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什么意思 曾昭抡:永不褪色的传奇

　　 他出身湘乡曾国藩家族，是不折不扣的贵族，但他身上无丝毫骄娇二气，相反却充满了科学精神。 　　 他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教授，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者和化学研究的开拓者。他学识渊博，拥有旺盛的求知欲，不仅是化学方面的专业人才，还是军事评论家，旅行家。 　　 他在昆明弦歌不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也留下了诸多逸闻趣事，广为流传。他参加了国民党秘密研制原子弹的“种子计划”，到美国考察原子弹，写出《原子与原子能》一书。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不应尘封于历史档案里。 　　 1957年，他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被错划为“右派”。他以身患癌症之躯，坚持撰写著作。在“文革”前后，他的妹妹和妻子，先后自杀，离他而去。随后，他如一片孤叶，被“文革”风暴带走。 　　 曾昭抡，一位不应该被遗忘的科学家，他的一生，是永不褪色的传奇。 　　辞职国民政府中央大学 　　 曾昭抡，字叔伟，湖南湘乡人。我国化学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1920年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学习，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应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之邀，任北大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曾昭抡把北大化学系建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 　　 北大聘请曾昭抡还有一连串奇闻逸事。那是1931年的某一天，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早早地去参加教授会。在会议厅，他突然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上去像一个服务员，正没头没脑地寻找着什么。 　　 “你是谁？”朱厉声喝道，“出去！” 　　 这个可怜兮兮的家伙一言未发，转身离开了。第二天，朱收到那个陌生人的一封信，是署名“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辞职书。因此，曾昭抡才被北大聘得。 　　 其实，曾昭抡从中央大学辞职，没有这么戏剧性，但的确和朱家骅有关。曾昭抡胸中有爱国、自由等大志，和朱家骅气味不投。曾在回忆为何去北大执教时说：“朱是更露骨的党棍核心，他一来，教员和学生都对他很有意见，但又搞不动他……当时我向中央大学朱家骅辞职，因为我也是反对他的一个人，所以被批准了。” 　　走路不绕小道 　　 历史洪流改变了曾昭抡的人生航向。七七事变后，他走出大学象牙之塔，开始关心百姓疾苦，关注时局变化，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对战局和政治发表远见卓识。1937年8月，曾昭抡来到上海，迎接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夫人俞大■。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后，曾昭抡赶往长沙。长沙是他的出生之地，也是他的求学之地。当年他在长沙雅礼大学堂预科上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他在这里开始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与文化。 　　 国难当头，全民总动员，曾昭抡无暇回家看望母亲，在临时大学担任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和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的委员。 　　 1938年1月22日，国民政府决定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2月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曾昭抡、闻一多、黄钰生、李继侗等教授是旅行团辅导团成员。 　　旅行团的成员大都身着短装，为的是旅行方便。刚逾不惑的闻一多先生，长髯长袍，一路给旅行团师生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旅行团过了湘西，队伍开始稀拉下来，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一般每天下午5点以后，他们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9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而每天最后一个到的总是曾昭抡教授。 　　曾昭抡深得曾氏家族循规蹈矩、从不取巧的务实遗风。他与中文系的夫子们一样，同属“长衫党”，但他身上的一件灰色长衫，后下襟总是有厚厚的泥浆。在路上行走，他总是沿公路大道，从不往近路小道上插。过黔西“二十四盘”山路时，所有人均走小路，由上而下，瞬息便呼啦一下直冲下山。而曾昭抡仍沿着公路，不偏不离地踽踽独行，比别人下山多花十几倍的时间。 　　 当时，几乎每个人都坚持写日记，其中最有条理的是曾昭抡，每天步行结束后，无论走得多远多累，他都会在烛光下记日记。