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与香港“羿楼”】羿楼的含义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纷纷撤离，而时居法租界拉斐德路的柳亚子却因病不能成行。这对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他来说，其焦虑和痛苦是难以想象的。
　　一天，柳亚子闻知何香凝女士及其儿媳廖梦醒等亦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立即携夫人前往何寓所送行。
　　柳亚子与何香凝的交情非同一般。早在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时，柳亚子即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一道为前线将士捐献衣物，并建立伤兵医院。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被捕时，正是柳亚子陪同何香凝到法庭大声抗议并坐到深夜，直到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同意放人。次日，也是柳亚子亲赴上海公安局办理保释手续，将廖承志接回。之后廖承志在中共的安排下前往川陕根据地参加红军，临行前他特地给柳亚子留下一封信：“希望先生能够在每月中花一些时间，如能这样，我母亲就不致如在无人岛上了。”此后，柳、廖两家患难与共，过往甚密。
　　分别的气氛是伤感的，尤其是在战乱的环境中。面对热泪盈眶的何香凝，柳亚子怅然无言。他们握着的手久久不能分开，仿佛默默传递着祝福和难舍的情愫。一旁的廖梦醒早已不能自禁而失声恸哭。
　　友人的离去、环境的恶劣，给柳亚子的心境以极大影响。他蛰居寓所，杜门谢客。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犹如一种活埋，于是他自题寓庐为“活埋庵”，表达了一种自嘲与无奈的情绪。
　　不久，汪精卫投敌叛国。沪上更是腥风血雨，暗杀成风。
　　忧心如焚的柳亚子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胡氛未扫，朋旧凋零。既痛逝者，行复自念，澄清暂未有期，终当以忧愤死耳。”面对险恶的环境，柳亚子不得不有所准备。在一个风狂雨骤的夜晚，他心境坦然地挥笔写下了遗嘱：“余以病发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俱在。断不使我家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书付儿辈。亚子。”
　　柳亚子处变不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决心跃然其间。
　　应该说，在当时滞留上海的名人中，柳亚子这个目标是比较大的。为此，许广平、阿英、王任叔等都曾先后劝其早日离沪，以防不测。但他们的劝说均未达到效果，真正改变柳亚子态度的则是朱舜华女士。用柳亚子自己的话说，“离开上海的计划，实际上是朱舜华女士替我决定的”。
　　早在1931年，朱舜华即参加了由何香凝、柳亚子组织的“国难救护队”，因此柳亚子一直很信任她。这天，她来到柳宅，非常坚决地要求柳亚子立刻离开上海。柳亚子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1940年11月12日，因为这一天对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朱舜华的一席话对柳亚子触动很深，以致抗战胜利后柳亚子在其《八年回忆》中还能清晰地记录下朱舜华当时的原话：
　　“听说汉奸想来绑你的票，我相信你不会软化的，他们也不敢动手杀害你。绑去以后，他们一定以上宾之礼待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也许你的老酒会喝得很过瘾。不过，这时候内外隔绝，他们一定不让你与朋友见面；一方面却盗用你的名字，捏造你的文章，今天一个宣言，明天一个通电，闹得满天星斗起来。当然，朋友会相信你的人格，也相信他们捏造的文章一定不会这样，是瞒不过明眼人的。但是西子蒙不洁，你又何苦来着？为了你，为了国家民族，我还是劝你走的好。你到了大后方，总也不见得会默默无闻吧。与其著书传世，何如以政治主张来挽救国家民族的重要呢？”
　　这番话讲得既明白又犀利，柳亚子没有理由不重视。他遂决定离开上海，并为此忙碌起来。凑巧的是此前已赴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次女柳无垢返回上海，带来了香港友人希望他前往香港的意愿。
