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最后三十一年]我们最好的十年苑子豪

　　张国焘是1897年出生的。他投靠国民党后，于1948年随国民党到台湾时，已经51岁了。从此时起，到1979年他82岁去世时止，是张国焘的最后31年。这31年中，张国焘一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期间，他曾有过多次选择。最后，他凭自己的意志所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凄惨命运的归宿。
　　
　　与国民党分手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经响遍了中国北半部。解放军兵锋直指江南，国民党的巢穴已经危在旦夕。谁都看清楚了：国民党必然失败。蒋介石开始寻找后路了。蒋介石选中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并派出许多国民党要员赴台进行先期经营。国民党上层很快就都知道了蒋介石的这个意图，他们纷纷寻找门路或者借口，携家带口，避往台湾。此时，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替蒋介石帮腔的张国焘，也摸到了蒋要退守台湾的意图。他想：自己与共产党决裂了，共产党来了，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赶紧开溜吧，现在，国民党高官们都去了台湾，自己也只好跟着去台湾。于是，在1948年冬季，张国焘把《创进》周刊关张，处理完了经济事务，手头尚余数千美元，便全部带上，去了台北。
　　张国焘到台北时，许多国民党高官和上海的商人，已经先一步到达，占据了台北市所有的空房子。张国焘找不到住房，无奈，只得去找国民党官方求助。国民党官员对他却十分冷淡，当然这另有其因。
　　原因之一，是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虽然搞过一些策反共产党军队的工作，但一无所获。此后，他虽然多方努力，却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国民党方面认为他的利用价值已尽，不愿意再养他了。原因之二，是张国焘虽然身在国民党中，却也自有政见，为人处事，坚持自己的一套，很难融入拉拉扯扯成风的国民党上层。原因之三，是张国焘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时，虽然也骂共产党，但却也表现出了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偏不倚的态度，好像要独树一帜。国民党方面觉得，张国焘与他们并不是一条心。原因之四，是国民党到台湾的最初几年里，遇到很多麻烦事：台湾当地人不理解他们，反对国民党入台；国民党刚刚入台，需要巩固台湾阵地；国民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其上层正忙于处理各种事务，搞得焦头烂额。总之，国民党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张国焘。张国焘几经碰壁之后，也明白国民党不会管他了，就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好在他在江西国民党地方政权工作和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时，存下一点钱，他便利用这些钱，在台北租了一所房子，把全家安顿下来。
　　家里安顿完之后，张国焘便想接着做事，他还想在台北复办《创进》周刊。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听原来在他手下工作的《创进》周刊同事的下落。这些人是分头跑到台湾来的，现在也都没事做。张国焘找到他们一商量，都说愿意到台北继续办《创进》。他们推举张国焘出头，找国民党申请办刊物，但遇到的却是一张张冷脸。张国焘一打听内幕才得知：国民党上层对他办刊物不放心。有朋友劝他：国民党现在顾不上办刊物了，你办刊物，也没有人看了，何必呢？张国焘听后，觉得有道理，便放弃了在台湾复办《创进》的念头。但是，总不能闲着什么事情也不做呀？一家人还要生活呢！于是，张国焘就又去找国民党当局，要求安排他工作。这次，国民党高官倒是没有表示不安排，只是一味地拖，害得张国焘跑了一年，国民党也没有给他这个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安排工作，而其他委员们却都捞到了一官半职。张国焘回去闷头一想，终于明白了：国民党根本就不信任他。不得已，张国焘只好闲居。可是，没过几天，国民党方面派人来收张国焘租住的房屋，理由是：这一带的房子全部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限于三日内搬走。张国焘自己花钱租住的房子，也不让他住，太不像话了。实在气不过，他就去找国民党行政院理论。行政院一个官员冷冷地说：这事公事公办，被征用的房子，不止你一家，你只能另外租房子了。张国焘与这位官员吵了起来。这位官员也不让步，回敬道：你当中执委，是过去的事情了，你现在算什么？有本事找共产党要房子去！张国焘一听这话，心里凉透了。他回到家中思前想后，决定与国民党分手。
　　与国民党分手，就不能在台湾了，去哪里？大陆眼看就要被共产党占领了，去不得，只好去香港，那里是英国人统治的地方，英国人说了算，中国人居住在那里，共产党、国民党都不能把他怎么样。打定主意后，张国焘携全家迁往香港。
