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篼军 “棒棒军”和“背篼军”

　　这里记录的，是那些从边远山区来到城市谋生的农民，他们处于城市的底层。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一块试金石，照见各种人心。一些人对他们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一些人则对他们蔑视或厌恶；有学问的人把他们作为“边缘人”进行研究；有良心的人对他们施以怜悯和同情；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对他们加以关注并试图理解……无论城市怎样看待和对待他们，他们都从容地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创造着自己的生活。
　　
　　一、 从“川军”入黔到“黔军”崛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像其他的大中城市一样，山城贵阳遭遇了外来打工的农民大军，不过百十来万人口的城市，很快就被塞得满满的。操一口川音的四川人，拿着扁担挑着箩筐，浩浩荡荡穿行在大街小巷，一路吆喝着，挖泥巴、盖房子、掏厕所、爬梯子、拉板车，五花八门，是活就干；既不挑肥拣瘦，也不漫天要价。很快，贵阳城里上至身价百万的富翁，下至收入几百元的市民家里，所有的重活、脏活、累活、苦活都让他们垄断了。贵阳人给这些打工的农民起了个雅号：“川军”。在四川和重庆本土，他们的另一个称谓：“棒棒军”。
　　四川土地肥沃，号称“天府之国”，但终因敌不过人口众多，在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剩余劳动力就开始大举向外扩张。当初，川军刚入黔的时候，来自同一个家族或乡村的人们结伴同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团结就是力量。家乡的亲情、友情在异乡变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川军靠人海战术，农村包围城市，齐心协力，卖苦力挣钱。一时间，到处可见的川军，使那些曾被视为最“下贱”的工作，变成了激烈竞争的目标。山城贵阳的日子因此显得快乐。
　　川军的到来，改变着城市的面貌，也改变着传统的观念。没几年，川军迅速占领一个又一个城市，连那些不知名的小集镇，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80年代末，川军入黔达到高峰。有人做过统计，一年中，川军从贵州带走的人民币在7亿元以上。这个数字曾经使贵州的一些经济学者深感痛心，一个本来就不富裕的省份，居然流走了7亿元！人们大声疾呼“黔军”应该崛起，走出大山，到城市里来寻找发展的机会。然而那时，封闭的贵州山地上的农民，还流连在自己贫瘠的土地上苦挨苦熬。
　　勤劳和聪明是川军最大的本钱，也是他们所向披靡的秘诀。在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西南大城市的成功实践，使川军不断成熟。他们一边劳作，一边将目光投向更远处的沿海和中原地区。渐渐地，人流朝着广东、深圳滚滚而去；再后来，又挥师东进浙江、上海，北上北京、东北。剩下的小股部队，放下背兜扁担，挑起箩筐，推起板车，开始在贵阳做起小生意：从批发商那里兑来水果、蔬菜，大街小巷串着零卖，或摆开修鞋摊，或在澡堂里给人擦背修脚，或者开起了餐馆饭店，逐步晋升到商业阶层。川军的演进终于将进军贵阳山城的机会留给了黔军。
　　黔军不像川军那样浩浩荡荡，声势显赫，他们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贵阳。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每当清晨来临，太阳还没睡醒，就有一些包着帕子、穿着百褶裙、缀着大耳环、扎着绑腿的个子小小的少数民族妇女，提着硕大的编织袋，默默地行走在晨光熹微的街道上。她们在一栋栋居民楼的垃圾道翻拣，在街道两旁的果皮箱中搜索。等到人们上班时，她们早已背着鼓鼓囊囊的大编织袋回到住地分拣收获。到了中午，她们又再次出行，搜索垃圾。这些女人大多数来自被称为“歪梳苗”和“打铁苗”的两个苗族支系。几年时间里，拾荒的人数不断增加。渐渐地，在贵阳市的几座大型垃圾填埋场附近，出现了许多棚屋区，聚集起一些以捡垃圾谋生的群体，这座城市里多了一种被人们称为“拣渣渣”的以拾荒为业的人群。再后来，一支被称为“尖尖苗”的妇女也进入了城市。