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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思维 罗振宇音频【资本逻辑与空间规划】

    时间:2020-03-25 07:37: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资本逻辑与空间规划之间的内在关系。资本逻辑的空间规划不仅体现为劳动空间的重构,而且体现为生活空间与城市空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建构。这是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结构。资本逻辑不仅改变了社会历史的空间样态,使自然变成与人工相关的“第二自然”,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心理与意识空间。这也表明,第二自然意义上的空间并不是先验的存在,它与资本逻辑同体而生,是资本逻辑的展现境域。
      关键词:资本逻辑;空间规划;第二自然;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4-0025-07 收稿日期:2011-06-01
      
      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资本的逻辑不仅改变了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而且还改变了相应的时间与空间结构。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讨论,资本逻辑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时间与空间的重新规划过程。就时间方面来说,资本逻辑不仅改变了日常生活中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结构性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们面对社会历史时的时间意识。就空间方面来说,资本逻辑的展开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劳动空间,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与心理空间。资本逻辑对空间的这种重新规划,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本文主要是对《资本论》第一卷中资本逻辑与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发挥。
      
      一、资本逻辑与劳动空间的重新建构
      
      资本逻辑的轴心是追求剩余价值,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逻辑需要通过一些物质性的环节来实现。根据马克思的讨论,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获取绝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实现的,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时间维度的重新规划;一是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这是《资本论》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主题。也正是在这一部分,马克思通过“协作”、“分工与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章节,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空间的压缩联系在一起。我们以“协作”为例来具体说明这一点。
      从劳动的视角来看,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空间的意蕴发生了重要改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空间是第一自然,人们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是第一自然中的劳动空间。资本主义产生之后,劳动创造出了“第二自然”,空间变成了第二自然意义上的空间,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的过程就是对这种空间进行重新规划的过程,即将分散在不同空间的个体聚集在同一空间下,形成一个独特的劳动空间。“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虽然“劳动场所”开始还只是作坊的扩大,是一种量的增加,但当劳动人数增加,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社会平均劳动,发生质的变化。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工场中的“协作”通过空间的凝聚而降低了生产费用,提高了劳动效率。空间在资本逻辑展开过程中的这种作用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场所中的聚集,会使每个人的工作日成为总工作日的一部分,就更容易使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间接近平均劳动时间,只有当工人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时候,价值增殖规律才能实现。第二,这种空间的聚集提高了一些劳动资料的共同消费。“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等的仓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这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这时,共同使用的资料转移到商品中的总价值分配到较大量的商品上,每个商品所负载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就降低了。生产资料的节约一方面使商品便宜,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变了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例关系。第三,当许多工人在同一个空间中聚集时,他们不仅相互联系,而且能够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协作不仅创造了生产力,而且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且不说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除了通过空间的压缩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外,协作还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有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比如筑堤、灌溉、修路等活动。这种空间压缩与空间扩大并不矛盾,正是因为数量众多的人在空间上聚集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提高劳动的机械力,并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的劳动力,以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发挥个人社会种属能力。
      协作促进了空间的规划,这是对第二自然的空间的重新设置,使之更合乎资本逻辑的要求,或者说正是资本逻辑的展开创造了合乎自己需要的空间。这种空间的变化同样引起了时间的变化。聚集在一起的人数众多的工人,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或者还像过去一样,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或者通过分工形成总体的合作关系,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劳动时间的相应变化。对于同种工人来说,聚集在同一个空间下使个人之间有了竞争力,这是推动平均劳动时间形成的重要条件,并有助于通过激发个人的能力,以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不同种工人来说,这种分工式的协作更能降低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讨论分工就已经说明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分工与工场手工业”部分对此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述。
      空间的压缩不仅带来了劳动组合方式的变化,而且也带来了劳动管理方式的变化。协作的规模取决于资本家的购买力,而协作在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后,又能进一步提高资本家的购买力,这使得协作越来越有助于资本的积累,单个资本家也就越来越能积聚较大量的生产资料,购买更多的雇佣工人。可以说,协作进一步推动着单个人的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这时,对特定空间中的劳动管理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在资本的监督下,聚集在特定空间中的工人的劳动形成一个生产总体,劳动管理与监督似乎成为这一总体的保证。在这一总体中:第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目的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相对剩余价值更大。第二,工人之间的联系处于工人的主体意识之外。他们在劳动中的联系,是资本家观念的现实展现,工人的活动成为他人意志的体现。这使得资本主义的管理体现出二重性:一方面它体现为制造作 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资本增殖过程。就前者来说,这种管理具有社会性;就后者来说,这种管理具有专制的特征。也只有在这种协作以及其进一步的发展中,工人才能在特定的空间中将自己的工作固定下来,社会越发展,这种固定性也就越明显,工人的能力也就越聚焦于劳动过程的某个环节,其工作也就越来越具有物化的特征。到了二十世纪,这种物化在流水线生产中得到更为显著的表现,这正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讨论“物化”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一文中,我曾论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前者强调物质生产的人类学意义,后者则是对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逻辑的批判。协作所导致的空间压缩以及由这种压缩所带来的空间扩大,在这双重逻辑层面都存在,但在不同的逻辑基础上,这种空间压缩具有不同的历史性规定。在马克思看来,古代世界、中世纪都存在着偶然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但这是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这与资本主义的协作具有不同的性质。他甚至认为,相对于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并不表现为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倒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特征。按照本文的论述逻辑,前一种协作是对第一自然的顺应,而资本主义的协作则是对新创空间的重新安排,这种安排是以资本逻辑为内在灵魂的。这时的空间就不再表现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的存在,它与资本逻辑同体而生,这是一种新空间的生成。马克思说协作作为起点是与资本本身结合在一起的,同样,这种空间也是与资本本身结合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其特定的空间,由这种空间的扩张形成的第二自然逐渐覆盖第一自然,从而重新建构了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新的世界就会有一个相应的新的权力结构。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权力体现为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那么在新的世界中,权力一开始就是一种隐性的统治力量,在权力的表层,恰恰表现为一种个体之间的自由与平等状态。这就是资本的权力。在资本权力的作用下,特定空间中处于协作关系的个人,成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工人在协作中发挥出来的生产力仿佛成为资本天生就具有的生产力。当工人在新空间中的位置越来越固定时,资本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工人也就越来越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到了韦伯所讨论的科层制时代,这种权力也就越来越隐性地发生作用,资本的统治也就越来越匿名化。资本、空间、权力,这成为新空间结构的重要元件。
      