　　张国焘来到台湾整整一年。他本来还想与国民党合作，但他又在思想上与国民党有隔阂，看不上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他只盼望国民党方面还能容许他这个有一点不同看法的人存在，给他一碗饭吃。没想到，国民党方面已经决定抛弃他了。一年来，他到处碰壁，连个差事也没有谋到，只得离开国民党。可是，到香港能干什么？他心中一点数也没有。
　　
　　与第三势力合不来
　　
　　张国焘一踏上香港的土地，就有政客来找他了。这些政客是什么人？他一看便知：顾孟余、李微尘――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
　　顾孟余、李微尘原本都是国民党中的人物，但他们在国民党中反对蒋介石，与一些人打起了“改组派”的大旗，自然不能在国民党中呆下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20世纪30年代渗透到共产党中，也受到清洗，有的还丢了命（张国焘在鄂豫皖搞根据地时，就亲自下令杀了不少“改组派”，但那是他硬给人扣上“改组派”帽子后杀掉的――笔者注）。此后，国民党“改组派”销声匿迹了，一些人以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势力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他们主张走英美道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批判过这种第三条道路的观点，而蒋介石也反对这种观点。于是，第三势力代表人物在大陆呆不下去，在台湾也呆不下去，便都跑到香港来苟延残喘。顾孟余、李微尘就是第三势力在香港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到香港后，并未闲着，仍然宣传他们的观点，组织第三势力活动。同时，也在国民党中拉一些人进来，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经常关注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政治动向和处境。张国焘在台北受冷落的情况，他们早就知道。他们觉得，张国焘在上海办《创进》周刊，唱的调子与他们的调子有相同之处，便决定拉张国焘入伙。于是，张国焘一到香港，顾、李二人就找到了他，提出了合作的意向。张国焘初到香港，一无亲，二无故，安身无地，正走投无路，明知自己与第三势力政见不一样，也只好答应与他们合作。这样，张国焘便住进了李微尘在香港的空房子里，一家人算是安顿下来。几天后，张国焘、顾孟余、李微尘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起名叫“民主战斗同盟”，顾孟余当头，下办一个刊物，叫《中国之声》，张国焘担任社长，李微尘当主编。
　　但是，张国焘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有自己的政见。他的政见，在本质上是与第三势力不同的。因此，三个人办组织、办刊物，办来办去，差异性就显现出来了。张国焘以社长的身份，给刊物定位，要发表宣传他的政见的文章，而顾孟余、李微尘二人则坚持要发表宣传第三势力的文章。开始，三个人有矛盾也能够调和解决，后来，矛盾尖锐起来，达到互不相让的程度。张国焘感到，自己在那里势单力孤，便把他原来在上海办《创进》周刊的几个同事拉了进来，把顾、李手下的几个人排挤出去，这一下，顾、李二人不干了。他们私下商议，决定把张国焘赶走。议定后，他们找了一个机会，与张国焘摊牌了：张先生，我们这里用不起您这样的大才，还是请您另谋高就吧，您一家也另找更好的住处吧。张国焘一听，就明白了。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带一家人搬走了。好在这一段时间里，张国焘早就料到自己与第三势力合不来，迟早要分手的，于是预先留了后路，暗中找到了住处。因此，他与第三势力关系破裂后，马上就又找到了住房。
　　
　　单干户
　　
　　与第三势力合不来，闹崩了。张国焘再也不想加入任何组织了。但是，总要做一点事情，才会有经济收入，他一家总要生活下去的。做什么？张国焘想了又想，决定自己单干。好在张国焘也算风云人物，作为共产党建党时的发起人之一，曾跟随在李大钊、陈独秀左右，当过共产党的高官，创建过鄂豫皖根据地，又当过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曾率领过近10万人的队伍。后来他又离开共产党投靠蒋介石，也曾经是蒋介石的座上客，即使后来在上海办《创进》周刊，也曾名噪一时。因此，知道他大名的人很多。张国焘决定利用这个条件，写文章，当自由撰稿人。他自认为，自己写的稿件，香港的报刊还是爱用的。
　　说干就干。张国焘很快订了几份报纸，开始研究时政；形成自己的看法后，便动笔写时政评论，投给香港的各主要报刊。张国焘没有猜错，他写的文章，香港的各主要报刊果然爱用。香港是商业社会，报刊也搞商业化运作。为了吸引读者，往往在一个报刊上，各种政治观点都有反映，各类政治家的文章都登。张国焘名声在外，光是他的这个名字，就够吸引人的了，何况他写的文章，还表达了他的一定政见。因此，张国焘投稿，每投必中，且给付的稿酬很高。这样一来，张国焘靠写稿子得到稿费来生活，一家人在香港倒也衣食无忧。