尖尖苗举家进城从事的不是拾荒，而是拉着板车沿街卖煤巴，那时，贵阳市还有相当一些居民使用煤炭做燃料。别小看了这些女人，正是她们，拉开了黔军入城的序幕，跟在她们后面陆续来到的，是高原上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黔西北高原山区的农民坐不住了，他们成群结队涌入贵阳，大街小巷到处可见背着背兜满街游走的人群。他们帮人抬泥巴，背东西，搬运货物，成为继川军之后第二支大规模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群体。贵阳人称他们为“背兜军”。这时期，贵州省开始大规模的道路交通建设和城市建设，“背兜军”顺利接过川军的接力棒，开始了在城市中的创业生涯。
　　黔军大多生活在地理条件和生活条件艰难的高原喀斯特山区。打开地图就会看到，这些地方万山耸峙，石峰连绵，景色壮丽而土地贫瘠，是贵州人口密集程度较高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少的地区，也是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织金县为例，36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70多万人口，平均1平方公里土地需要养活200多人，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高速发展的城市，就成了山地人的希望之都。
　　古老的山地与现代城市有着天壤之别，对于黔军来说，城市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他们能够在城市里找到谋生的方式吗？他们能在这里建立根基吗？城市人能接纳并允许他们成为其中的一员吗？一切都是未知数，而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走进山城探险来了。
　　
　　二、拾荒有着大学问
　　
　　黔军进入贵阳的先头部队是少数民族妇女，“歪梳苗”是先驱者。“歪梳苗”这个称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学分类，是因为妇女们把木梳斜插在头发上而得名。苗族人口近千万，由于战争等种种复杂原因，自古以来以不断的迁徙写就了他们全部的历史，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传统。过去，大多数苗族以“游耕”方式生活，在山地上且耕且走。他们的祖先从早期居住的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又迁到西部山区，乃至迁往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从延续迁徙传统的意义上看，“歪梳苗”从乡村进入城市，就是很自然的事。
　　在迁徙过程中，不同的支系由于环境的差异，就构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技术。“歪梳苗”生活在贵州西北部的高寒山区，那里土地贫瘠，生存条件极其艰难，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多种生活技能，如卖药、下苦力、帮人种田、挖煤等。当他们进入贵阳之后，很快就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先是去挖河道、抬泥巴，之后，一些女人发现拾荒是一种容易的谋生方式。
　　“城里可以拣渣渣卖钱嘞！”“歪梳苗”对“打铁苗”说。在“歪梳苗”之后进入城市的是“打铁苗”。“打铁苗”名称的由来，据说是因为他们擅长打铁。这个支系居住在距离贵阳不远的惠水摆金―带。惠水盛产稻谷，被誉为“米乡”，尤以一种被称作“黑珍珠”的黑糯米著称，是贵州较为富裕的地区。可是，当社会学者张寒梅对惠水摆金的一个有200多户、1000多人口的苗寨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看上去比较富裕的地区，仍然面临着生存的威胁：2000年，全村约有70%的人家粮食够吃，有30%的缺粮户；每人年均货币收入220.11元，每月每人18.34元，其中拾荒、打工、背背兜是至关重要的经济来源。在她调查的众多女性中，一位叫美英（化名）的妇女结婚后，家里只有三个碗、三双筷子、两张板凳以及0.6亩土地，拾荒成为美英婚后生存的重要选择。拾荒可以挣钱解决化肥、种子、医药以及孩子读书、子女婚嫁等一切生活需求。
