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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产业控制力

    时间:2021-02-26 00:03: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fwep/fwep201501/fwep20150101-1-l.jpg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fwep/fwep201501/fwep20150101-2-l.jpg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fwep/fwep201501/fwep20150101-3-l.jpg
      摘要后危机时代全球生产体系下产业链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可能导致全球要素市场配置方式与生产体系的革命性变化,引发全球财富的流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控制力的相对性和阶段性,决定了不同国家实现产业控制力的方式或途径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其中产业技术标准与生产组织方式是产业控制力重要的实现形式。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民族资本可以积极参与先进制造业等现代产业体系的全球分工,深度融入代表先进技术水平的全球生产体系,争取在一些重要产业领域,实现由对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升级为对关键制造环节和研发等高端环节的控制。如果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达到一定高度,能够积极跟踪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标准制定范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标准制定,将极大地提升后发国家民族资本在该产业主导产品定价权的谈判力,从而有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创造更多的财富。
      关键词产业链产业安全产业控制力体系控制力第三次工业革命财富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扶植、把持了战后相继成立的国际组织,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造就了延续至今的强势美元地位。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促成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部分相对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亚洲,构建了以产品为中心的全球分工格局。由跨国公司作为生产体系的组织者和集成者,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普遍存在,生产链条往往纵向延伸,消费者面对的常常是一组互补产品组成的系统产品。Katz Farrell, “Innovation, Rent Extraction, and Integration in Systems Markets,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Dec, 2000. 在这种互补性强的纵向产业结构中,规范与约束各互补产品之间能够协调工作的协议——包括界面和平台标准——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一协议也成为体系所有参与者必须接受的准则。90年代以来,国际生产领域以微软和英特尔为代表的“温特制”(Wintel)是以模块化为基础的,是“以产品标准和商业游戏规则为核心”黄卫平,朱文辉:《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的生产样式。在霸权国家的把持与主导下,全球主要产业链的价值创造体系,日渐由全球范围内的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垂直专业化、产品内分工甚至工序分工演变,基于某一产品的技术与生产得以经济地分离和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实现高效地组合,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要素、财富的新组合,进而促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在这一进程中,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编织和控制的全球性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将遍布在世界上各开放国家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能力整合成为全球价值创造节点,公司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极大地推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微笑曲线”是对这一全球价值链的最好描述:依赖于既往的制度霸权体系,霸权国家控制了全球生产体系中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领域和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关键生产环节,事实上垄断了重要产业链的价值增值与价值分配;张明之:《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权的实现方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3期。一些具有一定产业技术基础的新兴国家,已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支点,但只能有条件地嵌入产业链的中低端,以较高的资源和生态代价,获取与投入和消耗不成比例的收益;许正、钮菊生:《中国东南亚经济合作的战略价值及路径构建》,载《求索》2014年第7期。而一些落后国家,更是只能依赖于输出能源和资源来换回本国经济增长的资本。
      在这一全球生产体系中,中国参与了全球生产体系主要经济循环的产业部门,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制造所谓的竞争优势,更多地表现在低成本发展模式上,不仅优势难以为继,而且极易成为本国产业升级的障碍。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此后西方主权债务危机依然无法根本改变既有的全球生产体系、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然而,危机后出现的以“第三次工业革命”命名的新的工业技术革命与生产组织方式革命,却为全球生产体系下产业链的重构和产业控制力实现方式转型提供了重大的契机。
      一、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全球产业链再造中的财富流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与发展,美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进入“新经济”时代,不仅信息网络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而且借助于信息技术对制造业的渗透、对生产体制的改造,制造业亦迅速摆脱了此前的颓势,并促成美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高端制造能力重新确立了全球领先的竞争优势。张明之:《“世界工厂”变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185页。1989—2001年美国信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为3%,几乎是一般非农经济的2倍。工业经济时代,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是核心企业所具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在信息经济时代,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是产业的集成创新与协同创新,而基于产业特有能力(industrialspecific capability)的企业能力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源。Alfred D. Chandler,“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6,No.3,1992,pp.79-100.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提法缘于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同名畅销书和保罗·麦基里(Paul Markillie)主笔的在2012年4月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的一组同名文章。里夫金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历史上所有经济和生产力的进步在其产生条件上都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能源使用方式发生变革;二是可以管理这些能源系统的新信息手段出现。他提出,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与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而在麦基里看来,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与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它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智能软件、新材料、灵敏机器人、新的制造方法及一系列基于网络的商业服务将形成合力,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并产生足以改变经济社会进程的巨大力量。保罗·麦基里:《制造业数字化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载《经济参考报》201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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