　　张国焘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较有影响的，是他对朝鲜战争的评论和对朝鲜战争前景的分析。张国焘带过兵，打过仗，在军事上不是外行；同时，他也了解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作风。他写的战争前景评论文章，往往有一点预见性。这样一来，他写的文章，就更有人爱读了。那一时期，香港各大报刊纷纷登门求稿，张国焘一时还真应付不过来，只好拼命写稿。一篇篇军事评论，一篇篇时局前景分析文章，见之于香港各报刊，以至于中国和美国的高级军事领导人，都开始关注起张国焘的军事分析文章来。
　　但是，好景不长。朝鲜战争进入打持久战的阶段后，人们的关注点不像以前那样集中于朝鲜战场了；再加上双方都动用空军力量参战，而张国焘是不太了解空军参战情况下的战局的，他后期写的军事评论文章，往往流于发空议论。这样，他的文章的读者群就缩小了，香港各大报刊也不再向他求稿了。当时，在香港各大报刊上相互争论的主要文章，不是站在共产党方面，就是站在国民党方面，或者是站在第三势力方面。张国焘写政论文章，既不倾向于共产党，也不倾向于国民党，又不同于第三种势力，因此，别人不太注意他的文章，他的声音显得很微弱。而香港的报刊是喜欢刊登热闹的文章的，这使得张国焘的文章倍受冷落，稿费收入也大幅降低。
　　
　　连遭两祸
　　
　　本来，稿费就是非固定收入，现在，这方面的收入也大幅度下降，张国焘一家人的生计就成了问题。他不得不又另想谋生之道。
　　那时，受朝鲜战争的影响，香港的黄金价格直线上升，张国焘便想去做黄金生意。他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时，存下一点钱，到香港写稿子得稿费，又存下一点钱，两下加起来，数了数，共有5000美金。他把这些钱全部用来购买了黄金，期待着黄金价格上涨，涨到一定程度，再抛出去，兑换成美元，就发大财了。
　　张国焘用全部家当买了黄金后，黄金的价格一路上涨，他心中高兴极了。他长期以来抑郁的心情好了许多。张国焘是这样分析的：朝鲜战争虽然打打停停，但由于两大阵营对立，这场战争不会结束，会长期打下去，成为持久战，甚至还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黄金的价值还会上扬，他的5000美元本钱，会变成5万美元、50万美元、500万美元。他还想，既然朝鲜战争还要打下去，自己就还要写军事评论，自己的稿件还是有报刊发表的。
　　但是，处在得意之中的张国焘万万没想到，祸事临头了。原来，他从未经过商，根本没有经济头脑，也不知道商场上的厉害，对香港的经济情况也一无所知，并且他也从不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他更不了解香港的投机经济情况，因此，在他一脚踏入投机生意中时，就注定了日后要跌跤。再者，张国焘对时局的分析也错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经过长期艰苦谈判，竟然达成了停战协议，一路上涨的香港黄金价格，也因此大受影响。可是，张国焘一向自负，不肯改变自己的初衷，当香港大批购买黄金的人纷纷抛出手中的黄金时，张国焘却舍不得，总想着黄金的价格还会上涨，自己一下子成为大富翁。他没有想到，一夜之间，香港的黄金价格会大幅下跌。等他急忙把自己手中的黄金抛出去的时候，黄金的价值，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他原来的5000美元，只剩下2000美元了，整整亏了3000美元。要知道，那个时候，3000美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一家人要靠这个生活的，他本人的后半生，也要靠这个生活。张国焘万分懊悔，急火攻心，一下子病了，养了好几天才好起来，但他心中的懊恼却无从排遣。
　　遭到此祸不久，张国焘又遭一祸――他老婆杨子烈摔伤了。原来，在20世纪50年代，要在香港生活下去，每一家都必须有个两三千美元的准备金，否则，如果有病或者发生其他变故，就难以应付。张国焘搞黄金投机生意赔了本，只有2000美元了。这2000美元本来是不能动的，但张国焘一家人要生活，又没有固定收入，只好动用这笔钱。没过多久，这笔钱也花完了，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见此情景，只好到一家商店找了一份事做，每月能有一点收入。但这家商店离张家很远，杨子烈为了省下车钱，便坚持每天走路上下班，回到家来又要做饭。一天下来，已经很疲惫了，但还要到菜场去买菜。她毕竟年龄大了，腿脚不那么灵便了，一脚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摔了一跤就爬不起来了。路人将她送到医院去，并通知了张国焘，张国焘赶到医院后，一听医疗费，顿时目瞪口呆。原来，杨子烈伤得很重，臀盘骨摔断了，要花一大笔钱做手术。张国焘只好东借西借，借够了钱来给杨子烈做手术。这一下，他一家又背上了债务，生活越发艰难。而杨子烈的手术也没有做好，出院后成了跛子，再也无法出去做事。
　　
　　试图回内地养老
　　
　　正当张国焘一筹莫展之时，他的大儿子张海威及时给了他补贴，才勉强能够生活下去。但是，张海威也仅仅是靠教书为业，薪水并不高，总靠张海威接济，也不是个办法。张国焘只好拼命写稿，期望通过稿费收入维持下去，并还上债务。但此时二战已经结束，虽说张国焘写军事文章是长项，也仍然没有人看他的文章；写政论文章，张国焘又是“三不靠近”――一不靠近共产党、二不靠近国民党、三不靠近第三势力，而自己的独立旗帜又打不起来，因此，这类政论文章也无人爱看。香港几家大报刊不像以前那样用他的稿子了，收到退稿信已经是家常便饭。张国焘走投无路，便想到了共产党，想到了毛泽东。他想，毛泽东也许会宽容他吧。