　　在持续了十几年的拾荒生涯后，“打铁苗”村寨中参加拾荒的家庭达80％以上，拾荒的原因也从为生存计扩展为多种需求。一些比较富裕家庭中的年轻女孩也加入了拾荒的队伍，这些女孩子之所以去拾荒，更多的是为了到贵阳去看花花世界，经历一下令人羡慕的城市生活，再用拾荒挣来的钱买几件时髦衣服。每年春种秋收后，女人们就三五结伴进城拾荒去了。
　　拾荒要克服许多困难，经历许多的磨练。那些七弯八拐的街道、比山还高的楼群、呼啸而过的车流、陌生的人群、听不大懂的语言、从未见过的人与事，叫人又迷惑又害怕。冬妹第一次去贵阳拾荒，刚一上街就迷路了，直到三天之后才被人领回住地。从此，她只能与别人结伴同行。
　　拾荒者也从经验和教训中学会了许多东西。一天晚上，琴妹和几个姐妹刚在租来的棚屋间住下，就听有人在打门。问说：“谁呀？”来人说：“查暂住证！”几个人一听就懵了，只听说有身份证就行，还要什么暂住证?话没说完，闯进来几个男人。来人说：“有暂住证没有？没有就交罚款！”一边就凶凶地到处搜查。琴妹们不敢怠慢，赶紧掏出十几天辛苦找来的几十元钱。那些人却说： “不够不够，还差得远呢！”他们搜了半天，确信再也搜不出钱了，这才作罢，临走丢下一句话： “明天晚上回来把钱交齐。”她们吓得一晚不敢睡觉，第二天找同村人借了钱送到派出所。谁知派出所的民警说，他们根本没有查过什么暂住证。琴妹们才知道被人敲诈了。房东大嫂是个好心人，赶紧帮她们办妥了暂住证。
　　拾荒需要掌握许多专业知识。如何从废弃的物品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从垃圾里淘出金来，是一门精深博大的学问。单是给垃圾分类就够你学的，分类的水平决定着收入的高低。一个普通的玻璃酒瓶值0.10元，一个啤酒瓶值0.20元，而一个茅台酒瓶却可以卖出l至3元。旧烟盒的价格绝对是普通废纸的五倍，而名牌香烟盒价格还要高出许多。还有那些包装袋、易拉罐、碎玻璃、废铜烂铁五花八门，有的论斤卖，有的论件数，还有不同的质量等级要求。这里面既有关于分类的知识，也有价格系统，甚至还包括销售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的基本训练。
　　跟拾荒人聊天，总会听到一个不断重复的经典故事：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捡到一个旧烟盒或是月饼盒，里边居然藏着几千或上万巨款……讲到这里，故事的叙述者会由衷地感叹一句： “真是搞到事�！”那眼睛里就流露出真诚的羡慕和期盼。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在拾荒人中广为流传。当她们每天离开家门去捡拾垃圾的时候，正是这种幻想在不断激励着她们的信心。毕竟，拾荒是一个每时每刻都有新发现的工作。
　　
　　三、每一个拾荒者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张寒梅是位年轻的社会学者，她从1998年11月至2001年3月，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追踪调查被称为“打铁苗”的苗族支系的拾荒生活。她跟随着女人走街串巷去拾荒，体验她们的感受；也跟随这些女人回到家乡，分享她们回归自我的喜悦和踏实。在《城市拾荒人》一书中，她记录了一位拾荒者的一天。
　　素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年前，小女儿死于疾病，她与丈夫带着儿子来到贵阳。
　　6点40分吃罢饭，外面还在下雨，我们就出发了。沿着大街小巷，素芳一路找寻，垃圾筒、清洁车、垃圾道是她光顾最频繁的地方。她动作快，眼睛灵，一个院坝好几个垃圾道花不上2分钟就解决。她说，现在捡的人还不太多，每个地方都会有无数的人光顾。
　　我跟着素芳穿梭在各大街小巷之间，每到一个拐弯处她都会回头看我是否已经跟了上来。她说：“字我不认识，路我全都熟悉。”话语间流露出一丝自豪。
　　在一处拐弯的地方，素芳不注意，口袋碰到了一位穿戴整洁的中年妇女，素芳急忙停下脚步，以一种哀求的神情看着她。中年妇女轻轻拍了一处衣角，没说什么就匆匆离去。素芳感激地望着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告诉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会被破口大骂的。
　　尽管素芳很努力，几个小时都不停地在走，但四个半小时才捡得一袋。
　　回到“垃圾分选场”，素芳麻利地把几个口袋摊开，将上午捡来的两袋废品仔细进行分类。她触摸这些垃圾就像触摸自己心爱的饰物一样亲切，里头有酒瓶、瓶盖、杂料、纸壳、骨头、水泥袋、铜、铝等。她告诉我，分类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关系到销售和收入，必须细致地分。她拿着一根日光灯管敲下灯头告诉我：“这灯头可当铝卖。”又拿着另一种我也叫不出名字的灯，取下芯子说： “这里有铜。”看来这里边也有许多学问。