唯一能与他的毅力相媲美的是清华大三学生查良铮，他带了一本小型的英汉词典，在行程开始时就开始看，一旦记住了两页的内容就把那张撕下来。到达昆明时，词典已经没有了，而他记住了大量词汇，赢得同伴的钦佩。 　　工化学，长国际形势，爱旅游 　　 在西南联大，曾昭抡是化学系开课最多的教师。在李钟湘的记忆中，曾教授不仅是一位化学专业优秀的教授，还是一个国际形势分析家，他在《西南联大始末记》中写道：“曾昭抡(字叔伟)教授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整年一袭蓝布长衫，一双破皮鞋。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的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 　　 曾昭抡还热衷旅行，他在1938年时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赴昆明。 　　 1941年3月，滇缅公路开通后，曾昭抡由昆明到滇区边境实地考察。 　　 为何去缅甸公路考察？一来因为滇缅路是当时重要的国际交通路线；二来因为滇缅边境向来被认为是神秘区域。 　　 3月11日，曾昭抡由昆明动身，搭乘某机关的便车，踏上旅行的道路。虽然只有十多天时间，但也正如他在游记中提到的，是“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差不多每几公里都有笔记记下来”，因此，他真实地记录了边陲民族的风土人情，珍贵稀有的植物和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他的《缅边日记》是这次旅行的成果，1941年出版，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他多次赴野外考察，并养成撰写游记和日记的习惯，《缅边日记》是其日记中的普通一种。 　　热爱自由，长年穿一件 　　补疤的蓝布大褂 　　 曾昭抡有旺盛的求知欲，并且是个工作狂。他1946年2月26日的日记展示出这个外表邋遢的人秩序井然的生活： 　　 早上9―10点，为无机化学课做准备；10―11点，旁听大三俄语；11―12点，午饭；1：30―2：00，继续准备无机化学课；2―4点，练习俄语；4―5：30，旁听大二俄语。 　　 在感兴趣的范围上，他仅次于以潘光旦为代表的文艺复兴式通人，而在科学探索的深度和专业水平上，无人能出其右。 　　他研究问题经常到了忘我的地步。一次，家人久等不见他回来，出去一找，却见他对着电线杆兴致勃勃地讲话，大约是在研究上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把电线杆误认为自己的同事，急于把新的发现告诉他。还有一次，他离开实验室时，天下着雨，他明明夹着雨伞，由于脑中思考着问题，便一直淋着雨走，全然不觉，经别人提醒，才把雨伞撑开，而衣服已被淋湿了。 　　 曾昭抡不修边幅，长年穿一件带有污点的褪色的蓝布大褂，有时套一件似乎总是掉了纽扣的粗糙的白衬衫。旧鞋子总是露出脚指头和脚后跟，头发乱蓬蓬的。只有在极少场合，比如参加重要的会议，他才会理发剃须。有一次，他刚从田野考察回来，戴着呢帽，穿着草鞋，长袍上沾满了泥点，为了及时参加在华西大学举办的中国化学学会的年会，他就那样踏上了讲台，与化学协会董事会其他著名学者坐在一起。 　　联大的学生喜欢这个淳朴谦和的教授，因为他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他从不拒绝学生的邀请，自在地与他们一起吃饭、休息，参加政治辩论。跑警报在外烧饭时，他会和其他人一起捡柴火。 　　 当时联大的教授们生活贫困，兼职五花八门，曾昭抡帮人开了一个肥皂厂，制造肥皂出售，算是教授中间的“富翁”，每月家里总能吃上几顿油荤，可顾了吃顾不上穿，上课的时候脚上的皮鞋仍常常破着几个洞，对此，这位肥皂专家也无可奈何。　　 曾昭抡的妻子俞大■是西语系教授，是重庆政府兵工署署长、后来的军政部次长俞大维将军的妹妹。俞大■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俞大■没有陪同丈夫来昆明，夫妻两地分居。 　　 1940年6月2日，曾昭抡接到夫人俞大■、兄长曾昭承的来信，两人分别告知，重庆兵工专门学校准备聘曾昭抡专任化学教官，正中书局也拟聘他为自然科学组编审主任，薪水待遇都比在联大教书好得多。面对如此良机，曾昭抡没有丝毫犹豫就回信婉拒。他说自己喜欢自由，大学教授的职业，是最适合自己的。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和自由气息，让曾昭抡如鱼得水，他不为高薪职位所动，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1943年6月，曾昭抡、潘光旦受安顺某军医学校的邀请讲学，在贵阳花溪遇到《大公报》总主笔王芸生。王芸生在《贵阳之夏・蓝布大褂元宝疤》一文中道出了其对曾昭抡的印象：“潘先生的衣服已欠整洁，我更发现曾先生的蓝布大褂在后背补着两个元宝式的疤。曾先生是化学专家，许多工厂请教他，他却不肯干，只安贫守分，过穷教师的生活。与西装革履的国难商人相较，这补疤的蓝布大褂是读书人的光荣！饭后长谈，俱觉抗战胜利有望，尽可再吃两年苦。” 　　他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将进入 　　原子能时代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日本广岛落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 8月9日一颗名为“胖子”的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 　　 8月15日上午，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发布了投降诏书。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罗德斯认为，原子弹改变了人们对和平与战争的看法，投掷原子弹从根本上结束了世界规模的大战。 　　