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博明谈,如何打造国际一流投行 程博明

　　 编者按： 　　 　　 打造国际一流投行是中国证券业的一个梦想。 　　 尽管中国证券业已经保持了连续六年的盈利纪录，但行业利润却未能跟上GDP的增速，危机式的监管令券商创新动力越来越小。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水平，相当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现在是中国证券业最好的发展时机，也是最考验行业智慧的时期。
　　 中国GDP规模全球第二为证券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需商业模式的转型才能摆脱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只有从红海格局转向蓝海的智力跟资本竞争，才能进入国际一流投行行列。作为国内证券业国际化先锋的中信证券，其经验与教训均弥足珍贵。
　　 2011年的冬日，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接受《证券市场周刊》的专访，畅谈中国证券公司打造国际一流投行面临的问题与求解思路。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年12月15日提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证券业作为金融服务中介，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展方式转变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力量。由此证券业面临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打造国际一流投行的时机已经成熟。
　　打造国际一流投行，这是郭树清提出的一个理想。身为中国第一大投行，也是目前唯一一家A+H上市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600030.SH，06030.HK）一直在向国际一流投行的目标奋斗。一个冬日的上午，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坐到《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对面，畅谈中国证券公司迈向国际一流投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求解思路。
　　
　　第二大经济体呼唤一流的国际投行
　　《证券市场周刊》：投行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与之相对应，本土一流的国际投行建设提上议事日程。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也于不久前提出了打造国际一流投行的设想，你认为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产生国际一流投行的现实条件？
　　程博明：投行的发展跟一个国家经济总量、股票市场发展、债券市场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相一致，陆续出现了美林、摩根士丹利、高盛这样一大批全球一流的华尔街投行；野村证券伴随着日本的经济腾飞，1989年全面赶超当时的华尔街第一大投行美林。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的确已经具备了产生本土一流国际投行的条件。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股票市值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债券市场全球第五，这些都为国际一流投行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证券公司经过近年的综合治理，抗风险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客户保证金托管在银行、依靠净资本低杠杆经营，基本上没有系统性风险，证券公司已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证券市场周刊》：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以银行为主，伴随着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银行系统相应地积累了巨额风险。证券公司在分散或化解系统性风险方面，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程博明：把银行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经济体大量的风险集中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加上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业务受到管制，中国的银行业已经进入需要不停地补充资本金以增大承担风险能力的恶性循环，“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目前中国的金融总资产超过90%集中在银行，5%在保险公司，证券业仅占2%，加上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很高，前五大主体的市场份额达60%，银行已经“大而不能倒”。
　　与信贷市场相对应，商业银行仍然是债券市场承销与交易的主力军，即大部分债券只是在银行之间自我循环，并未实现“真实销售”，风险也就未能得到有效分散。