　　12月12日夜，柳亚子携夫人、无垢等一行5人悄然登上上海开往香港的“亚洲皇后”号客轮，结束了“活埋庵”3年的生活。
　　
　　以“后羿射日”典故名其居为“羿楼”，昭示抗日的决心
　　
　　初到香港，感受着维多利亚海湾扑面的气息，柳亚子觉得特别的兴奋。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与上海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具有中西合璧的现代都市特征，商业气息无处不在，虽置身全新的环境，柳亚子却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
　　柳亚子在九龙德成街稍事安顿后，便迫不及待地携夫人、无垢等一道前往“双清楼”看望阔别三载的廖夫人。“双清楼”曾是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时作画吟诗的地方，先生殉难后，何香凝颠沛流离，却始终以此名“自榜其居”。
　　故人相见，自然非常高兴。柳亚子不仅见到了廖夫人，还见到了廖承志、经普椿夫妇与廖梦醒、李少石夫妇。大家畅谈了3年来的经历，庆幸动乱之秋大家均安然无恙。何香凝随即宴请柳亚子。香醇的红葡萄酒激活了柳亚子久违了的诗意，他情不自禁地大声吟哦自己的即兴之作：
　　门第双清旧廓恢，
　　依然兰玉秀庭阶。
　　云台小耿无双士，
　　玉镜温郎第二才。
　　报国十年誓薪胆，
　　深谈一夕接风雷。
　　只惭老我衰颓甚，
　　努力终期后起来。
　　柳亚子有些动情，竟致手舞足蹈。他的情绪深深感染了大家，聚餐随之演变成了一次宣泄民族情感的聚会。
　　10多天后，柳亚子移居柯士甸道107号。这是一处依山傍海的公寓式3层楼房，环境优雅宁静。在附近的半坡楼房中还有挂着“中国红十字会”与“赈济委员会”两块招牌的杜月笙公寓。柳亚子全家住二楼，显得很宽敞。此次迁居，柳亚子有诗云：“草树依然入望青，投荒聊遣慰伶仃。深惭诸葛隆中宅，敢拟遗山野史亭。”
　　虽然远离风雨故土，但柳亚子始终不能忘记那片被蹂躏的土地。于是他以古代神话“后羿射日”的典故名其居为“羿楼”，昭示其矢志抗日的决心。
　　柳亚子抵香港的消息很快在香港文艺界传开。其时许地山先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他随即出面举办欢迎柳亚子抵港茶会。时在香港的文艺界名人陈君葆、乔冠华、杨刚、叶灵凤、戴望舒、郁风等数十人应邀到会。其中有故交，亦有新知。大家畅谈甚欢，不免有沧桑今昔之感。在这样“小集萃群贤”的氛围中，柳亚子除感激外自然是要吟诗的：
　　新知最欢洽，
　　旧雨有绸缪。
　　异域成嘉会，
　　华年付激流。
　　柳亚子在香港的怡然心情并未能维持多久，因为内地发生了一件令大家十分震惊的事件，这便是“皖南事变”。
　　
　　从杜家大门走出来的柳亚子昂然挺胸，一身正气
　　
　　皖南事变前夜的政治风云可谓波诡云谲。
　　柳亚子虽身处香港，却能感受到内地有一股与抗战主旋律不和谐的逆流，不免焦虑担忧。
　　这天，柳亚子接到何香凝托人捎来的邀请，希望他立刻至何宅晤面，柳亚子随即匆匆前往。来到“双清楼”后，柳亚子意外地见到了宋庆龄与曾任国民党海外部长的老朋友彭泽民。未及叙旧，何香凝便快人快语：
　　“今天请大家到寒舍来，是开一个四方会议。内地形势堪忧，有一股逆流在潜滋暗长，如任其发展势必影响抗战大局。我们虽身处香港，但亦应有一个政治态度。”
　　柳亚子这时才明白何香凝请他来的目的，同时又为何香凝这种为国事而操心的精神所感动。
　　大家觉得何香凝的提议很好，是需要有一种正义的声音来影响时局。经过商议，决定由柳亚子起草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宣言。
　　柳亚子责无旁贷，一腔激情挥洒笔端：“最近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实事，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日已成之基础毁于一旦。而时事所趋，又非昔日。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不堪设想矣。”
　　宣言最后大声疾呼：“慎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该宣言由宋庆龄领衔，何香凝、彭泽民、柳亚子联袂署名。作为时在香港的国民党左派人物，他们的声音所代表的是一种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民族意志。