当日本上空升腾起蘑菇云时，著名的军事化学专家、联大教授曾昭抡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由此进入原子能时代，原子能将对世界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原子弹带给中国人心理上的冲击波首先从他身上体现出来。他在“第一时间”，写出了《从原子弹说起》一文，于1945年9月9日在昆明《正义报》上发表。文中说：“素来不讲究科学的中国，这次也为原子弹的惊人功效所震眩。一月以来，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不分老少，大家都在时常谈论着原子弹。连苏联进军东三省后进展如此神速的奇迹，也为原子弹所掩盖。” 　　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关注二战军事动向，尤其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武器、新战术等许多问题，他发表的大量军事评论中，有许多是评述武器问题的。如他著的《火箭炮与飞炸弹》（北门出版社1944年10月出版）一书，就是在诺曼底登陆后三个月内写成，及时介绍了当时出现的这两种新式武器。其中，飞炸弹即德军袭击伦敦的V-2飞弹。 　　 曾昭抡迅速写出这篇文章，其目的在于普及科学，满足联大学生以及云南民众的好奇心，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不过假设有人以为写几篇文章，演几次讲，开几次座谈会，就可以明白原子弹的真相，那真是大错特错，而且未免有点幼稚得可笑。我们必需记得，原子弹在美国之所以能发明，实乃半世纪来世界上许多第一流科学家潜心研究原子构造所得到的实用结果之一。”曾昭抡认为，“而划时代的新发明与新发现，向来是从高深的学理研究演化出来。纯粹科学之极端重要，在原子弹上即得到具体证明。” 　　他参与蒋介石的 　　原子弹“种子计划” 　　当时，蒋介石相当关注美国原子弹爆炸和苏联、日本等国研究原子弹的情况，有关原子弹的最初情报，由军政部次长、兵工署长俞大维从中美联合参谋本部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处获得，蒋介石由此有了自行制造原子弹的最初想法。而军政部长陈诚和兵工署长俞大维就是具体执行中国自行研制原子弹可能性计划的关键人物。 　　 1945年8月至9月间，俞大维首先找到自己的妹婿曾昭抡，商量中国研究原子弹和筹设研究机构之事。曾具有专业知识，另外，曾昭抡、俞大维、陈诚均是亲戚，相互信任而又能保守机密。 　　 曾昭抡提出，要搞原子弹必须从数理化等基础研究做起，于是向俞大维推荐了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华罗庚两人参与此事，并提出要选拔优秀年轻人加以培养。 　　 1945年秋，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陈诚邀请吴大猷、华罗庚到重庆，商讨如何开展科学工作。 　　吴大猷到重庆后，除了应邀与陈诚、俞大维约谈外，还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蒋介石表示要搞中国的“曼哈顿计划”，即国民政府的“种子计划”。席间，谈到参加人员时，吴大猷除了向蒋介石推荐曾昭抡、华罗庚外，还推荐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的郑华炽教授。 　　 吴大猷后来回忆说：1945年，曾昭抡先生忽然来找我，说军政部长陈诚先生、次长俞大维先生想约我和华罗庚谈谈为军政部计划些科学工作的事。我和曾虽同事十年多，和华亦同事六七年，但都无深交。陈、俞二先生，更从未晤面。我所习的物理，亦与实用无关。但想想去谈谈亦无碍。于是和华去渝，先后见俞、陈二先生。 　　 吴大猷对这次谈话缺乏思考准备，返回昆明后，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如此重大的问题，需要一切从头做起，资金保障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培养。于是，他草拟了一个两项内容的建议：一是成立一个科研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的人才；二是派遣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人员赴美考察，研习观察近年各部门科学进展情形，然后再具体建议。陈诚、俞大维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请吴大猷负责物理，华罗庚负责数学，后来又请曾昭抡负责化学。 　　 赴美考察计划确定下来之后，曾、吴、华在西南联大均挑选了自己满意的助手，曾昭抡挑选了唐敖庆、王瑞■，吴大猷挑选了李政道、朱光亚，华罗庚先挑选了孙本旺，后又选了已在美国的徐贤修。 　　1946年6月，一个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的单位正式组成，这个名为“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的特殊单位，也是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后，第一个成立的防务科技研究单位。“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成员有俞大维、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郑华炽等十一人，但由于事涉机密，这个单位始终秘密运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和早先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切配合，展开原子弹研发作业。 　　 1946年夏天，联大复员，三校北归，而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大科学家先后赴美。