　　下午6点，素芳将最后一次捡来的垃圾分类完毕，开始了“卖料”的工作。这一天，素芳找了十二三元钱。
　　晚上10点10分，素芳回到住地，与三位合伙拾荒的室友分配当天收入。今天她们每人分得23元。
　　这一天，张寒梅有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当她们面对外部世界时，往往采取一种忍耐、宽容、谦和的态度，以使自身得到有效的保护；在内部合作中，又要坚持真诚、公平的平均分配制度，在严格遵守的游戏规则下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
　　拾荒人有自己的伦理观念。一次，一位拾荒女突然分娩，时值寒冬腊月，按苗族的风俗，女人在别人的屋里生孩子，是会给主人家带来厄运。于是那位产妇冒着生命危险，艰难地走出棚屋，将孩子生在寒冷的户外山坡上。其他的人纷纷围聚在产妇身边，用棉被和衣物为她遮挡住凛凛寒风。
　　正是这种彼此搀扶、和谐相助的内部关系，使这些孤独柔弱的人能在危险四伏的都市中生存下来。夏日的午夜，大群的打工者有时会露宿街头。这种情况下，男人总是睡在外面，女人和老人、孩子则躺在中间，那是一幕幕让人永远难忘的景象。后来，为了整治城市环境，也为了他们的安全，城市管理人员不再允许他们露宿街头。于是，他们便在城郊集体租住房子，分摊房租。
　　在城市底层艰难却又充满希望的生活中，拾荒人中流传着许多令人难忘的歌谣：
　　高跟皮鞋尖又尖，
　　跑去贵阳捡来穿。
　　要有本事捡得到，
　　不得本事望人穿。
　　无人上贵阳，
　　庄稼就遭殃。
　　有人上贵阳，
　　庄稼有点样。
　　人人说是上贵阳，
　　贵阳有个渣渣房。
　　别人说是渣渣苦，
　　渣渣更比当官强。
　　
　　四、分工决定了拾荒者的社会等级
　　
　　拾荒这个行当里有着相当细致的分工和鲜明的社会等级。从分工上看，大致可分为拾荒――收荒――收购――加工销售，分工不同标志着他们在社会地位和经济等级上的差异。拾荒人处于最低层，工作最辛苦，收获也最少；收荒人处于中等阶层，收人略高，无需捡拾垃圾；废品收购者地位最高，获利最大；到废品加工业主这一层，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家了。
　　拾荒人绝大多数是女性，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男性在拾荒队伍中的时间不会长，只要找到其他工作，他们便立刻离开拾荒行业，哪怕新的工作比拾荒更脏更劳累。拾荒很辛苦，不仅收获微薄，还需要极大的心理耐受力。
　　收荒人中许多曾是拾荒人，有了一点积蓄，又摸出一些门道，身份很快就发生了转变。收荒需要有一定的本钱，约有1000元左右。但要善于做生意，善于讨价还价。他们要掌握各种废旧物品的收购和卖出单价，而且知道在哪里出售可以换来最大利润。这种营销技术对于少数民族妇女而言无疑有着相当的难度。于是，赚取更多利润的机会就留给了那些受过一些教育的男性，其中又以汉族的男性为主。他们是拾荒人中聪明的一族，待到积累更多，他们就迅速转行，改去做其他小生意，因此又是变化最快、最能适应城市生活的一类人。
　　王德才来自织金，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极善于发现生财之道的脑筋。他看见城里人流行全自动洗衣机、大屏幕电视机以及环保电冰箱，而农村集镇上嫁姑娘娶媳妇，又时兴送一些二手电器。于是他便开创了一条财路：每日里，王德才推着一辆自行车，沿街收购旧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稍事修理之后转卖到农村。这么一倒腾，一台电视机最少也可以赚四五十元钱。由于王德才们的工作，二手电器便源源不断地销售到了边远的乡村集镇。我在六枝长角苗支系的社区调查时，曾参加过一个叫小金盆的青年人的婚礼，在他新房最显眼的地方赫然摆放着一部这样的电视机。村里人拥挤在新房里伸长了脖子试图看清那一团模模糊糊的画面，小金盆站在一旁，脸上是一副骄傲又满足的神态。
　　收荒者之上是更顶尖的一个阶层，那就是收购商。这些收购商具备更大的经济实力，可以一次性收购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物品，销售到加工部门去。这个层面的人大多是本地人，谙熟经营之道。他们高踞于拾荒者队伍的宝塔尖上，这类人数量很少，获利也最大。当然，他们有时也会冒较大的风险。
　　
　　五、沸腾的垃圾场
　　