　　而证券公司业务的本质是买卖的中介，功能是组织市场、撮合交易，多方向、多层次、多角度为客户提供服务，以赚取买卖佣金与差价为天职，不会把过多风险留在资产负债表中，市场层次越复杂、产品越丰富、投资者越多元化，风险分散的效果越明显。随着企业债、公司债等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的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证券公司可以促进中国债券市场结构更加合理，可以促进债券的真实销售，实现风险的真正转移，将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进行逐步释放，协助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所以证券公司也就具有“小而不能倒的必然性”。
　　证券公司由于紧贴市场与客户，可以通过产品、服务的不断创新，充分地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与风险分散功能。在融资功能方面，证券公司可以提供多样化融资产品，分流银行信贷的融资需求，改变实体过度依赖银行系统配置资源的局面，提升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在风险转移方面，证券公司可以设计和销售投资理财产品，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投资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流动性，分流过度集中于银行储蓄的压力，分散过于集中的风险，协助将储蓄转化为投资。
　　
　　《证券市场周刊》：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2年经济工作必须继续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你认为证券公司可以在这些方面做出哪些贡献？
　　程博明：证券公司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因其与实体经济联系紧密，证券公司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中大有可为，可以通过为企业投融资、并购重组、管理升级、财务顾问及技术进步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促进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促进产业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有序转移和合理流动。
　　证券公司可以推动创新机制的形成。通过中小板或未来的新三板上市融资、直投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参与高科技企业的资本再运作，支持高科技企业孵化成长，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全社会创新机制的形成。
　　
　　《证券市场周刊》：你的意思是中国的证券公司可以成为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并重的金融机构，在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传导政策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而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力量。证券行业承担如此重任还有哪些差距？
　　程博明：首先是整体规模偏小。2011年整个行业净资产6300亿元，相当于一个农业银行；净利润约400多亿元，仅相当于一个招商银行。证券行业集中度偏低，前5家公司总资产占比仅25%，而银行业前5家占比达60%以上。全球金融业的实践表明，越是大公司越能发挥更大的功能。
　　其次是业务结构有待创新与优化。目前中国证券业的各业务构成，跟美国20世纪70年代极为相似，基本上以通道业务为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资本中介业务收入占比逐步超过传统中介业务。中国证券业的未来增长点，也在于新的创新业务。
　　第三是业务竞争力方面与国际投行差距较大。根据彭博统计，在2011年全球股票承销排名中，前20位中仅有包括中信证券在内的两家国内投行，市场占有率不足1%；而高盛排名第一，市场份额9%，差距很大。公司债券承销前30名中中国证券公司也仅有中信证券一家，排在第29位，第一名的摩根大通市场份额为6.1%，中信证券仅为0.7%。并购业务排名中，中国投行更是在50位之后，第一名的高盛市场份额为23.74%，排在54位的中信证券为0.46%。
　　第四是国际业务占比有待提高。考评一个投行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海外收入成为重要的考评指标。中国的证券业主要还是以国内市场为主。以中信证券为例，到现在为止海外收入占整体收入为4%左右，海外能够有效配置的资源有限，短时间内无法与欧美的国际大行进行强力竞争。要称得上国际一流投行，必须建立符合投行自身发展的网络布局，培养丰富可供配置的资源，海外收入占比起码要超过20%。
　　
　　繁荣的资本市场与边缘化的证券行业
　　《证券市场周刊》：刚才你已经提到，中国证券业的规模和地位在金融系统中相对较低，处于边缘化地位，现在中国证券业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程博明：正如之前谈到的，中国目前金融体系依然处于银行为主的时代。2011年股票和信用债券融资合计2.2万亿元，仅相当于当年新增贷款的30%，其中股票融资7011亿元，小于建行一年新增信贷规模；信用债券发行规模1.5万亿元，仅相当于工行与农行两家新增贷款之和。
　　银行新增存款7万多亿元，38家商业银行仅上半年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就超过6885亿元，而45家证券公司2011年发行集合理财计划90只，发行规模778亿元，银行2011年上半年的理财规模就是证券业全年的9倍。事实上，银行已经累计发行理财产品将近20万亿元，导致居民资产配置主要集中在银行。
　　现在中国证券业还处于初级阶段，A股市场以金融、资源、能源为主，市值超过50%，而国家控股33%的上市公司，市值却占到70%，高档次的投资银行业务的服务需求不够大，在金融创新的法律环境与市场条件不匹配的情况下，如果放弃零售的经纪业务，利润增长和资本积累将大大下降。
　　
