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无隐私社会:瑞典社会
时间：2020-07-23 08:05: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汉纳・豪斯威尔斯永远不会忘记:直到法警敲响家门时,他才勉强将自己的收入数字报给德国人口普查小组,那一年是1987年。如今,他的个人信息和收入细节公布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查看。并非他的观念变化快,而是因为49岁的他已经迁居到瑞典,在一家德国文化机构驻斯德哥尔摩的分部工作。在瑞典这个被称为“玻璃房子”的国家里,每个公民的所有信息都是透明且公开的。
玻璃房中的瑞典人
如果一个人在www.hitta.se这个网站中输入汉纳・豪斯威尔斯的名字,很轻松就能得到他的全部信息:最新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出生日期、汽车牌照、收入与纳税额等。最夸张的是一张附有彩色照片的地图,他人甚至可以看到豪斯威尔斯的花园里有一张蹦床。
欧盟其他国家还在热烈讨论个人信息的公开是否侵犯隐私权时,这一切在瑞典早已成为正常合理的习惯。所有公民的个人资料被储存在100多个公共数据库中,从驾照的违章记录到各个学习阶段的毕业证书都归属于不同的数据库。自1958年起,个人患肿瘤或癌症的记录也被纳入可查阅的范围。
这些公民基本资料来自于瑞典国家数据库中的公民登记,个人收入来源于瑞典税务部门,因而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一直以来它们都对所有人开放,只不过信息时代使得查找过程更加快捷方便。瑞典数据监察局律师认为:“这样将个人隐私公之于众,让人感到有点窘迫,但无疑是符合公正和透明原则的。”
这也方便了许多广告投放商。豪斯威尔斯每天清早打开信箱都会取出厚厚的一摞广告单:他的儿子面临升学阶段,附近学校轮流给他发来家长试听课的邀请;养老基金公司提醒他在瑞典还没有购买保险;销售人员打电话来向他推销男士内裤。
“他居然可以随口说出我的生日,”豪斯威尔斯吃惊地说,“这位推销员竟然不理解,为什么我会对此感到奇怪。在瑞典人看来,了解并分析对方的详细资料是最基本的推销技巧!”
豪斯威尔斯并不知道,每个瑞典人在睡梦中都能背出一组十位数的人口号,出生日期就是组成这个号码的第一部分。没有人口号的人在瑞典寸步难行。从租车到租录影带都需要它,更别提看病、保险和申报个人收入。他第一次接到缴税明细时,竟然是一本像电话黄页一样厚的册子。在他的名字和住址下面列着年收入和资产额。在瑞典谁挣多少钱,百年来都不是秘密,准确地说,是从开始征税的那天起。
“阳光”换来信任
为什么瑞典政府毫无顾忌地公开公民个人资料?“这就好像是向一条鱼解释,如果没有水,它们将如何存活。”瑞典记者、信息保护法专家安德斯・奥利松回答记者说。信息公开并非网络时代的新鲜产物,而是来源于传统。
早在1766年,在瑞典对普鲁士的7年战争中产生了一届强权政府,为了防止政治上的暗箱操作,他们最早颁布了《信息自由法》,并推行官员财产登记制度。每个公民都享有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甚至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后来这个法规推广至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人人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的巧克力,此事被一位认真的瑞典记者一直追查到银行,并调出了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指责她“挪用公款”,最终迫使这位“倒霉”副首相咎辞职。
今天,每个瑞典人都可以要求查看官员的书信往来、电子邮件和注册信息,针对具体个人的要求必须在24小时之内拿出来。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制订了《保密法》,详细列举哪些信息属国家机密,从而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向公众隐瞒信息。
2003年瑞典又修订法令,规定网站有权公开政府的数据。各家网站便借此直接将税务机关的纳税信息链接到自己的搜索引擎上,从而创造了完全透明的神话。
生活在“玻璃房”中的瑞典人,特别是透明化的政府,原本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却在使得社会更加公正的愿望驱动下有序运行。“就算别人知道我赚多少钱,又有什么糟糕的?”前文提到的记者安德斯・奥利松反问道。有太多比保护个人隐私更重要的事,比如公民能够切实监督财政部的工作。另外,在瑞典人眼里,税务部门也成为高福利社会的服务热线。只要在电话中给出查询对象的名称和地址,不出几分钟就能获得目标对象需要上税的年收入数额。
或许是瑞典人天性直来直去,他们总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答复。“按照瑞典人的经验,只有想要有所隐藏的人才害怕将财产晒在阳光下。”奥利松一脸坦然。
政府官员对此看法如何呢?瑞典王国驻华大使林川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相信国民,这非常重要。”他略带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一个表格:63%的瑞典国民相信他们的政府,远远高于他们对教会和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同样的调查在欧盟其他国家的结果是,政府得到的信任度普遍排在上述两者之后,支持率不超过30%。
信息公开与隐私的博弈
可是,民风如此淳朴也并非毫无负面作用。因为他人的信息唾手可得,很多人更好奇邻居或是名人到底有多少钱。39岁的街头小报主编安德斯・约翰逊对这种心态了如指掌,他每年会定期公布一份富豪榜单,上面列明全瑞典最富有的人的名字、住址和拥有多少瑞典克朗、每年缴税多少等。几年来,每逢榜单出炉,报纸就会大卖热卖,比任何耸人听闻的大标题都受人们欢迎。