　　四年前的一天，我将领口、袖口、裤脚等凡是可能会被灰尘和细菌侵入的地方都束得严严实实，又在头上戴了一顶帽檐宽大的帽子，装束得像是一名走进核污染区的士兵，然后迈步走进了这座城市中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大转弯垃圾场，感觉自己像个奔赴沙场的勇士，心里被激壮的情绪填得满满的。
　　眼前是一幅壮丽的场景：十几辆满载城市垃圾的大卡车呼啸着，一辆接着一辆奔了进来，盖在上面遮挡垃圾的白色塑料布旗帜般高高飞扬；车后，翻卷起滚滚尘烟……
　　填埋场内，早就聚集着一大群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人背上都背着一个硕大的竹背篓。汽车一进场，就像士兵听到了冲锋号，人群奋不顾身地朝着汽车奔去。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动作敏捷，手中的铁钩子只一下，便牢牢抓住了奔驰的卡车，两步三步便飞身上了卡车。然后，一面呼叫着指挥垃圾车倒车、卸货，一面开始在车上寻找目标，手脚麻利地将找到的可用之物放进背后的竹篓中。车下，没有飞车本事的女人、老人和小孩们也不甘示弱，争先恐后地围在了车旁，推推拥拥地开始同样的寻找工作。一些身体更弱的争不过别人，只能跟在后面捡别人挑选剩下的东西。那场面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一辆翻斗车卸完垃圾，开走了，留下一堆垃圾。那堆垃圾旁立刻团团地围上一圈人，一个个铁钩子熟练地翻捡着，很快，大堆的垃圾被挑拣完毕，一台推土机“突突”地开过来，将垃圾推下山谷。又一辆卡车跟了上来，前番情景又一次开始重演……填埋场上，汽车马达声、喊叫声搅合成一片。
　　在车流中断的间歇，是难得的休整时间。人们就地而坐，男人抽上一支烟，心满意足地将一口烟吐了出去，女人们围成若干的小圈子，或给孩子喂奶，或扯些家常，旁边有几个男人在同她们嬉笑逗乐。除了疲惫之外，我没有在他们的脸上看见厌倦和烦恼。
　　每日，这个垃圾填埋场内要卸下150至200车城市垃圾。在这个城市里，像这样的垃圾填埋场有五六个，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垃圾量在大量增加。
　　这是四年前的一个场景，那时，贵州山地的农民刚刚走出大山，来到城市，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后来，政府主管部门下决心对这些垃圾场进行了整治。
　　
　　六、垃圾村的管理者
　　
　　陈老板是当地的农民，原先，除了自家田地上的活路外，还兼做些收荒的生意。跟其他的收荒人不同的是，他是个懂得管理出效益的人。他与环卫部门签订合同，承包垃圾填埋场，承诺对这里的卫生、安全、拾荒人员等进行文明化管理；条件是除了交付承包管理费之外，还必须投资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建一定数量的垃圾村公寓，建一座垃圾回收场等。
　　小陆兵今年20岁，读过初中，人很机灵，在垃圾场拾荒三年。陈老板承包了垃圾场的管理业务后，决定建立文明安全的捡拾垃圾制度。于是，小陆兵被聘为管理员，任务是指挥进场的垃圾车将垃圾倾倒在合适的位置，同时招呼拾荒人按规矩操作。他的权力很大，如果有人不听指挥，乱爬乱抢，他就有权将违规者驱赶出去。每天，小陆兵一手拿话筒，一手举着指挥棒，场内一两百号拾荒人和翻斗车驾驶员、推土机驾驶员都得听他调度。这项工作很称他的心，尽管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累。
　　陈老板除了承包管理，还承包了收购，拾荒人的收获只能卖给陈老板。这样一来，那些挑着箩筐、推着板车、成天等在垃圾填埋场门口收荒的人都不来了。陈老板的儿子小陈强放学以后，也来帮着父亲做些收购工作。“业务太多，忙都忙不赢嘞”，陈老板说。
　　垃圾场修建了拾荒人公寓，月租金30元。周边的一些农民也仿效陈老板的做法，在自家房前屋后修建了一些简易房屋出租给拾荒人。垃圾分选场则免费提供给拾荒人使用，这样一来，破破烂烂的棚屋不见了，铺天盖地堆放的垃圾如今都被整整齐齐地归类堆放。
　　垃圾村里有专设的蔬菜粮食专营点以及小型烟酒杂货店，还有一家“服装专卖店”。专卖店设在一辆三轮车上，店主是同样出身于拾荒业的黄开明。他了解拾荒人的需求，销售旧服装和解放鞋。解放鞋不仅适合解放军行军作战，也适用于拾荒人。因为价格便宜，经济实惠，生意倒也做得下去。
　　城市社区建设中讲究一条龙、系统化服务，垃圾村同样基本上实现了经营、管理、服务和教育的一条龙。正像管理学家们常说的那样，好的管理可以产生好的效益，陈老板管理得好，他的腰包也越来越鼓了。
　　
　　七、天中学校是孩子们走出垃圾村的人生起点