　　宣言印刷稿很快被送到香港各大报馆准备发表。但出乎柳亚子他们意料的是，就在他们商定宣言内容的时候，皖南事变已经爆发。只是他们身在香港，并不知情。当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将一份刊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送到何香凝手中时，他们才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和经过。
　　宣言晚了一步，情况发生了变化。考虑到此时叶挺将军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如宣言发表是否会影响到叶挺安危，柳亚子有一种顾虑。他匆忙赶到“双清楼”与何香凝商议，最终达成共识：暂缓发表。
　　一身疲惫的柳亚子刚返回寓所，便有不速之客来访。
　　两位来访者递上一张名片，柳亚子接过一看，原来是上海滩青帮头子杜月笙。不过名片上印的头衔是：中国国民党赈济委员会常委、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柳亚子知道杜月笙是当时蒋介石派驻香港的私人总代表，凡涉及与香港有关的重要的、隐秘的事务，蒋介石均委托杜月笙全权办理。
　　虽然杜宅相距很近，但毕竟天色已晚，加之如此邀谈令柳亚子心存不快。他不禁面露愠色，只默默饮茶，不予理会。
　　但来人丝毫没有去意，且频频相催。柳亚子看这架势，知道此行是躲不过了，遂决定前往看看这位杜老板究竟想干什么。
　　见到柳亚子，杜月笙还是很客气的。他一面张罗着让佣人泡茶，一面对柳亚子说：“听说先生和孙夫人、廖夫人正准备发表什么宣言，我以为现在要保住希夷（叶挺字）性命，这宣言是万万不能发表的。”
　　“我和廖夫人不是已经答应了你们吗，现在是我们应该要求你们履行保证释放希夷诺言的时候了，你们还迫我干嘛呢？”柳亚子不卑不亢。
　　“各家报馆都已疏通好，没有问题，就是《星岛日报》的金仲华不好办，他强硬得很，还没有答应不发表呢。”
　　柳亚子至此才明白，把他弄来这地方的缘故是为了对付金仲华先生的，心中非常生气。恰好这时杜月笙手下有一个不识相的家伙一旁插话，捏造一些新四军莫须有的罪状，又说廖夫人受人利用。柳亚子忍不住拍桌大骂：“我今天的让步，答应不发表宣言，完全是为了你们以释放叶希夷为条件而答应的，我现在来这儿，也是为此。难道是为了听你们这种三等走狗的教训而来的吗？”
　　杜月笙见事情弄僵，便制止手下，同时与柳客气了一番。这次话不投机的见面很快便告结束。
　　从杜家大门走出来的柳亚子昂然挺胸，一身正气。
　　此后，他依然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一起为争取时局好转大声疾呼，并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叶挺，团结御侮。同时他亦以诗作来释放自己忧愤抑郁的心境。
　　
　　皖南事变后要求国民党“严惩祸首”，反遭开除党籍
　　
　　在香港的柳亚子诗作甚多，字里行间跳动着他急切的忧国之心以及坚定的抗战之志。其中有“长城转战无坚垒，穷岛栖迟有胜缘”，“讨夷歼逆平生意，安得天声沸海尘”，“扫净倭氛吾辈志，白山黑水莽无边”之句。此后，他在《光明报》中的一席话充分注释了这一时期他的以诗言志：“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岁不尽十五日，余始自歇浦来止于九龙，朋好过从，唱酬频作。明年一月遽有皖南之变，大敌方张，阋墙内�，忧愤抑郁，无可告语，则益托之于诗，揭橥报章间，累累然成帙矣。”
　　柳亚子的诗文屡屡见诸海外报端，特别是对国民党当局的抨击，在海外产生广泛的影响。重庆当局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由于右任、吴稚晖出面，多次函电邀请柳亚子前往重庆。不久，张继又奉命函邀柳亚子抵渝主持编撰国民党党史，并许以优厚待遇。柳亚子毫不犹豫地回信予以回绝。他称，若不能抵制反共逆流，真正抗日，则必然亡党亡国，“倘党国之不存，史于何用？”
　　这年的3月至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将在重庆召开。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叶楚伧与柳亚子曾同为“南社”中人，私交深厚，他受命电邀柳亚子到会。
　　虽然是故交旧友，但柳亚子并没有给面子。在回电中，柳亚子的措辞依然十分激愤：
　　重庆中央党部叶秘书长呈转中央诸同志勋鉴：