　　正好，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张国焘收集了香港的许多报刊，认真阅读了上面有关中共八大召开的情况。他很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倡“双百”方针，政策方面放宽了，毛泽东可能会不计前嫌，容纳他，以自己的老资格，中国共产党方面至少会养活他。于是，他开始寻找香港与中共有联系的人士，以便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回内地定居养老的意向。但是，张国焘仍然脚踩两只船，他也通过一些关系，与美国人联系，试探能否与美国人合作。一些在香港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方面愿意帮助他，并给了他一些生活补助。这样，张国焘一方面寻找能够联系共产党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又与美国人接触。
　　经过一年多，到了1958年，张国焘终于同共产党方面联系上了。当年10月，他在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人员接触中表示，愿意为新中国做点事情，并请求中共中央提供生活补助。张国焘的这个意思，很快就传到了内地，传到了北京，传到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5日将张国焘表达的意思印成内部情况简报，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知道张国焘与美国人有联系，对张国焘生活困难的处境也很清楚。当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毛泽东先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是愿意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的，但张国焘应该断绝同美国人的联系，不能一面与美国联系，拿美国人的钱，又一面拿共产党的补助。当简报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根据他已经想好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提出过的这一意见，提笔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0页）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并且很快就由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向张国焘转达了。张国焘考虑再三，最后向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我是一个观众了，我还是当个观众吧，希望少看到些悲剧。张国焘说这些话，已经是明确表示不再打算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了，更谈不到为新中国做点事情了。关于给张国焘生活补助的事情，也只好作罢。
　　
　　与美国人合作
　　
　　张国焘打定主意，不再回内地了，但目前靠写稿为生，已经成了问题。在香港怎么生活呢？正当张国焘发愁之时，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员找上门来了。
　　1961年的一天，张国焘正在家中闲坐，听见有人敲门，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跛一拐地去开了房门。门口站着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张国焘觉得奇怪：自己倒是与美国人有接触，但这个洋人却从未见过，他来干什么呢？莫非走错门了。正纳闷间，那个洋人自己走了进来，见到张国焘，先开口说话了，讲的却是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此人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员，特来拜访张先生。张国焘把来人让到客厅，二人谈了起来。谈话间，张国焘发现，来人对中国的历史，对张国焘本人的历史，了如指掌，而对张国焘本人，也多有赞美之词。张国焘心中高兴。来人向张国焘请教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问题，张国焘有问必答，来人很满意。二人整整谈了半天。最后，来人对张国焘说：你在中国共产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离开你，任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不完整，我建议你写回忆录，写出来是很有价值的。张国焘心中高兴，也愿意写。可是，怎么出版呢？张国焘又犯了难。特别是目前张国焘家中生活困难，而写回忆录，从动笔到出版，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里自己拿不到稿费，因此，写回忆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他没有说话，心中犹豫着。