　　
　　前些年，垃圾村曾是环境卫生和计划生育的盲区死角，成了“超生游击队”和辍学孩子聚集的地方。政府部门十分头疼，但孩子们很快乐，这里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城里孩子丢弃的玩具在这里重新发挥作用。妹英今年8岁，她的工作是照看小妹妹。当爸妈去拣垃圾的时候，她负责抱着妹妹看守拣来的物品，等待父母捡拾完毕再进行分类。小妹妹津津有味地玩着一个捡来的芭比娃娃，那个娃娃缺了一只胳膊，披着一头金色的长发。
　　小碧英随父母来的时候才4岁，今年她13岁。小碧英熟悉这里的每个角落，也熟知垃圾分类和收荒价格，她常常从与收荒人的讨价还价中为爸妈多卖些钱。小碧英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平日里，她负责煮饭喂猪洗衣服分拣垃圾带弟妹。后来，小碧英的爸爸从拾荒者变成收荒者，她家的经济就一天天增长起来。再后来，家里养了十几头猪，小碧英又兼任了饲养员。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治之后，垃圾村变得整齐有序了，还办起了一所“天中流动人口学校”，以校长陈天中的名字命名。陈天中原本是织金县来的拾荒人，上过中学，做过小学教师。在垃圾村承包人陈老板的帮助下，天中学校修建了4间教室，还有水泥做的乒乓球台。学校建成后招收了40多名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学校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教学和管理，每周一早晨举行升国旗仪式，有4位老师，都是陈校长从织金老家请来的。按照国家教育部门的规定，孩子们每学期需交纳140元学杂费，父母们基本上都能按时交纳。他们说，让孩子们读点书，学点本事，将来不再干拾荒这个苦命的活路。天中学校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他们走出垃圾村的人生起点。
　　有一天，贵州啤酒厂的年轻人给孩子们送来了许多书本文具，还为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们捐赠了5000元钱。
　　
　　八、生活在异乡的人们
　　
　　垃圾填埋场里的拾荒者大多来自黔西北高原上的纳雍、织金、六枝、关岭、镇宁以及南部的惠水、都匀等地。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的男性，他们不愿走街串巷拾垃圾，宁愿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中讨生活。因为在集体化规模化的劳动中人人平等，不会像在大街上那样可能遭遇蔑视和羞辱。即使在最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在求温饱的基本需求时，人的尊严也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从“打铁苗”、“歪梳苗”、“尖尖苗”以及其他许多女性拾荒者对艰难生活的惊人的适应力和耐受力中，我也感受到同样强烈的人的尊严感和意志力量。
　　当山里的人们走进都市，面对全新的而且每一天都充满着机遇、挑战、威胁以及未知的城市生活时，他们的适应能力令人惊讶。仅仅几年时间，一些人已经从拾荒和“背兜”生活中走出来，开始从事新的更富于挑战性的工作，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完成了从贫困向小康的跨越。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不仅基本解决了温饱，还在家乡盖起成片的新房子。每逢新年到来，他们便穿上城里买来的新衣服，穿着新皮鞋，回到家乡。那是他们一年中最快乐最自豪的日子，多多少少都有些衣锦还乡的感觉，那是付出了艰辛劳动换来的。
　　贵阳山城这几年变化很快，昨天背兜们还在工地上背泥巴，今天，一座座漂亮的广场就出现了。广场上不仅有大片的绿草地，还建有玻璃金字塔。广场上还安装了一座特大型电视屏幕，足有一个小篮球场那么大！每天晚上，劳累一天的背兜们和拾荒者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一边休憩，一边欣赏那硕大的电视。他们想了解更多更远更新的信息，看处身其间的这个花花世界每天发生的变化……

推荐访问:背篼 棒棒 “棒棒军”和“背篼军” 棒棒军 三城棒棒军重庆方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