　　齐电敬悉，承召旨谕，同济时艰，惭感无任。惟是士君子出处，大节自有本末。闻量而后入者矣，未闻入而后量也。此次新四军不幸事变，中枢负责人士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埋冤，知岳侯之无罪。舆论沸腾，士民切齿，而当事者犹未闻有悔祸之心，何也？……谓当开诚布公于天下，以共见严惩祸首，厚抚遗黎，然后公开大政，团结友党。涤宦海之颓波，驱祸夷于穷岛。庶几还我河山，成功有日。弟虽然无状，要当抠衣扶杖，乐睹太平耳。否则，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弟泣陈词，刀锯待命，总理在天之灵，实昭鉴之。匆匆不备。
　　 弟柳亚子叩。
　　因当时叶楚伧生病住院，故柳亚子的信件由程沧波拆呈蒋介石。柳亚子的态度令蒋介石非常不悦。当时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吴铁城由南洋返渝途经香港，蒋介石电示他前往再次面劝柳亚子。吴铁城在杜月笙的陪同下往“羿楼”面邀柳亚子与其一同赴渝莅会，但柳亚子意志坚定，正言厉色说：“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暗杀，也决不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吴铁城最终无果而走，悻悻赴渝复命。柳亚子此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重庆不想去，去了做顺民，我不愿意。”
　　鉴于柳亚子坚决不合作的态度，在当局的授意下，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开除柳亚子国民党党籍。该提案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具呈，其中称：“查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自离沪到港后，先后在刊物及公开演讲场合，污蔑中央，作种种违反国策之诬论。经中央同人直接、间接婉请其来重庆，共济时艰，均未能奏效。此次召集全会，亦复去电敦促，接其亲笔代电，任意诋毁，殊属有违党纪，为特提请予以开除党籍之处分，以肃党纪。”
　　其实，国民党开除柳亚子党籍并不是孤立的事情，此举有警告在香港而亦不与当局为伍的宋庆龄、何香凝的用意。
　　闻知被开除党籍，柳亚子拍案大骂，怒不可遏。他在对报界的谈话中说“早该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提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
　　令柳亚子感到宽慰的是，他收到了共产党人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从延安发来的慰问电：“尚望本革命之初衷，凭奋斗之勇气，再接再厉，不屈不挠，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留正气。民国前途，实深利赖。”柳亚子随后寄诗答谢，其中有“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商山诸老欣能健，白头相期奠夏华”之句。
　　
　　面对病榻中的萧红，他写下了“天涯孤女休垂涕”
　　
　　皖南事变后，内地大批进步文化人撤退到香港，其中茅盾、夏衍、范长江诸君为柳亚子故交。港岛相聚，柳亚子非常兴奋。之后通过一些文化活动，柳亚子又结识了梁漱溟、杜国庠、乔冠华、千家驹、萨空了、胡风等一批抵港文化人。他们随后经常在柳亚子的“羿楼”相聚，吟诗说文，品评时事，酣畅淋漓。柳亚子有诗句“入座朋簪笑语哗，款客匆匆一盏茶”描述此景。“羿楼”一时在港颇具影响，群贤集萃，堪称“文化中心”。
　　当时茅盾在香港主编文学半月刊《笔谈》，柳亚子除应邀为该刊题签外，还连续发表了以近代历史人物掌故为内容的《羿楼日札》，为《笔谈》增色颇多。后来茅盾对此曾有如此回忆：“彼时我主编《笔谈》，蒙先生大力支持，每期为写《羿楼日札》一则，读者因柳先生之文而购《笔谈》者，比比皆是。”
　　当时在香港文坛有一位女作家很受柳亚子关注，她便是以《生死场》而名扬中国文坛的萧红。萧红在香港因地域与情感的因素，心情一直不是很好，身体也非常虚弱，至1941年底终因病重而入院治疗。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香港形势极度恶化。面对恶劣的环境以及人们匆忙的身影，萧红颇感心灵孤寂。此刻她非常渴望身边有一位长者能像鲁迅当年那样对自己关心和帮助。
