与中国出口附加值
时间：2021-02-26 12:03: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在外资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条件下，外资进入对中国出口附加值水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从本土关联的视角出发，研究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差异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发现市场导向型外资有利于中国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改善，同时，外资进入价值链的上游环节，有助于中国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市场导向型外资及进入价值链上游环节的外资，能带动更大程度的本地配套和本土关联，且该效应在机电部门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外资进入对国内本土关联的拉动集中体现在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的配套需求及中间品供给。着眼于中国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提升，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外资开放领域，提升外资结构，优化外资布局。
关键词 内销倾向 全球价值链定位 出口附加值
一、引 言
通过积极吸引外资承接产业国际转移，中国经济加快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国际市场的扩大带动本土制造和出口能力的迅速提升。2009年中国出口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尽管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中国出口仍震荡中不断走高，2014年达创纪录的2.34万亿美元，始终稳居世界首位。
然而，在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背后，中国获得了多少的真实收益呢？芭比娃娃、iPhone手机等案例揭示出一个道理：在以价值链分工為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加工制造环节的出口国仅仅获取了其间微不足道的贸易利益。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贸易收益分配，Hummels等（2001）提出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的贸易收益及核算方法，Lawrence（2007）构建了中国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对国内增加值及就业的贡献。Koopman等（2008，2010，2012，2014）建立并完善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增加值分解理论框架，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对多国贸易收益及出口竞争力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以中国、墨西哥为代表的加工制造国出口中包含着大量中间品提供国的贸易增加值，在全球贸易收益分配中居于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载体，通过跨国公司向东亚地区转移的加工制造环节，中国得以形成规模巨大的出口能力，由此引出的命题是：外资进入是如何影响中国出口附加值的？已有文献更多是基于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出口规模影响的视角，如Aitken（1997）、Kokko 等（2001）、Alvarez 等（2008）通过多国数据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东道国出口增长；Zhang 和 Song（2000）、Sun（2001）则以中国为案例，发现外资进入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约占六成。关于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文献，郑丹青和于津平（2015）研究发现外资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率提升，其中，发达国家外资是主要推动力。黎峰（2016）在核算属权要素出口增加值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外资进入不利于中国基于属权要素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攀升，出口增加值规模不断提升的背后，掩盖了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下滑的事实。
以上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视角，但不足在于：首先，其大多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视角，强调外部要素流入显著改变了东道国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影响了该国出口贸易或出口附加值。事实上对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而言，本土关联和本地配套水平的高低仍然是影响该国出口附加值的重要因素，该视角对于探讨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出口附加值的影响不可忽视。其次，大多数文献并没有区分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事实上相同规模的外资进入，外资的成本导向或市场导向差异，外资进入的价值链环节差异，对东道国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此，本文基于本土关联视角讨论外资行为特征异质性对中国省级行业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及其机理原因，可能的创新之处有：首先，在对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MRIO）改进基础上，借鉴Koopman等（2014）的增加值分解方法把中国出口增加值进一步细分到省级行业层面。其次，通过中国各省级统计年鉴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测算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各省级行业的成本导向及市场导向特征。第三，通过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匹配，测算出中国各省级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由此度量外资进入的价值链环节差异。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及假说；第三部分就外资进入行为特征与行业出口附加值情况进行初步统计分析；第四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及基准回归；第五部分外资进入行为特征对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机制分析；最后是基本结论及启示。
二、理论分析及假说
有关出口附加值的决定，已有文献包括Koopman等（2008，2010，2012，2014）、黎峰（2016）等。其大多基于要素禀赋结构视角，指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和出口产品结构，进而决定其出口附加值含量高低。然而，就本土关联的视角而言，更多依赖中间品进口的国家和地区，其单位出口产品的国外成分必定相应更高，国内附加值部分则相应减少。而对于本土配套体系更加完整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对外出口将带动生产规模及本土关联的扩大，因而意味着相对更高的国内附加值水平。
通常而言，本土配套体系和本土关联是在本地市场效应（market potential）及较低交易成本条件下，国内企业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展开专业化合作与分工。然而，随着国内市场开放及外资的不断涌入，外资进入必定对东道国国内本土配套体系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影响着东道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含量。类似的研究包括Poncet（2003）、范爱军等（2007）、刘小勇和李真（2008）、陆铭和陈钊（2009）等的著作，其均发现外资进入反而推动地方政府加大贸易壁垒，阻碍国内配套体系的进一步形成。与之相反的是，陈敏等（2007）的研究却显示，外资进入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国内区域分割，有利于本土关联的建立。然而遗憾的是，以上文献均没有进一步区分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异质性，因而难以全面揭示外资进入对中国出口附加值影响的机制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