以2009财年的排行榜为例,作家亨宁・曼克尔的年收入为15607780克朗(约150万欧元),网球名将比约・博格资产缩水得厉害,瑞典首相赖因菲尔德16岁的儿子从父亲的财产中得到了713克朗等等。安德斯・约翰逊的这些信息是从信贷银行的数据库中买来的,他不仅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还专门为此注册了一个网站www.ratsit.se,所有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他的网站集中获得名人的收入信息。2006年11月,网站上线的第一个月内已有61万用户在www.ratsit.se注册。半年之后,该网站的访问量达到1400万,而瑞典的全部人口仅为900万。
安德斯・约翰逊精通法律,为避免因为侵犯隐私而惹上麻烦,约翰逊以新闻机构进行注册,根据瑞典法律保护记者享有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他可以替广大民众要求行使知情权。可以说,安德斯・奥利松和安德斯・约翰逊都深谙信息公开与隐私之间的博弈规则。
那么,政府如何在公开透明与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呢?根据瑞典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申请查看他人信息的人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之后,行政机关需要作出判断,这份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
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信息都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
其中各方应该无条件服从公共利益原则。尽管信息公开可能会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但是如果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这些信息应予以公开。为什么约翰逊可以从信贷银行获得数据?这是因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商业机构在获得公民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同时,必须向公民提供相对应有价值的信息。这种披露必须是双向的。
虽然条例中写明了第三方原则,但是对于特殊主体,比如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社会公众人物,新闻媒体或社会组织有权申请公布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财产收入状况和财产来源渠道。安德斯・约翰逊谈起自己的报纸和网站就变得非常兴奋,他对记者说:“我觉得,每个瑞典人都应该轻而易举地利用这些信息。”
正如上文所说,信息的披露必须是双向的。www.ratsit.se对于商业机构甚至银行也是有用的。如果某个公民一直以来的信用记录不高,在他申请汽车保险时,保险公司会根据安德斯・约翰逊所提供的信息来判断他是否存在骗保意图。而早已在瑞典入乡随俗的德国人汉纳・豪斯威尔斯也会在招聘时,提前“人肉搜索”一下应聘者的个人信息。
汉纳・豪斯威尔斯也逐渐接受了机构内的瑞典籍同事友好地提醒他儿子的牙医预约已经过期,因为当地诊所早已把通知挂在了网站上。与一开始感觉隐私受到侵犯不同的是,现在的豪斯威尔斯认为瑞典社会充满人情味。
海盗党与信息自由
2009年6月9号晚上,瑞典海盗党赢得了21万张来自瑞典的选票,带着7.1%选民的期待跻身欧洲议会。在官方网站上,他们这样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建设一个更加透明的网络世界。其中包括改革知识产权法、废除互联网监督体系、保护个人隐私,这三条政纲共同的指向,就是互联网自由化的诉求。
海盗党倡导“分享知识与支持盗版”,他们认为在版权法的庇护下,版权代理商向消费者征收的版费太高,大公司垄断了文化消费、攫取了高额利润,阻碍了知识原创与传播。
瑞典被评为世界上最先进的IT技术国家,据美国著名的评级机构穆迪投资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瑞典网上银行普及率位居全球第一;大多数的政府部门也实现了网络办公。
从业IT业界的天才程序员们往往痴迷于信息技术,对互联网之外的现实世界多少带着一种玩票的心理,他们被称为“极客”(Geek)。海盗党的领袖克里斯蒂安・恩斯特龙就带着“极客”文化的印记。他从18岁开始编写程序,一直做到公司的副总裁,之后进军政坛。
恩斯特龙的经历似乎正是北欧一批新型中产阶级的典型;没什么异常光辉的经历,也没有政治家鼓动选民那些迷惑的身体资本,但有些钱、有冷静的头脑,也有确定的目标――网络自由。“科技打开了通往美好未来之门,而版权法将其关闭。”
另一方面,科技很可能用来建立一个“噩梦一般的老大哥式社会”,政府和公司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监视公民,闯进每个人的私人领域。恩斯特龙同样重视保护个人隐私,“反对在网络上以及在社会中对大众进行监视和审查,信息公开让欧盟变得更加民主和透明。”
完全自由的互联网与技术至上,也会危及个人隐私的围墙。安德斯・奥利松指出,在没有国界的数码世界中,个人隐私问题并不是国家权力与草根网民之间对立的问题,而是“缺乏通行且合理的法律”的问题。
毫无疑问,瑞典政府的“透明”做派与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的风格是不同的。安德斯・奥利松担心这样的传统会在欧盟框架内改变。“那样我们就丧失了正当的权力,”他说,“瑞典的政客并非完全自愿,只不过他们在一个透明公开的体制内工作,所以必须答应公民,亮出他们的底裤。而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腐败和滥用权力。”
(摘自《世界博览》2010年第7期,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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