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污染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时间：2021-02-01 16:05:0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离不开优质清洁的农产品，农业污染问题不仅威胁食品安全，而且不利于农业绿色转型。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视角切入，对农业污染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研究结果显示：短期内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存在竞争关系，农户对经济利益的迫切需求决定其更偏好于前者；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会鼓励这种行为，加剧了农业的污染程度；有效的制度安排约束了人们行为选择的边界，能有效降低农业污染水平。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农业污染的区域异质性特征。防治农业污染应统筹好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关系，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监督管理机制，设计全面的政绩考核激励机制以及多样化的财政支农方式。
　　关键词：农业污染；政治经济学；经济利益
　　中图分类号：F303.4；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8）04-0095-11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文化产品，还有优质的生态产品。作为使用最广泛的生态产品，农产品的清洁程度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人身安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不平衡发展需要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促进农村经济的绿色转型是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生态宜居、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新时代背景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促进农业绿色转型首先治理农业污染。农业污染一般指面源污染，即指种植业中化肥、农药等要素的过量施用以及养殖业中乱排乱放导致土壤和水体养分过剩，从而造成地表污染[1][2]。据统计，我国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施用量已经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农药的过量施用提高了病虫害的抗药能力，这又促使农药产品的迭代升级，迫使农药浓度和使用频率不断提高，进而导致农村整个生态链的恶性循环。事实上，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利用率并不高，研究显示化肥在我国的利用率只有35%，而真正达到害虫体内的农药不足1%，大量化肥和农药残留通过地表径流、农田渗漏进入土壤，甚至直接挥发飘散在空气中，造成水体、土壤和大气的面源污染，不仅危害农业生产安全，而且也损害居民身体健康。
　　从污染排放的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上看，农田化肥施用是农业面源污染最主要的来源[3]。从区域比较来看，虽然不同污染物的分布有所差异，但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面源污染问题总体上比西部地区更加严重。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造成面源污染的成因分析，多数研究表明，在没有明显制度约束和政府治理的情况下，农业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成立的，即農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4-5]。对于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研究有农业结构变迁[6]、农民的环境质量需求[7]、农民的私人利益[8]、环境保护观念[9]等方面，同时农业面源污染还会受到非农就业比例、环境管理政策体制[10-11]等影响。可见，对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研究虽然丰富，但多为现状分析以及对形成原因的简单验证，而对于引发问题背后深层的驱动因素研究相对较为贫乏。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分析造成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背后的物质利益诉求，研究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探索制度和激励因素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中的制约和促进作用，从本质上挖掘导致农村面源污染的成因，力图寻求一条能真正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有效渠道。
　　二、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理论分析
　　利益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因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12]。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14]32。列宁也认为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15]，“推动着民族的生活和探索”[16]。马克思认为“‘共同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17]276，然而“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的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17]273。利益冲突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利益变化引发人们行为选择调整，而建立在私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个体行为的集合并非一定能带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洪远朋在《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中指出“制度的本质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则……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社会利益关系演进的过程”[18]192。作为规范行为主体活动的规则，制度对主体最大化私人利益的行为进行约束，以避免个体行为对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损害。激励机制决定了人们在“正确的行为选择”中行动的主观能动性，利益激励的方式包括正面激励和反面激励两种模式（王伟光，2010）[14]177。
　　正面激励是直接给一定的利益，引导利益主体选择有利于公共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行为；而反面激励就是设置一种惩罚机制来从相反的方向刺激主体选择与集体利益相容的行为。因此，研究和解决农业污染问题，利益诉求问题是核心，主体行为选择是基础，制度安排的规范是保障，激励机制的设计是导向。本文借鉴何爱平（2013）提出的“利益诉求—行为选择—制度安排—激励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19]来研究农业污染问题。
　　“利益是一切社会时代人们改造自然、进行生产活动的直接动因和目的”（王伟光，2010）[14]187，毛泽东提出“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20]，邓小平认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知识分子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21]。而人的利益诉求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利益形式之间存在内部竞争。在农业生产中，农户需要相应做出取舍和选择。从生产者角度来看，农业生产是农户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渠道，加大物质资本投入是扩大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而环境利益的本质是一种未来利益，其实现过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容易被农民所忽略。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农户长期居住在耕地附近，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来保障其生存质量，而这必然要求减少污染物的投入和排放。农村长期落后的经济社会现实和相对丰富的生态资源储备决定了农户在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竞争中更偏向于前者。环境利益是整个人类历史角度的整体利益（洪远朋，2011）[18]506，农村生态环境的共用性造成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分化。生态环境为全社会共用的性质意味着个人行动的收益会被其他社会成员无条件分割，导致行为人的环境行为收益不能冲抵个人成本，这种“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分裂导致人本身的活动成为一种与他对立的力量”（马克思，1960）[17]37，降低了农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户对经济利益的强烈诉求和生态环境的共用性成为农业生产中化工产品过量投放的原始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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