这不仅标志着国民政府原子弹“种子计划”的起步，更是中国原子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他赴美学习考察原子弹 　　 7月初，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曾昭抡只身从上海乘“美格将军号”轮船（曾昭抡译为“麦格将军号”）赴美，7月18日抵旧金山。9月16日，唐敖庆、王瑞■、李政道等由华罗庚带领抵达旧金山与曾昭抡会合。 　　 由于有中国军政部的介绍，曾昭抡最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原子研究机构见习，那里有研究必须的重要设备――回旋加速器。起初，实验室负责人还让曾昭抡参观放射化学试验，但后来就对他戒备起来。这样过了两个月，曾昭抡打算离开。 　　 1946年11月，经发明回旋加速器的美国科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介绍，曾昭抡来到芝加哥附近的伊利诺大学继续考察，该校也有个研究机构与原子能有关，曾昭抡起初在那里还比较自由，能做试验和听课，但实验室很拥挤，不容易排上队。因此，曾昭抡尽可能搜集与原子能有关的最新书籍和资料在宿舍里研读，为撰写原子能著作做准备。 　　就在此时，三教授考察原子弹研究制造之事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在原子弹研究和制造方面给予中国支持和帮助，而此时，国内的国共内战正酣，国民党要军费不要科研经费。外在环境的剧变，使“种子计划”就此失去进展的机会。　　曾昭抡认为，美方对原子弹保密很严，考察之事暂难进行，宜各自先进入美国大学学习。不久，华罗庚、吴大猷分别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密西根大学任客座教授，朱光亚、李政道分别到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孙本旺进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研究所学习，原在美国的徐贤修后在布朗大学学习。唐敖庆到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研究院学习，王瑞■到华盛顿大学学习。其中，唐、王两人均由曾昭抡联系，得以顺利入学。 　　在美国考察原子弹并不顺利，尽管如此，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三人仍合写了两次报告给兵工署俞大维，说明在美国的学习情况和关于原子能计划的进展。其中他们估计，国内若使用回旋加速器，其费用约为一百万美元。 　　除了三位教授的报告，白崇禧于1947年4月21日呈送了一份要件简报给蒋介石，建议蒋介石“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这份公文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下文。一个多月后，由蒋介石兼任院长的民国政府行政院，终于把这公文递送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在白崇禧这份公文上批示：“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需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拟应缓办。” 　　 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期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遂如昙花一现。 　　“种子计划”搁浅，他暂留香港 　　 国民党研制原子弹的“种子计划”虽然胎死腹中，但对曾昭抡来说，研究原子弹成为他的一个学术方向。他在美国考察期间，搜集了大量的学术资料，感觉不虚此行。当得知蒋介石掏不出一百万美金购买回旋加速器时，曾昭抡接受了李约瑟以英国文化委员会名义的邀请，去英国进行学术考察，他于1947年9月2日乘“玛丽皇后号”轮船前往英国。 　　 10月19日，曾昭抡在英国剑桥大学给在美国的王瑞■写信：“国防部研究计划（指原子能的事情）传已暂时放弃。如此弟等反得自由，将来返国后，可为学术界服务，做些纯粹研究，于人类贡献更大。国事此刻每况愈下，但盼两年内可以好转。”这封信中，曾昭抡还勉励为考察研究原子弹而去美国留学的王瑞■等人“专心读书”，“此刻虽一切谈不到，但中国一旦稍上轨道，需要人才必甚殷也”。 　　1947年12月，曾昭抡从伦敦飞往巴黎，然后再去日内瓦。在西欧短暂逗留后乘船返中国。船票原是买到上海的，到香港停留时，周新民等人劝他暂在香港住下。这样，曾昭抡暂时留住香港。 　　曾昭抡在香港暂住期间，他的学生王瑞■从美国将其所需资料邮寄过来，他从未间断对原子弹的学术研究。他将在美国考察期间所获学术资料分析整理，汲取当时最新研究成果，写成了专著《原子与原子能》，1950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原子与原子能》一书，是曾昭抡赴美考察的学术成果，是当时介绍原子能知识颇为详细生动的科学读物，向国人普及了原子科学。 　　在“反右”运动中成为“大右派” 　　 1949年，曾昭抡教授选择留在大陆。 　　 早在昆明时，他就加入了民盟，还曾因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腐败政治，一度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1948年年底至1949年，当曾氏家族成员纷纷移居台湾或者海外时，曾昭抡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 　　 1953年高等教育部成立后，他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1957年。