　　《证券市场周刊》：从2007年到现在，股票流通市值成交量不断翻番，而证券行业的利润逐年下降，预计2011年只有400多亿元。对于这个情况你怎么看？
　　程博明：导致这种怪现象主要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很多业务还是牌照监管，繁荣资本市场带来的很多业务机会没有被创造。由于牌照之间封闭运行、相互独立，这种商业模式最大的特点是有很强的可复制性。每家证券公司在获取任一牌照之后，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模仿对手，或者竞相降价的方式，迅速扩大市场份额，这种商业模式造成整个行业同质化经营严重，专业服务水平低下，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难以满足实体经济的多元化需求，最终造成了整个证券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和创新乏力。因此，证券业目前仍未摆脱靠天吃饭和同质化竞争的特性，业务集中度进一步分散，大者不强、小者不弱，竞争已成红海。
　　目前，经纪业务佣金率仍在下滑，通道业务收入增长已到极限。市场佣金总体水平由2006年的1.9‰迅速下降至2011年末的0.69‰；自营业务更是靠天吃饭，2011年行业自营整体亏损严重，不但不能贡献收入，反而需要其他业务线输血；股票融资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大型企业IPO项目继续萎缩，费率进一步下降，债券融资仍然是商业银行的天下；资产管理业务规模仍突破乏力。
　　现在证券业的创新业务都需要监管部门批，行业整体创新乏力。
　　创新就是要打破思维、勇于尝试，“敢为天下先”。这也是投资银行这一“狩猎民族”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核心价值。
　　证券业的创新，主要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通过不同风险偏好、不同组合，实现融资、投资、理财的中介；而创新必然有失败的风险，要宽容试错，在不涉及到系统性风险的领域里，让市场主体去承受风险，并享受风险收益。
　　
　　《证券市场周刊》：除了由于监管过严导致的活力不足，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证券行业的边缘化？
　　程博明：监管过严的重要因素是历史上证券公司经营不够规范，乱世用重典导致的，目前随着行业整体实力的提升，监管部门也逐步提出要放松管制。其他导致边缘化的原因，由大往小列举，一是发展阶段，证券业的发展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二是发展方式，中国金融资源的配置依旧是以银行体系为主的，证券业无力超越经济体制；三是证券业自身进取不足、规范不够。
　　就证券业自身而言，主要因为中国证券业发展几经波折，尤其是到了2002年，证券公司更是经历了大洗牌，不少证券公司破产倒闭，凡是度过当年危机的证券公司，后来都享受到“通道制”在牛市的利益。这让部分证券公司有了“剩者为王”的后遗症，只要活下来，总能等到赚钱的时候，让证券公司畏首畏尾，不能放手去进行创新试错。2006年股改拉开的牛市行情，让证券公司盈利丰厚，“小富即安”成为一种通病。
　　
　　证券业亟待突破发展瓶颈
　　《证券市场周刊》：对于建设国际一流投行，中国证券业准备好了吗？
　　程博明：中国证券业经过“十五”期间的综合治理和“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证券业整体实力大大增强，微观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一是规模与经营能力大幅度提高，证券业“十一五”期间扭转了“十五”期间全行业亏损的局面，2011年末全行业净资产达到6300亿元；二是从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规模上看，目前中国证券业约达到美国证券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与90年代初的水平，其中中信证券目前的净利润约为高盛1995年的水平；三是通过客户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净资本管理等方面的措施以及资本的大幅度充实，实现了风险的有效隔离，能够控制在个案的范围内，自我承担风险能力已大大增强；四是具有大幅提高资产运用规模的空间，目前证券业的负债/净资产比例不到两倍，处于净资产经营状态，适度提高杠杆率可以为投资与融资发挥更大的作用。
　　
　　《证券市场周刊》：当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倒逼证券公司根据市场的特点和变化，结合自身情况，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传统业务已走到极限，怎样才能实现突破与转型？
　　程博明：占据领跑优势的证券公司也是最先改革商业模式者。
　　改革商业模式的前提是必须做好自己，面对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证券业应该敬畏市场，做好当下，对每一块业务精耕细作。目前证券业的通道服务型商业模式，潜力已近挖尽，应向交易驱动模式的资本中介业务发展，就是要大力发展如融资融券、做市等以撮合客户交易为目的，风险暴露较低的相关业务。
　　改革就需要把握制度改革先机。因为市场发生变化而提出制度要求，制度的出台是确认新的市场规则，并进一步影响市场运行，对于以通道业务为主营业务的中国证券业来说，积极参与制度改革，充分做好准备、把握先机者能够占据领跑优势。
　　以中信证券为例，我们制定了业务转型的三个方向：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型；由以股为主的业务模式向股债并重的多元化业务模式转型；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型。
　　
　　打造国际一流投行亟须政策支持