来人看出了张国焘的心事，对张国焘说：出版的事情我帮你解决，现在，算堪萨斯大学向你约稿，每月给你2000港元，作为生活费用，书出版后，稿费照样付给你。张国焘一听，才明白，原来，此人是有备而来，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但一听到要给他出版回忆录，每月还先付给他2000港元，出版后还有一笔可观的稿费收入，他的心动了。要知道，自己一生不得志，通过发表回忆录，可以自己给自己的历史加上光环，这样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再说，每月2000港元，是个不小的数目，足可以使全家在香港维持一个中等生活了。没等张国焘答话，在一边的杨子烈对张国焘说：“特立（张国焘的字――笔者注），写吧，把你的一生写出来。”张国焘望着杨子烈，又看了看来客，点了点头。
　　第二天，张国焘就动起笔来。他从自己的童年写起，写自己入私塾读书，写“洪江会造反”，写自己去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写自己在上海投考北京大学，写自己进北大后接受民主科学思想、参与发起“五四”运动，写自己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引导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写自己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一路写下去。写作中，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时常心潮起伏，不能自已，经常在写作时，不知不觉之间，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样，张国焘连写了4年，到1965年基本脱稿。美国堪萨斯大学并未食言，每月给他2000港元。最后完稿时，又付给他一笔可观的稿费，取走了张国焘的手稿。
　　张国焘也算是有心计。他在写作过程中，让杨子烈另外抄了一份稿子。美国人拿走原稿后，张国焘手中还存有一个备份稿子，他把这部书稿交给了香港的《明报月刊》。香港《明报月刊》总编一眼就看出这部书稿的市场价值：张国焘是风云人物；张国焘经历曲折；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过要职，了解许多情况；张国焘在国民党内也呆过，也了解许多情况……于是，他马上拍板，以《我的回忆》为题目，用连载的方式，发表张国焘的这部书稿。从1966年起，《明报月刊》开始发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每发一期，都给张国焘以可观的稿费。有美国人给的稿费，又有《明报月刊》给的稿费，从此，张国焘的经济生活问题，算是解决了。1971年，《明报月刊》又把张国焘的这部书稿分成三册出版，在海内外大量印行。按照协议，张国焘得到很高的版税收入。这样，张国焘（此时已经迁居国外――笔者注）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
　　有意思的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出版前，特意让自己的妻子杨子烈写了一篇《张国焘先生略历》一文，放在书前。杨子烈在文中对张国焘当然是大加赞颂了，这也算是夫唱妇随吧。
　　张国焘写完《我的回忆》时，杨子烈也写了一部自我回忆的书。但杨子烈没有什么名气，张国焘与她商议后，决定使用《张国焘夫人回忆录》的题目出版。这部书在香港出版后，销量也很大。张国焘、杨子烈又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版税收入。
　　自从与美国人合作开始后，张国焘的经济收入直线上升。有此经历后，张国焘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头脑。
　　
　　拒绝王明之请
　　
　　正当张国焘安心在香港当“寓公”，每日优哉游哉之时，他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是中国人，但自称是从苏联来的。他见了张国焘，寒暄之后，立即从皮包中掏出一封信来，双手递给张国焘。张国焘打开信一看，面露为难之色。杨子烈接过信来一看，见信中写道：
　　恺荫（张国焘的别号――笔者注）吾兄大鉴：
　　一别数十年，未通音信，甚挂。大作《我的回忆》业已拜读，甚为佩服。毛泽东诸人之阴谋诡计，已揭之天日。望吾兄见信后赴莫斯科一行，以共商大计。手肃，即叩大安。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陈韶禹
　　张国焘发了愣，看着来人，一句话也没说。来人开口道：张先生，苏共中央方面也有此意。如张先生愿赴莫斯科，一切事宜，即由我安排。
　　张国焘心中明白，王明一向反对毛泽东，在莫斯科写书骂毛泽东，大约见到他写的《我的回忆》后，想拉他到莫斯科，与苏联人一起，在莫斯科反对毛泽东。张国焘听说，王明在莫斯科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现在，王明亲笔写上了，证明此言不虚。张国焘虽然心中明白，但对眼前的事，却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只好答道：这是件大事，容我考虑后再答复。来人约定，第二天下午再来听张国焘的意见。