　　萧红曾经将目光投向过茅盾先生。她听说茅盾由组织安排即将离开香港，迫切希望能与之同行。遗憾的是茅盾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萧红那时的悒闷心情以及对他的依托。事后他不无追悔地说：“我不知道她之所以要离开香港，是因为她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等我知道了而且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萧红埋在浅水湾已经快一年了。”
　　幸运的是，病榻中的萧红还是遇到了一位宽厚的长者。当时柳亚子因频繁接触香港文艺界，很快就听说萧红入院以及经济窘迫的情况。他随即开始张罗，与周鲸文、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一起解决了萧红的住院费，继之又亲临探望。
　　柳亚子的突然到来，萧红既吃惊又感动。面对长者和文学前辈的宽厚安慰，她不禁潸然泪下。看着躺在病床上情绪沮丧的萧红，柳亚子鼓励她坚强起来，战胜疾病，树立生活的信心。
　　柳亚子与萧红相交于病榻前，之后他时往探视，侧坐而谈，不以为累。一次，柳亚子又来看望萧红，恰逢萧红丈夫端木蕻良在她病榻前端药侍茶，聊天解闷。柳亚子十分感慨，即兴作诗《赠蕻良一首并呈萧红女士》：
　　“谔谔曹郎奠万华，温馨更爱女郎花；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
　　诗中所说的曹郎即端木蕻良，因他原名曹京平，故有此称。
　　柳亚子将此诗写下后交给萧红。萧红很高兴，庆幸自己又找到了一位像鲁迅一样的长辈，关心她的生活，点拨她的人生。
　　一日，柳亚子捧来一束盛开的菊花。那菊花绚丽多姿，透出沁人的清香。萧红将鲜花久久抱在胸前，若有所思。
　　柳亚子将萧红手中的鲜花拿过来，插在一旁的空水瓶胆内，并对她说：“好好休息，争取早日康复，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可是要等着读的哟。”
　　萧红使劲地点点头，她要柳亚子靠近她而坐。他们娓娓而谈，人生、文学，包括一切感兴趣的话题。萧红兴致极高，谈兴很浓。极善写诗的柳亚子于是提议写诗，以诗抒情。
　　萧红想到来香港后，在朋友中与柳亚子相识最晚，又相交于病榻，而这位长者的关心是仅次于鲁迅的，不禁感慨万千。她颇为动情地自吟了一句：“天涯孤女有人怜”，此后怅然挥泪，难以续作。此句包含了萧红丰富的情感和对人生的体验。一阵沉默后，萧红喟然叹道：“安得病愈，携观电影，更就酒楼小饮，则其乐靡穷矣。”柳亚子闻之亦为感叹和动容。他随即在萧红病榻前赋诗一首赠予萧红：
　　轻�炉烟静不哗，
　　胆瓶为我斥群花。
　　誓求良药三年艾，
　　依旧清淡一饼茶。
　　风雪龙城愁失地，
　　江湖鸥梦倘宜家。
　　天涯孤女休垂涕，
　　珍重青韶鬓未华。
　　端木蕻良后来回忆说：“在柳先生身上，我们发现师道和友情萃于一身。在一位纯真的老者身上，滋润着热情的灵苗。柳先生平身饱经忧患，但他总给别人以鼓舞和信心。”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时，震惊海外的港九战争也爆发了。柳亚子撤离香港前，专程向病榻中的萧红辞行，没想到这次竟成永别。萧红终于次年一月辞世，葬于浅水湾。柳亚子闻之怅然赋诗：“杜陵兄妹缘何浅，香岛河山梦已空。私爱公情两愁绝，剩挥热泪哭萧红。”之后又在一篇记萧红的随笔中说：“以女士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而疾病困之，忧患中之，致令奄然长往，一瞑不视，宁非人世之大哀矣。”与萧红这段短暂的忘年交一直令柳亚子难以释怀，他后来专门治印“伤春悼红之楼”一枚，以为纪念。
　　
　　周恩来致电廖承志，特别关注柳亚子的安全
　　
　　1941年底，香港这片游离于战争之外的“世外桃源”终于被裹胁了进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开始进攻九龙，港英政府随之切断港九交通。措手不及的柳亚子一家在友人的帮助下被迫离开“羿楼”偷渡香港，暂寓“保盟”本部。之后在中共的精心安排和营救下，从长洲岛到广东海丰，再辗转到桂林，融入桂林“文化城”的抗战洪流之中。
　　当在港文化人身处危境之时，身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电告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令他们全力营救在港爱国文化人士脱险。周恩来尤其提到了柳亚子、何香凝的安全问题。柳亚子抵达桂林后，周恩来还专门致电云：“亚子先生出险，欣然无量。其行止自以在桂林小住为宜。退隐峨眉，亦未尝不可重整‘南社’旧业。”周恩来的建议，柳亚子颇以为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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