在这期间，曾昭抡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教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 　　 1957年，风云突变，曾昭抡由高教部副部长一下子变成“大右派”。 　　 1957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曾昭抡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 　　 为了解决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昭抡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业务部门的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光明日报》在1957年6月9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并加了“互相监督，开拓新路”的短评，予以推荐和称赞。但在“反右”运动中，“意见”没有被接纳，反而被错误地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曾昭抡是科学家，还是民盟中央常委。这双重身份，使他在风云突变中，不论以何种身份发表的言论，都成为“罪证”。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开了一次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在会上谈了一下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之后这六位教授很快被划为“大右派”，成为报纸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六教授”，其中，曾昭抡和费孝通曾任西南联大教授。 　　 忽然间，曾昭抡从进步教授、领导干部成了“大右派”，他的学生和好友都感到惶惑不解。 　　 在批判曾昭抡的会上，批判者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材料，有人便特意去找他的学生唐敖庆，让唐揭发他的问题。唐敖庆说：“我不能揭发我的恩师，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当有人代表组织让唐敖庆写揭发曾昭抡的书面材料时，唐敖庆实在无奈，只好写了一份“揭发文章”。 　　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唐敖庆的这篇“揭发文章”追忆了他与恩师曾昭抡的交往：1936年夏，唐敖庆读过曾昭抡的《东行日记》，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1938年，唐敖庆与曾昭抡参加湘黔滇步行团，“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唐敖庆还回忆了曾昭抡在西南联大认真讲课，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积极搞民主运动，深受学生敬佩的情况，以及曾昭抡教授带他们到美国去留学的情况。还写了1950年，在曾昭抡的关怀下，自己从美国留学回国执教北大，住在曾昭抡家，和恩师朝夕相处…… 　　唐敖庆的这篇文章，哪里是“揭发”？分明是“赞歌”，是回顾师生之情的赞歌，充分体现出唐敖庆这位正直无私的科学家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 　　 1958年3月，曾昭抡被调到武汉大学执教。这时他已经身患癌症（夫人和亲友向他隐瞒了病情），但仍然努力工作，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并亲自执笔撰写了第一册《通论》。 　　凋零于“文革”风暴 　　 1966年年终，武汉大学开始大乱。1967年年初，曾昭抡被冠以“全国大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曾国藩的孝子贤孙”等罪名进行批斗，甚至家人向曾昭抡本人保守五年多的“癌症秘密”也被造反派当着他的面在批斗大会上揭开，而他的助手们大都被隔离、批斗，没有人再能关心他。在这种折磨下，他的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他的身体，他病倒了，被送到邻近的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普通病房治疗。 　　 “文革”动乱中，曾昭抡保存的大量日记，在抄家运动中灰飞烟灭。 　　 曾昭抡去世前，他先后失去了妹妹和夫人。1964年3月，他的妹妹曾昭�在各种运动和政治清理双重挤压下，患了精神抑郁症。12月22日，她从南京郊外灵谷寺灵谷塔上跳下身亡。 　　1966年8月24日，他的夫人俞大■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造反派限令曾昭抡三日内从武汉赶回北大处理后事，否则尸体火化，财产充公。这时的曾昭抡，为自己几十年恩爱妻子的突然惨死却不能见上最后一面而极度悲伤，面对当时打砸抢的局面，考虑到北大大乱，又无子女陪同去北京，武汉大学组织上劝他以参加武大“文化大革命”为由，电复北大代为处理后事。 　　 1967年12月8日，一代宗师曾昭抡默默地离开了人世，终年六十八岁。曾昭抡和俞大■未生育子女，一代英才的骨灰被他的远房亲戚捧走，洒入滚滚长江之中。 　　时间的流水带不走如烟的往事，曾昭抡永不褪色的人生传奇，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激流中显示出一种力量。科学家曾昭抡躲不过叵测的命运，但高贵的精神，战胜了时间。■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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