　　《证券市场周刊》：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必须让证券业各主体各自归位，还原本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程博明：一是放松现有的净资本监管。我们与国外同行和国内银行等竞争对手面临不同的净资本管理要求，它们是用总资产做事，我们用净资本，结果是国际投行的杠杆率危机前高达40倍，目前则在15倍左右，国内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也在15倍左右，房地产开发企业杠杆率也接近5倍，而中国证券公司的杠杆率只有1.3倍。
　　中国自2001年开始提出净资本管理，2006年提出《管理办法》，为规范经营、控制风险提供了有效的监测指标，这种净资本管理被全球证券监管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的监管方式，但是我们的净资本监管体系是过于严格的体系，比《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还高，虽然控制了风险，但也束缚了手脚，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严重阻碍了证券行业的正常发展。此外，各大证券公司虽在银行拥有授信额度，而实际操作中由于种种限制很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因此，证券公司很难充分利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为客户提供服务，难以发挥资本中介功能。
　　二是对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建立事后评价与惩罚机制。审批制下的业务或产品创新难以及时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如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审批了三年才最终推出；而债券报价回购业务申报已过一年，至今尚在逐一审批中。因此，建议修改《证券公司业务创新工作指引》相关条款，将创新业务由审批改为备案制，并增加“事后评价与惩罚机制”等条款，加快产品创新的速度。
　　三是放松客户保证金监管，鼓励优质证券公司试点自主清算和托管。第三方存管模式是特定时期“乱世用重典”的产物，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国外均不采用该模式。因此，建议修改《证券法》中“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应当存放在商业银行”的规定，恢复证券公司作为金融机构的本来面目。
　　四是大力发展与实体经济直接联系的金融产品。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产品主要投资于股票、债券等，很少直接投资于实体经济。因此，建议扩大公募基金和证券公司集合计划投资范围，增加非上市股权、债权、并购项目等投资品种，如开发类信托产品、并购基金等。建议放开证券公司直投基金的额度限制，力争让证券公司直投成为中国PE行业的主导力量。
　　五是支持提高行业集中度，发挥分散系统风险的功能。近年来证券行业的业务集中度进一步下降，前5家只占26%，109家证券公司在相差不大的水平上拼杀，形不成领跑行业的集团力量，没有充分发挥证券业整体分散系统风险的能力。我们建议出台相关政策促进行业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培育几家能与国际一流投行直面竞争的证券公司。
　　
　　国际化不是“占领”华尔街
　　《证券市场周刊》：中国加入WTO十年了，证券业一直尝试国际化，无论是走向海外，还是引入海外投行作为股东，成功者寥寥。但经济危机余波未尽，能否请你谈一下国内证券业国际化背景和总体思路？
　　程博明：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国内证券公司必然跟随客户的国际化而国际化，应该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互补国内业务为前提，专注于跨境业务。一方面，国内客户“走出去”产生了大量的境外上市融资、投资以及跨境并购需求，国内投资者海外财富管理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国际客户“引进来”带来了人民币债券、QFII及国际板等业务机会。证券公司要加快提高跨境业务能力，逐步确立在大中华市场的竞争优势，逐步提升跨境业务的收入占比，分散单一市场波动的风险。
　　中信证券的国际化是将公司的境内优势扩展至境外，充分利用公司境内的资源、经验和网络，在境外优先发展公司的优势业务，并最终建设成一个“境内外匹配、业务多元化、一站式服务”的跨境投行平台。
　　
　　《证券市场周刊》：按照你的意思，现在中国证券公司最好是跟着客户国际化，那么机会到底在哪里呢？
　　程博明：现在大家一提到国际化，马上就想到要去华尔街开设一家分公司，或者去并购一家欧美的投行，中国的证券公司国际化不是“占领”华尔街，也“占领”不了华尔街。
　　投行作为一个中介服务行业，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证券公司可以帮它们一起做很多事情。我们有个简单统计，过去5年，企业在海外与国内市场的融资业务规模是2:3，但我们所覆盖的仅仅是这其中国内的“3”，即融资总规模的60%，而对海外“2”的融资业务，只有少量涉及。这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再有，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到海外投资，主权基金出海；在香港仅人民币存款就有5000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证券公司的优势恰恰就发挥出来了。比如，目前海外唯一一单人民币的IPO项目就是我们牵头在香港完成的。中国投行现有的客户和能力，是我们发展的基础；而更大的基础，是中国的实体经济还保持着健康和良性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脱离现有的基础与国外投行到海外市场竞争。