      二、生活空间与城市空间;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
      
      随着劳动空间从第一自然中分离出来并组成新的空间后,资本逻辑在生产劳动中的统治地位就会逐渐扩散到其他空间,并导致了人们生活空间的重组,在此基础上推动着城市空间的重构。
      当劳动生产形成了新的空间结构之后,对人们生活空间的重构就必然会被提出来;当劳动成为第二自然中的劳动时,人们的生活空间也必然被置于第二自然中,将人从第一自然中剥离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圈地运动就是这种剥离的一个重要方式。通过圈地运动,将人从第一自然中独立出来,并将第一自然变成受资本统治的第二自然。这是马克思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部分所讨论的问题。从土地上被赶出来的人,或者进入工场成为城市居民,重新安置自己韵居所,或者进入大农场,成为租地农场主的工人,这同样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这是生活空间重组的原因,而导致这一原因的同样是资本逻辑的力量。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空间的重组是与劳动空间的分离相一致的,这使得生活空间成为劳动空间的附庸,并往往隐藏在劳动空间的背后,而不为人们注意。我们先看农业工人的生活空间。马克思以不列颠农业工人为例指出:随着农业的工业化,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生产越来越集约化,农业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也快速增长,地租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则大大减少,农业工人的状况也越来越恶化,就连政府的《卫生报告》也认为,农业工人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根据马克思援引医务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12个郡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工人居住空间的一些特征:第一,随着土地的集约化,农业工人的居住越来越集中在一些农场主新盖的房屋里,这些房屋的总体条件很差。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中,汉特医生就描述过:“农民在风吹雨打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下来烤烤火,烧的是泥炭或用粘土和煤末做的煤球,碳酸气和硫酸气烟雾腾腾。小屋的墙是用粘土和石块砌成的,地是光秃秃的泥地,跟没盖房子以前一样,屋顶是一堆蓬松的湿秸秆。为了保暖,所有的裂缝都堵死了。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往往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第二,随着居住房屋的数量的减少,农业工人居住得非常拥挤。比如在贝德福德郡,在调查过的17户人家中,只有4户有卧室一间以上。在只有一间卧室(长12英尺,宽10英尺)的小屋里,住着3个大人和3个孩子,这还不算很差的。第三,居住的环境很差,没有可开关的窗户,除了水沟之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和排水设施。这种生活空间只是为了让农业工人有个临时性的睡觉场所,是为了让农民能够更好地劳动而设立的休息之地。也就是说,在农业资本家的意识中,为了追求利润,其他的都不再重要。工人的空间主要在工作场所,其他的空间是无所谓的。这是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
      能生活在祖辈相传的土地上,还不算最糟糕的。在讨论爱尔兰的农业工人居住空间时,马克思指出:“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像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这些人或者要到乡下成为农业工人,或者成为工业的后备军,过着一种摇摆于城市与乡村的生活,相比于有固定居住地的农业工人而言,这些人的生活空间更不稳定。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工业的进步,工业的进步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空间的建构与规划无不体现了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对于从远古时代到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空间的发展,苏贾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发展产生了村镇联合,“通过农业发明(农事和畜牧业)、手工业生产专门化形式的创造和商业贸易网络的发展而有的革命性社会生产领域中运作”虽然这时已有了各种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分工,城市的经济生活是形成村镇联系的一个动力,但城市中通过空间的集聚而创造出来的相互依赖与文化习俗,是许多事件的动力。在第二阶段,随着农业技术的革新,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产生了围绕着地理统治方面的政治革新,使人口规模空前和领土范围的复杂社会和文化的维持与管理成 为可能。这形成了帝国的都市化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统治向社会的更大范围的扩张。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是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随着一些工人逃出行会组织并在某些特定区域集聚在一起,不同于传统城市的新城市就处于形成之中。这是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如曼彻斯特就是这种城市的代表。马克思关注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随着工业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传统的城市或者被重建,或者按照工业生产与商业交换而改造。“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的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这种重建带来的结果就是工业与商业成为城市的中心,围绕着这些中心的是密不透风的房子,住着城市工业与无产者,原来住在中心的富有者不再满意这种环境,搬到风景秀丽的郊区了。工人的居住区成为城市空间中的贫民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以伦敦为例来对这种贫民窟进行了描述:“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小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象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这还只是一个简单的总体勾画,实际上工人的生活区比这里描述的还要恶劣。