　　张国焘送走了来人，心中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和现实的思量之中。
　　张国焘太知道王明了。此人在米夫支持下，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指挥者。在他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一度走上了极“左”的道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大挫折、大失败。张国焘还想到：自己在莫斯科时，受制于王明，自己对王明没有什么好感，但在王明手握大权的情况下，当年自己也不得不违心地巴结、靠拢王明。张国焘十分清楚，自己在延安之时，就是得知王明要杀他，才借祭黄帝陵之机，跑到国民党方面去的。现在，自己再去莫斯科，往好里想，是会像王明一样，享受莫斯科给予的优厚的生活待遇；往坏里想，是还要受制于王明，王明是不是会借苏共之手杀掉自己，也很难说。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存在，那么，自己与王明能合得来吗？想来想去，没有主意，便征求杨子烈的意见。杨子烈说：去莫斯科，倒是一条生路，可是，你和王明能合得来吗？那里，王明与苏联人是一条心的，是他们说了算。你不听他们的，没有好果子吃。听他们的，就要受制于他们。听杨子烈这样一说，张国焘打定主意，不去莫斯科了，不再为王明卖命了，也不给苏联人卖命了。第二天下午，王明的使者又来到张宅。张国焘很客气地对他说：“请转告韶禹先生，昔日恩怨，国焘早已无意计较，只求平稳淡泊度此残生了。”来人一听，心中明白张国焘无意去莫斯科，遂起身告辞了。
　　
　　惊走加拿大
　　
　　1966年，中国内地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香港的消息向来是很灵通的。香港各报刊每天都报道内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什么红卫兵造反，造反派抓人，武斗，搞“喷气式”，一些名人被整死，有的自杀，等等。总之，香港各媒体当年对“文化大革命”负面的报道是最多的。
　　张国焘每天都读报纸，对内地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十分关注。他也为大陆的动乱担心，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经是局外人了，也就不多去想了。至于他个人的安危，张国焘是这样认为的：香港归英国人管，内地不管怎么闹，也闹不到英国的地盘上来，红卫兵是不敢跑到香港来揪斗自己的，自己可以安心在香港当“寓公”了。
　　到了1967年，内地的“文化大革命”闹得更厉害了，什么打砸抢抄抓，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张国焘的心也揪紧了。一天，张国焘到街上闲逛，突然见到香港街头也贴出了大字报。他不禁脸色大变，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中，告诉杨子烈这一情况。杨子烈的心情也紧张起来。从此，二人一直心神不宁，关了房门，不再出屋。只从报纸上了解情况。这段时间，张国焘对报纸看得更细了，对一些报道，还反复看，琢磨字里行间的意思。
　　有一天，邻居来告诉杨子烈说，前几天，有两个陌生人来此打听张国焘的住址。杨子烈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张国焘。张国焘越想越不对劲，自己在香港的住址是不对外宣传的，只有少数亲友知道，怎么会有陌生人来这一带打听他的住址呢？莫非是内地的红卫兵或者其他什么造反组织派人来香港了。如果真是这样，说不定哪一天，他们打听到自己的住址，闯进来，把自己绑回内地，那就活不成了。他和杨子烈越想越害怕。这一惊，可了不得，张国焘几乎每天都睡不着觉，心惊胆战地过日子。
　　这样长期下去，总不是办法。于是，张国焘与杨子烈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往哪里走？只有到加拿大投奔他的儿子去。
　　原来，张国焘有三子：大儿子张海威此时已经在加拿大定居，在一个研究所里研究数学；小儿子张渝川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是工程师；另有一个儿子在纽约当医生。三个儿子，有两个在加拿大，而加拿大当时的移民政策也很宽松，张国焘夫妇便决定去加拿大，投奔大儿子和小儿子。
　　1968年，张国焘、杨子烈处理完在香港的家产后，带上这些年的积蓄，登上了香港去美国的飞机。
　　张国焘和杨子烈本来要去加拿大，为什么乘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原来，二人商议后，决定先去美国看一下二儿子，然后再转道去加拿大。当飞机起飞时，张国焘流了泪，他心里知道，此一去，再也回不了中国了。正如张国焘所预感的那样，去了加拿大以后，虽说有妻子杨子烈和两个儿子相伴，每日仍倍感孤独与凄凉。1979年12月，张国焘在加拿大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养老院病逝，时年82岁。
　　（摘自《党史文苑》2011年第4期上半月）
　　【本栏责任编辑 蒋星萍】

推荐访问:张国焘 三十一年 张国焘的最后三十一年 陈昌浩的最后结局 张国焘夫人子女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