　　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行业生态、企业经营等方面已经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很多对中国情况了解透彻的基金经理与分析员，在海外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海外投资者对简单的“中国增长故事”已经不感兴趣，而通过海外投行隔靴搔痒的研究建议，或传递二手甚至三手信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长期专注中国业务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他们需要真正的中国声音。这种背景之下，中国证券公司跟随相关企业国际化，就会更多地得到国际机构的认可。
　　
　　《证券市场周刊》：国际化对证券公司来说是综合实力的考验，中国的证券公司要想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现在中国证券公司准备好了吗？
　　程博明：我们有过一个统计，过去3年美国华尔街董事（Director）级别以上的华人投资银行管理人员，已经有超过10%回流至香港或国内市场，中低级别人员回流比例远远超过10%。回流的管理人员中，相当部分直接加入中资投行，其中中信证券2011年引进有海外背景的员工113人。在经历多年海外经营后，中资投行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逐步建立了股票债券承销、研究、销售交易等全球性投行体系，在海外市场的理解与项目协调、执行上，已具备一定的能力。
　　尤其是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中资投行由于扎根中国，对中国客户有较高的依赖度。中资背景与长期的服务承诺，使中资投行在中国客户与海外机构的博弈过程中，能在符合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提出解决方案，在关键环节上帮助中国企业保持信息的对称性，在各个关键环节保护中国企业利益。
　　与外资投行相比，最了解中国企业的仍然是中资投行，这是文化、经济、体制等各方面因素产生的现实，中国故事由中国人来讲，在熟悉、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规则后，中国企业的事由中资投行执行，无论是从效率、对发行人的理解、对发行人的故事的阐述等角度看，都体现更强的优越性。
　　以中信证券H股项目为例，中资投行以国际资本市场的逻辑体系，配合对中国证券行业的理解，构建完整的投资故事与财务分析，并深刻且有效解答投资者的疑虑。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中资投行主导承销团的全球客户网络及研究渠道，向投资人传递信心，消除发行人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股票的发行提供“稳定器”作用。
　　中资投行较强的资本实力以及对企业的了解，成为发行的关键基石，并增强市场投资者的信心。中信证券H股项目全由中资投行担任簿记管理人，国际投资者将此安排解读为项目得到“中国背书”，加上社保基金等中资机构的参与，对海外投资者信心带来非常正面的提升。
　　
　　《证券市场周刊》：以中信证券自身的国际化为例，中国证券公司到底应该怎么样走出去？
　　程博明：2011年6月，中信证券国际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达成协议，收购其旗下里昂证券和盛富证券19.9%的股权。未来，中信证券仍将持续、积极寻求海外业务合作伙伴，不限于自建、并购或合资等多种形式，充分合理利用境外募集资本金，适时建设完成最有利于匹配中信证券现有优势地位的海外业务平台。
　　我们现在国际化的要诀就是：中国企业国际上走多远，中信证券提供的金融服务就走多远。从目前看，我们的能力圈还主要是跨境业务，也就是市场可以在国外，但客户一定是国内的客户，我们真正具备能力的范围，在于我们覆盖了450个国内大企业和高速发展的企业；覆盖了300个股票机构投资者，400个国内债券投资者，这是我们的能力。
　　中资投行在不能脱离现有的中国客户大前提下，如果要做好跨境业务，需要建自身海外销售体系和客户覆盖网络。现在中资投行最缺乏的就是在海外把股票卖出去的能力。中资投行往往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国内有很多好的客户的股票，到了香港就卖不出去。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海外网络与销售体系，不仅可以卖出去股票，还可以把中国机构投资者在海外的订单接过来。
　　做好跨境业务一定要做好包括固定收益、海外融资融券业务等业务在内的资本中介。这类海外资本中介业务也是和国内业务相结合，海外的融资融券业务目标客户也是中资背景机构。海外的固定收益很简单，我们甚至可以把外管局业务拿过来一部分，用海外团队就可以实现了。所以我们的海外战略也是包括构建网络和业务发展两部分。
　　国际化的一个重点是要建立境内外平台一体化的协作机制与流程。境内大平台积累了大量的优质客户资源，伴随着经济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些客户有大量的“走出去”、在境外上市融资、境外投资以及跨境并购的需求，需要借助于境外平台的资源；境外平台满足客户投资中国的需求需要借助境内平台的资源，如何充分发挥两个平台的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地服务客户，必须建立完善而具体的两个平台对接的机制与流程，并与考核指标直接挂钩。
　　
　　《证券市场周刊》：2011年下半年以来，美股下跌、欧债危机不断升级，香港市场亦不可能独善其身，发行市场环境并不乐观。与此同时，“中国故事”吸引力不再，中国证券行业传统业务仍没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中信证券能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成功发行H股，实属不易，请谈谈中信证券H股发行的相关情况。
　　程博明：中信证券的H股发行可以用“惊心动魄”来概况，非常不容易，但能够顺利完成H股发行，也是公司长期布局的结果。
　　纵观这些年的发展，可以说中信证券的成功绝非偶然。首先，中信证券注重战略研究，例如中信证券每年的工作报告都是几经讨论才能定稿，对市场、行业、公司现状进行深入的探讨，工作报告对公司的业务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2011年度工作报告中，我们对中信证券的新商业模式进行了总结，那就是“卖方积累资源、买方实现收入，二者循环促进”；其次，中信证券长期收集和分析行业、境外投行的信息，并在每年的工作会上，进行证券公司竞争力分析讲座，关注行业现状，推动行业发展。