      这种以工业、商业为中心,以贫民窟围绕着工业与商业中心,以中产阶级围绕着贫民窟,以最富有阶级为外围的城市规划在曼彻斯特更为明显。根据恩格斯的描述:曼彻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广阔的商业区,全都是营业所与货栈,这里不住人。在商业区的外围,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工人区的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高等的资产阶级则住得更远,往往是在郊区的别墅里。“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城市中心的营业所去,竞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因为从交易所向四面八方通往城郊的大街都是由两排几乎毫无间断的商店所组成的,而那里住的都是中产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愿意而且也能够保持街道的整洁的。”以上说的是商业区,那么工业区的情况呢?恩格斯以曼彻斯特旧城为例进行了分析。这些老城区的原住户都已搬走了,剩下的房屋已经破烂不堪,但只要有空地,人们就会在这里补盖起房子,成为附近工厂中工人的栖居地。在艾尔克河附近,这种杂乱无章且拥挤不堪的房屋更为典型。在这条河的附近,有制革厂、染坊、骨粉厂、瓦斯厂等,这些厂的脏水和废弃物都抛到河里,人们的生活污水也排放到河里,我们就可以想象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自由资本主义早期的城市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这种空间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资源、能源以及工人人口数量等相一致,正如恩格斯在描述了曼彻斯特旧城之后说:“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工业资本所形成的新的城市空间,与传统城市空间显然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城市空间以政治权力为中心而建构,新的城市空间以资本权力为中心而展开。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需要进行生活空间与城市空间的规划,而且还需要对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进行规划。我们先简要讨论国内市场的空间规划。比如在英国,这种国内市场的重新规划首先体现为城市与乡村的重新建构。通过圈地运动,传统的乡镇被推向了市场,这既解构了传统的乡村生产与统治秩序,同时又通过建立新的工厂而建立了不同于传统城市的新城市,特别是在交通发达、资源丰富的地区,新城市空间的重构更为迅速。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当然是与工业的发展相一致的,也体现了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次,通过区域的工业功能规划,使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功能。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劳动分工,但相对而言,每一个区域都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整体,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工业的发展,不同的区域有其不同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划分往往体现了资本的内在要求。比如就英国来说,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而隔海之望的爱尔兰,则是一个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谷物、羊毛、牲畜、工业产品等。这种区域空间的安排,体现了资本生产的总体性特征。
      与国内市场的重新规划相一致的,就是世界市场的规划。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曾指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各民族的历史能够得到平等发展,而是资本逻辑在世界空间的规划。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成熟程度,资本主义生产能力获得了长足发展,产品价格的低廉和丰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使得资本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规划首先表现为将落后的农业生产国变成工业国的原料产地。“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青等。”其次,随着工业生产人口的过剩,促进了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移民和将外国的殖民地化。这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表现为较为明显。当资本进入到这些国家时,实际上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的空间重组,比如在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空间就被新的生活空间所取代,而这种新的生活空间又与英国工业生产的空间规划相适应。实际上,这是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地球上一些地区变成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另一些地区则变成了工业生产地区。落后的农业国和殖民地则成为工业国的附庸。沃勒斯坦在论及美洲的殖民地时就指出,美洲的殖民地服务于两个目的:“第一,它们是所谓热带产品的来源――糖、棉花、烟叶――这些产品需要一种气候,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具备那种气候条件,扩大的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巴西和北美洲的南部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比较适宜,为此,英国和法国在这一地区获取了殖民地。……第二点而且也是殖民地相当不同的功能是,它是工业产品和转手出口商品的市场。”这种世界市场的空 间规划特征,沃勒斯坦的中心一边缘模式作出了很多的论述。而全球化更加体现了资本逻辑在世界空间的重新规划。
      