　　在这次H股发行的过程中，我们按照国际投行的惯例，对传统业务进行了重新分类，即：中介型业务、资本中介型业务和资本型业务三大类。这种分类方式改变了业内习惯于把证券公司的业务分成投资银行、经纪业务、资产管理、自营投资等传统分类方式，而原分类方式偏重业务的单一性，束缚了证券公司的发展。
　　具体说来，中介型业务是指单纯提供服务、不占用资本金的业务，包括投资银行、经纪业务和资产管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卖方业务；资本中介型业务是指占用资本金、主要以服务客户为目的、风险暴露较低的业务，如融资融券、做市等；资本型业务是指占用资本金、主要以投资为目的、风险暴露较高的业务，如自营、PE投资等。资本中介型和资本型业务就是我们常说的买方业务。
　　从过去的情况看，我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中介型业务和资本型业务，这两类业务的收入占比甚至超过公司全部销售收入的90%。根据境外投资银行的实际操作情况，资本中介类业务所创造的收入占其全部销售收入的60%以上，我们在这方面也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业务重新分类的基础上，中信证券累计与超过300个机构投资者进行了沟通，95%的机构投资者对中信证券的故事和未来发展的前景表示认可，我们成功收获了六大基石投资者8.5亿美元的订单（占本次总发行规模的45%）。
　　中信证券的布局和综合优势赢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中信证券也将一如既往地服务客户、拓展业务、回报投资者。
　　
　　郭树清的国际一流投行构想
　　
　　本刊记者 李欣／文
　　什么是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在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看来，首先，作为一个行业，应该与中国经济实力、资本市场规模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相称。目前中国GDP总量和股票市值均居全球第二，但是中国的投资银行距离这个排名还相差很远。
　　第二，作为金融服务主要提供者，应当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和投资融资、资产定价、财务管理等需求。
　　第三，作为投资银行个体，在国际市场上有几家占据一席之地，能够与国际投资银行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至少在中国大陆和大中华地区这个市场上，利用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竞争实力。
　　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投行标准
　　一是，一定要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始终牢牢树立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
　　二是，实行良好的公司治理，要有良好的权力制衡。
　　三是，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敢于担当，而不是像有些西方投资银行那样――赚钱的时候都来了，承担责任的时候一个也找不到。
　　四是，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特别是要强调团队精神。投行与其他行业都一样，必须强调团队集体主义精神，没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投资银行是难以存在的。
　　五是，要认真履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我们投行一定不要忘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六是，要保持朴素的作风，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建设一流的国际投行要点
　　第一，要提高行业集中度，增强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要扩宽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通过IPO上市，同时打通债务融资渠道，夯实财务基础，增强财务弹性。坚持市场化原则，在控制风险前提下，鼓励行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鼓励行业差异化发展，形成综合经营与专业化经营、特色化经营共存的业态。
　　第二，要切实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做好投资者服务工作。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细分客户，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产品，把最合适的产品卖给最合适的人。
　　第三，推动行业创新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除了要完善创业板，搞好场外市场建设，做好融资融券业务，以及股指期货业务等之外，还应该研究探索一些新的产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鼓励发展和创新多元化的投融资工具。加强对高收益债券，特别是服务中小企业的高收益债券，地方政府债券或市政债券等固定收益类新产品，国债期货、资产证券化等衍生产品以及做市商等交易制度的研究设计。二是提高对创新事物的容忍度，合理确定创新失误与违法违规的区分和处理原则。积极研究创新产品和业务的激励保护机制，提升行业的创新动力。三是支持自律组织对证券公司创新的专业评价，积极推广创新成果。