      三、心理空间与意识空间的重新建构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次全面的社会重组,这是旧世界的消失与新世界的形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散文诗般的笔调描写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传统的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之后,与传统相一致的思想意识也随之让位于与新世界相应的心理意识。这是心理空间与意识空间的重构,它从深层上推动着人们对资本逻辑的认同。
      人们的心理空间总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联。在传统的认识论研究中,人们将空间当做一个先验的存在,如在康德那里就是如此。根据本文的讨论构架,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先验的空间,那么它对应的是第一自然。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第二自然,这种第二自然的典型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第二自然中,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让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成就。黑格尔通过对“承认”问题的讨论,将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哲学的主题,所以在《精神现象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是到了“自我意识”部分,理性才真正地产生。这也就意味着人们的心理意识是与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紧密相关的,而这种日常行为模式又受到社会生活总体结构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就是受到了资本逻辑的影响。资本逻辑的实现过程不仅体现为历史空间的重新规划,也体现为心理空间的重构。这种心理空间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道德―伦理学的问题,因为一旦进入到社会生活领域,纯粹的认识论问题就会与道德―伦理问题交织在一起。
      我们前面讨论到了工人的生活空间,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生活空间直接影响到工人的心理空间。在马克思时代,当时英国的一些城市卫生报告就指出,工人居住空间的狭小,使得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挤在一起,“这必定使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乎是必然的……”当这种居住条件连为一片,构成了工人的生活区时,街区内的道德败坏就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对于那些没有固定的居住区而在小旅馆中停留的人,附近地区常常是流氓在进进出出,虽然有些村民能够保持纯朴的品质,但这种环境也易使人堕落。我们的确也很难想象,这种生活条件能够给人的心理以多少健康的空间。
      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是一个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实空间,这种空间成为人的思想意识空间的原型。如果说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次结构性的转型,那么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同样需要一次结构性转型。比如在《堂・吉诃德》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实际上,堂吉诃德的思想空间对应于中世纪的文明,但他生活的空间已经是资本主义文明,这意味着他的意识空间存在着一种错位。他思想中的图景是想象的中世纪,而现实的世界则是新的社会。这种空间的错位才是他不断地陷入荒谬境地的原因。思想空间的转换这一主题虽然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很深入的讨论,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讨论的方式,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就是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基础。这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问题,而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同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建构中,资本逻辑构成了其隐蔽的力量,而在现实的层面则体现为有意识的自由个体的实践。人们在现实空间中的交往过程体现一种商品交易的过程,而这种交易空间又为个体主体的存在提供了现实的保证。这使得在人们的意识结构中,自立的“自我”成为近代以来全部意识建构的核心,独立自我的契约关系成为人们讨论政治空间的原型。对于这种意识空间结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一开始就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揭示出这种意识形式对应于现代市民社会的形式。“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人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必然性。”如果我们将这种意识结构与弗洛伊德的讨论结合起来,社会空间与意识空间的关系似乎更为清晰。在弗洛伊德关于意识空间的讨论中,早年的他将之划分为无意识、前意识与意识,后来在讨论自我时又将之划分为自我、本我与超我。如在后一种划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社会空间与超我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了支配一切的地位,从而成为意识建构的原型。也只有在这种理性意识主导的情境中,无意识才会受到压抑。卢卡奇关于“物化”的讨论则揭示了生产劳动空间与人的意识空间的关系。卢卡奇讨论的是以“泰勒制”为原型的现代生产模式,这是与马克思面对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生产方式,也正是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才可能产生“物化”的心灵结构,并将这种物化深入到人的无意识深处。
      如果从资本的世界市场规划来看,这种空间规划与现代人的宇宙意识是同构的。实际上如果没有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人类就缺少全球航行的地理学基础。同样,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的观念对应的是资本的全球规划,没有这种规划,人们既无须将全球联为一个整体,也无须在这个整体上进行资本生产意义上的分工与整合。同样,正是资本的世界布展,培养与激发了人们的世界视野。
      回到《资本论》,马克思在讨论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如果从时间与空间的视角来看,这就是以空间的压缩取代时间作为获取剩余价值的境域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说到底是以空间的规划使生产与流通中所耗费的时间“0”度化。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空间布展的社会。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天堂的降临体现为一种千禧年主义这种时间意识的话,那么现代乌托邦则体现为一种空间的重新构想,这正是“乌托邦”一词的初始意味。这更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资本逻辑与空间意识的内在关系。
      
      [责任编辑: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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