　　第四，“以我为主”，稳步扩大证券行业的对外开放。支持有条件的公司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升国际影响力。要特别注意利用已拥有香港、台湾这样高度国际化经济体的条件，做好投行、理财、合格机构投资者、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以及资本项目的双向开放等方面的探索。
　　第五，完善净资本、杠杆率等指标管理，加强对风险的及时预警，审慎评估和有效处理，守住不发生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六，要加强服务，放松管制，改善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结合《证券法》、《基金法》的修改评估以及其他一些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进一步缩小行政审批的范围，下放一部分行政审批的权力，提高保留行政许可的工作质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程博明简历：
　　经济学博士。曾任金融时报社理论部负责人，北京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长城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信证券襄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10年2月10日起担任中信证券总经理。
　　
　　
　　跳出红海
　　 未来中国证券公司的竞争是“智力与资本”深度融合的竞争，跳出红海，才有成为国际一流券商的希望。
　　
　　“打造国际一流投行是一个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必须敬畏市场，只有精耕细作才能在转型过程中抓住先机。”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再三跟《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强调，国际一流券商是中国证券业的梦想。
　　作为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一直在国际化的征途上奔跑。从贝尔斯登并购的失意，到里昂证券的主动合作，中信证券国际化路径充满曲折，足以成为中国证券业国际化的教科书。
　　“国际一流投行没有标准，至少到目前为止国际上没有一个量化标准，从宏观数据来看，中国证券公司打造国际一流投行是有机会的。”程博明对美林、高盛、野村证券等一流投行进行数量化的比较后发现，中国证券业净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0.48%，根据美国、日本的行业经验看，该比率达到1.3%时，证券业的发展就相当充分。中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证券业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不相称。
　　中国证券业发展时间短，发展的过程却是波折起伏，监管层危机式管理成为常态。“监管是一方面，现在证券公司本身也存在问题。”程博明并不避讳国内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牛市时“小富即安”，创新动力弱，国际化视野不够开阔。程博明表示，现在中信证券的国际收入在5%左右，要想成为国际一流券商，至少要提高到20%。
　　中国证券业经历了2004年、2005年的综合治理，业务结构没有实质性转变，尽管开展了融资融券、直投等业务，但依然在通道制的约束下靠天吃饭。证券业尽管在规模上不断扩大，但行业利润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仅占2%。
　　“遏制边缘化，一方面需要监管松绑，一方面需要证券业自身的努力。”程博明称，银行的监管是最严厉的，但银行的理财规模在金融体系中是最大的，证券公司在这方面就很弱。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以来，释放了诸多改革信号，打造国际一流投行亦是其中之一。怎么做？是摆在证券业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尽管中信证券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已经成功国际化，也并不意味着具备了国际一流投行的基本要素。程博明称：“做大做强才能走出国门，商业模式的转变是摆脱目前红海竞争格局的唯一选择。”
　　商业模式困扰着整个证券业，“中国的证券公司拿到牌照就开干，大家做一样的活，最终形成恶性竞争。”程博明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全球第二，有足够大的市场空间，大家没必要进行同质化竞争，完全可以加快创新步伐，做自己最擅长的业务，将红海变成蓝海，这样才能将证券业的蛋糕做大。
　　中信证券一直试图跳出红海。2007年9月，对华夏基金的收购，标志着中信证券买方业务布局成功；当年10月，中信证券成立金石投资，将买方业务进一步扩大；当时，中信证券还洽谈并购贝尔斯登，遗憾的是后者倒在金融危机中。欧债危机爆发后，中信证券在并购里昂证券、盛富证券的行动中占据主动。
　　2011年12月17日，中信证券公告称，由于个别国家及地区的监管批准程序仍需时间完成，预计其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出资3.74亿美元收购里昂证券及盛富证券各19.9%股权完成的时间将延至2012年初。
　　据统计，目前中信证券的买方业务给营业收入的贡献率已经超过30%。
　　“中信证券的转型并不是业务线条的转型，所以各个业务板块还需要精耕细作，需要加强创新。”在程博明的构想中，中国证券公司未来的竞争是“智力与资本”深度融合的竞争，那些有能力将公司的资本实力、品牌、技术和机制等优势有机结合，并形成合力的公司将拥有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竞争力，才有成为国际一流投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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